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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所进行的信息交流，既不便于用电讯一类的现代化工具，也不便于书信往来。这主要靠外地的同志来京开会或办事的机会，在互相访问中才好面谈。
叶剑英正是依靠平素积累起来的友谊和信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同全国各地来京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政军各界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个别的酝酿活动。其中，交往较多的有许世友、吴克华、赛福鼎、乌兰夫、韩先楚、陈丕显、杨得志、李德生、李坚真等同志。
粉碎“四人帮”的决策正是这样在较长时间内，“集思广益”，逐步形成的。它是党和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和人民意志的产物，并不是叶剑英“孤家寡人”或某一个人坐在房子里想出来的。但是此举干系重大，机密度极高，接触面又不能失之过宽。相对来说，在酝酿阶段，带有调查研究、互相模底、“民意测验”的性质，交谈的人比较多一点。而一旦意见成熟，形成决策，那就只限于叶剑英等几个人，慎之又慎，密之又密了。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否则，就会误了大事。
对于众多的来访者、陈情者、交谈者（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介绍），叶剑英在接触中，尽管都是以诚相待，但由于斗争的需要，也是区别对待的，并不是不分对象，不分时机，不分场合，公开商议一切，将自己的想法无保留地端出来。他对粟裕将军不止一次地嘱咐过：“在这个时候，要加强戒备，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正是这样，这一时期，他与人交谈，通常是只听不说，多听少说，以试探的方式，了解对方的心态，倾听对方的意见和建议，然后默默地思考着解决“四人帮”的办法。为慎重起见，叶剑英在与别人进行“四人帮”问题的“谈话”时，总要顺手打开收音机、录音机，或扭开水龙头，用杂音来作掩护，以防“隔墙有耳”。在酝酿决策阶段如此，在决策实施阶段，更是如此。
“四人帮”的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群众把希望寄托在叶剑英身上，这不是偶然的。
进入1976 年，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谢世， 邓小平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打倒，这就使得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所处的位置越来越突出。这位老革命家，虽然半年前被宣布“生病”，由陈锡联代替他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但仍然保留着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职务。
而实际上，他井没有“生病”，陈锡联也未能凭一纸空文取代他的地位。相反的，陈锡联照旧与他保持联系，关心他的健康。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锡联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叶剑英既不像完全被打倒的邓小平，又不像长期无职无权、处于“休息”状态的陈云等老革命家，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他是处于“半打倒”状态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军权。
而且，随着毛泽东逝世，“四人帮”与华国锋之间进行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政治局里的情况也在变化，华国锋和正直的共产党人越来越倚重于叶剑英。此时“四人帮”对叶剑英也不同了，他们虽然恨之入骨，妄图阻其复出，但慑于他的崇高威望，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利用毛泽东重病假传“圣旨”，任意摆布他了。叶剑英所处的“半打倒”状态无形中在解除，他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在人民群众中所享有的声望在不断提高。尽管他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在左右政治局势的砖码上，他可以说是举足轻重。这一点，他自己也许没有功夫去想，但历史选择了他，人民选择了他。粉碎“四人帮”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叶剑英的肩上。
夜深了，叶帅住室的灯还在亮着。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同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同志秘密接触和商谈，他心里有了谱，增强了解决“四人帮”的信心，同时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作为一个战略家，他深知解决“四人帮”这样大的政治事变，仅有“集众思、广众益”是不够的，必须深思熟虑，虑而有定。
秋风乍起，夜不能寐。“四五”运动的人群诗海在眼前浮动，许多老战友的谆谆忠告在耳旁回响。周恩来、毛泽东临终时的身影又一再显现。。
是的，毛主席的确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晚年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后来毕竟察觉到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并说过要解决“四人帮”，而且还不止一次地说过。叶剑英回忆起毛泽东至少在3 年前，就已察觉江青政治上的问题，不同她一起生活，不同她见面， 不准她进门。
想到这里，元帅倏地披衣而起，坐到宽大的写字台前，从抽屉里取出笔记本，重新翻看起来。这里记录着几年来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批评：1974 年3 月20 日，毛泽东就江青伸手要钱，要见面，批复：“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7 月17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他还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11 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时，毛泽东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对待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多次批评教育，“四人帮”采取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和手法，当面表示“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背后仍抱成一团，继续搞他们的“四人帮”。毛泽东在1975 年5 月3 日又一次指出： “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叶剑英读着这些字句，仿佛又一次看到晚年的毛泽东严厉批评“四人帮”
的情景。他深深感到，解决“四人帮”不仅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又未能解决的一个遗留问事，而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现在到了顺应党心、民心解决“四人帮”的时候了。
但是，这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革命家在思考着另一个问题：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经过“文革”10 年，在党的肌体遭到严重创伤的形势下，这场斗争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吗？叶剑英认为，“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少数，但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依仗主席夫人身份、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的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再加上一个听从他们指挥的所谓“联络员”毛远新。要使“四人帮”
遭到毁灭性打击，必须团结政治局多数同志，齐心合力，并且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大力支持。
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是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既是历史，又是现实。要解决“四人帮”，理所当然地要由他最后拍板。这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力争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正因为这样，叶剑英主动关心他，接近他，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
叶剑英又一次见到华国锋，从交谈中发现他也正为“四人帮”的捣乱苦恼着。
“国锋同志，现在有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太大，政治局的会议出了题目。
“是啊！可是主席刚刚去世，善后工作还没做完。”
“但是，等不得了，他们活动得越来越厉害了！”叶剑英单刀直入，进一步揭露江青一伙近期的阴谋活动，并联系党内历次斗争和苏共斯大林逝世后的经验教训说：“现在，他们不服气，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主席不在了，你就要站出来，和他们斗！”
华国锋没有马上表态，继续在思考着。
“最近，我闭上眼睛老是想到主席临终的情景。。”叶剑英以沉痛的心情同华国锋一起回忆毛泽东生前对“上海帮”的多次批评和要解决他们问题的指示，殷切希望华国锋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团结大家同他们斗争，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华国锋听叶帅一番话深受感动，坦诚地说：“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还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的情绪高起来了，当即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打通了华国锋这一关，叶剑英紧接着就去做汪东兴的工作。
决战前夕
人民力量的兴起，反击步伐的进逼，使“四人帮”感到末日即将来临。
他们争分夺秒，紧锣密鼓，加紧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9 月19 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他们就敲响了第一通开台锣鼓。
这天下午，按原计划，华国锋同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在人民大会堂讨论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
电话铃声响了。工作人员告诉华国锋，是江青打来的，要他亲自接。
凌晨，江青就给华国锋打过电话，纠缠着要开紧急政治局常委会，而且点名不让叶剑英参加，却硬要姚文元和毛远新参加。听着她那骄横的“命令”
腔调，华国锋没予理会。
拿起话筒，传来江青的大声责问：
“究竟开不开会？我还等着咧！”“你知道，我的神经不好，不答复就睡不着觉！”
华国锋放下电话。在江青的威逼下，只好求“救兵”，问在座的几个人怎么办？
王洪文、张春桥早就与江青密谋过，齐声回答：“按江青同志交代的办！”
只差一点没说“按江主席的指示办”了。
经过一阵商议，华国锋说：“她要来就来，有什么问题当面说一下嘛。”
江青气冲冲地来到人大会堂。于是，不是法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常委会”开始了。江青俨然摆出“党中央主席”的架势，发表演说，谈天说地，东拉西扯，说了半天，中心意思是要把毛泽东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理由嘛，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