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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团是在原师直的两个连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国华任团长兼政委。
这天是8 月1 日,人民军队建军的日子。师部驻地正在搭台子,战士们早就排练好了文艺节目,准备召开庆祝大会。
突然,地方情报站送来消息:有一股日军已从汶上县城出动,正向梁山而来。罗荣桓和陈光代师长立即通知部队准备行动,并派出作战参谋和侦察员继续侦察敌情。
原来,这股出来“扫荡”的敌人是日军第32 师团的1 个步兵大队。领头的少佐大队长叫长田敏江。此人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据说是日本天皇的亲戚,来华之前还受过天皇的召见。他的大队于5 月初离开东京,从青岛登陆,然后经济宁到汶上县驻防。这次他率领的大队和伪军共400 余人,携带两门重炮,一门步兵炮及10 多挺轻重机枪,于1 日凌晨偷偷上路,走了一天,8 月2 日经靳口过运河,企图寻找我军主力作战。
获悉来敌的准确情报后,罗荣桓迅速作出判断:这股敌人孤军深入梁山,没有后续部队,附近也没有可以依托的敌人据点,显然是骄气十足,没有把我军看在眼里。我师部这里虽然只有1 个营的兵力,但到处是青纱帐,可以隐蔽行动,打敌伏击。梁山以南20 多里,还驻有杨勇独立旅的1 团,可以调来参战。
罗荣桓一摇芭蕉扇,走到墙头的军用地图前。
瘦高个的陈光代师长已对着地图思考许久。他再次用手指一閺一閺地量好靳口至梁山的距离,转身对罗荣桓高声说:“吃掉它!送上门来的敌人,绝不能让它跑掉!”
两位指挥员意见一致:我军兵力虽达不到孙子所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的数量,但士气高,打游击战有经验,处于主动地位,如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完全有可能消灭这股敌人。
作战命令很快就下达了。师部特务营的两个连担负设伏任务。师骑兵连担负机动任务。独立旅1 团率3 营以急行军赶赴战地加入战斗。
罗荣桓又把各参战单位的指挥员找来,一起去看地形。
陈光有点焦急:“地形不是看过了吗?”
罗荣桓指着桌上的闹钟,笑笑说:“时间来的及。敌人拖着重炮,大热天行军,最快也得中午才能到这。战前让大家再熟悉一下地形,有好处。”
罗荣桓和陈光骑上马,带队沿梁山下东西大道两侧转了一圈。选定前集附近为伏击点,梁山脚下的小树林为骑兵隐蔽位置。
战斗前,罗荣桓向集合列队的特务营亲自做动员。他沉着有力地说:“我们进入鲁西,是为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要建立根据地,没有群众的支持是不行的。这里的群众,受日伪的祸害,生活得很苦,对我们还有顾虑。这一仗打好了,就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我们就能在鲁西平原站住脚、扎下根!”
在梁山老虎头下面的一个小庙里,开设了师指挥所。
部署完成之后,即由陈光代师长负责指挥战斗。罗荣桓政委又拿起《水浒传》读起来。
旁边的一个参谋,看到罗荣桓面临强敌还在悠然自得地看书,不免有点惊讶。
罗荣桓问那个参谋:“你看过《水浒传》没有?”
“小时候看过。”那参谋说。
罗荣桓笑笑说:“在梁山看这本书,别有兴味。咱们现在都成梁山好汉啦!今天要劫的不是贪官污吏的生辰纲,而是日本军阀的大野炮。”
那参谋也笑了,问:“水泊梁山,应该是山高水阔。怎么眼前就几个小山包?”
“写小说嘛,总要夸张。”罗荣桓望着身旁的山头,“也许是年代久了,沧海变桑田吧?”
太阳当头,天空没有一丝云。树木、庄稼笼罩在热浪中,一动不动,格外闷热。
在前集附近的高梁地里,埋伏着待机歼敌的部队。战士们睁大眼睛,紧握钢枪,流着汗水,静静地等待着。
靳口方向的大道上,慢慢升起一团烟尘。敌人走过来了。
步兵、骑兵、骡马炮兵排成长长的一列,稀稀拉拉。前面没有尖兵,两翼没有掩护人员。在一面耷拉着的太阳旗旁边,长田敏江大队长骑着高头大马,眯着小眼,趾高气扬。那副骄横的神态,不像是在充满敌意的异国地域里冒险上阵,倒像是在自己的家乡接受检阅。
“死到临头还不知道!”伏击战士小声骂着。
罗荣桓和陈光爬上山坡,端起望远镜。
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陈光代师长发出攻击命令。
枪声骤起,我伏击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步兵堵住了炮兵,骑兵冲散了步兵,牵引火炮的骡马挣不脱僵绳,乱蹦乱叫。
长田敏江也一下子从惊马上掉了下来。
混战中,我骑兵冲出树林,闪光的马刀威震敌胆。
厮杀了一阵,长田才清醒过来,匆忙整理残军,命令炮兵、机枪抢占阵地,组织火力抵抗,然后向梁山西南方向窜去。天黑以后,精疲力竭的敌人,到达独山庄露营。
及时赶来的独立旅1 团3 营和师特务营,包围了独山庄。
师指挥所移至郝家山头。
二更天,梁山上的松林呼呼乱响,有风无雨,天气比白天还闷热。
独山庄败了头阵的日军疲惫不堪,上半夜还勉强加哨戒备,下半夜便松懈下来。
按照罗荣桓的命令,在敌人最困倦的时候,部队发起了突然袭击。
惊魂未定的敌人仓惶应战,凭借街巷拚命抵抗。激烈的逐屋争夺持续了1 个多小时。在我军手榴弹和刺刀的威风下,残敌节节败退,最后龟缩在一个四四方方的骡马店大院里。敌人在四周院墙上挖了许多枪眼,用密集的火力阻挡我军。这时,天快亮了。敌人固守待援。我军久攻不下。
在这关键时刻,罗荣桓坚定地支持陈光的战斗决心,他命令独1 团火速派一个干部到指挥所来。团政委戴润生赶到后,罗荣桓听完他的汇报,说:
“敌人是孤军深入,遭我打击后伤亡惨重,企图固守待援,但是郓城、汶上敌人兵力空虚,如果临时调集援兵,最快也得中午才能到达。师部已派出骑兵侦察敌情,你们放心打,不要顾虑敌人增援,要集中力量,一鼓作气,争取10 点以前全歼残敌!”说完,他又用坚定的目光望着戴润生说:“兵书上说过,两强相遇勇者胜!”戴润生受命后飞快返回前沿阵地,传达了罗政委的指示,同团长周海滨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立即向敌人发起最后的总攻。
随后,罗荣桓又来到前沿指挥所,告诉特务营指挥员:“要发扬勇猛顽强的精神,不顾一切地消灭敌人!房子打坏了,战后再赔偿。”
火线部队临时分成投弹组、作业组和火力掩护组。在火力组掩护下,作业组抵近院墙挖孔,爬上房顶刨洞,投弹组往里扔集束手榴弹。
枪弹轰鸣,火光冲天。日本兵发出绝望的嚎叫。
天亮了。这般来犯之敌除少数被俘外,大部被击毙。
在一个凹地里,领队的长田敏江满身污泥,血迹斑斑,散发出一股尸臭。
梁山歼灭战,打出了老八路的威风,群众振奋,敌伪吃惊。附近的老百姓敲锣打鼓,拉着西瓜、猪肉来慰劳我军。人们纷纷赶来观看我军缴获的两门大炮。不但老百姓,许多战士也是头一回见到这样大的火炮。拉炮的洋马被打死了,向老百姓借了十几头牛套上拉,可是大炮摇来摆去就是不上路。
有个侦察员跑来说:“我看鬼子拉炮时,炮口是朝后的。”经他这么一提醒,才把大炮拉走了。
不久,中央军委向参战部队来电祝贺。蒋介石也发来嘉奖电,送来3 万块钱表示慰劳。
部队打扫战场时,捡到1 副眼镜,送给了罗荣桓政委。罗荣桓戴上试了试,眼前果然景物分明,一清二楚。他笑起来:“这眼镜好象是专门为我配的。”
力挽狂澜
1939 年秋,微山湖上风起云涌,浊浪排空。
柱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边区(湖西边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肃托”事件。不过1 个多月,有几百名党员、干部,被扣上“托派”的帽子关押起来。
约300 人被无辜杀害。
这股浊浪,是由湖西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少数人掀起来的。8 月,湖边地委干校学员毕业,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提出,他们熟悉家乡情况,要求回去工作,不愿统一分配。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去干校处理这件事。他向地委汇报,说学员“闹事”是因为有“托匪”活动,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教员魏定远嫌疑最大。于是魏定远被调到地委来,王须仁亲自审讯。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托派组织的?”
托派组织是什么?魏定远莫名其妙。
“你是怎样煽动学员闹事的?”
学员要求回乡工作,合情合理,无可非议。
“你们组织里都有谁?”
怎么?自己竟成了反党组织成员?魏定远大吃一惊。
王须仁非要审出个结果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吊起来,打,架杠子,压。皮肉难忍,屈打成招。魏定远成了湖西地区的首名“托派”分子。第一批“托派”名单列出来了。
“肃托”这一套,并不是王须仁的个人独创,他手里持有上级发来的护符般的“肃托”小册子。“托派”本是俄国工人运动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列宁主义的一个派别,30 年代的苏联曾开展过大规模的反托斗争,有许多无辜的共产党员遭到杀害。在中国,虽出现过陈独秀的托派活动,但抗战期间,并没有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托派组织。可是,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就大肆鼓吹“肃托”。
1938 年1 月,康生在《解放》周刊上抛出了题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把“肃托”和抗日相提并论。这篇长文被印成小册子,流向山东,流向湖西。心怀叵测的人以此掀起浊浪,有恃无恐。
真诚善良的人对此恐惧不安。
微山湖的浊浪开始扩散。
浊浪带着一种捉摸不定的神秘色彩。
驻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4 大队政委王凤鸣推波助澜。
王须仁老奸巨滑,王凤鸣野心勃勃。两人臭味相投,狼狈为奸,打着“肃托”的幌子,干起陷害同志、滥杀无辜的勾当。“托派”越肃越多,范围越来越大,“逼供信”越来越严重。不仅一般干部被咬成“托派”,而且湖西区党委9 名常委,除了书记白子明以外,其他如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组织部长郝中士、青年部长孙衷文和湖边地委书记李毅、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等都被诬陷为“托匪”抓起来。
王须仁故作惊慌地请示王凤鸣:“查出这么多坏人,这可怎么办呀?王政委。”
“有反必肃嘛!”王凤鸣胸有成竹地说:“托派跟汉奸一样,是抗战的敌人。当了人民公敌,天王老子也不能放过!”
在所谓敌情紧张,上级指示要采取紧急措施的借口下,王须仁开了杀戒。
当时,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分散在陇海铁路南面和离微山湖较远的边沿地区,湖西只有4 大队。“肃托”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