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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起刀不落》
作者：李承鹏【完结】
序：我们是否还有勇气
在足球记者当中，“大眼贼”李承鹏是很特殊的一位，与他相识几年时间，对他更多的印象还是来源于他的文字。《中国足球资论》一篇文章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大眼贼”应该算是足球记者当中比较有文化的，这绝对不是在骂人，同行的心里自然有数。我自己干电视不过十年，总的感觉是文字能力日渐低下，让我为他人作序真是有些吃力。但后来一想“大眼贼”与我等都是同龄之人，有些感受还是非常一致的，写出来就算是同龄人之间相互帮衬吧，也好让前辈和后来者日后能够了解在过去的七年当中，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所思所做。
“大眼贼”当记者也该有10年的时间了。他是有“文学青年”的底子，百我更像一个“电视体育新闻青年”。我们都是幸运儿，因为我们在最有精力和热情的时候赶上了我们喜爱的足球在中国要向现代化迈进。“大眼贼”向我解释了他书名的含义，一切都符合“大眼贼”的风格和我们这代人的特点。面对书名，我的脑子里闪现的是一幅色调阴部的版面，举刀的人脸上不是兴奋的表情，而是扭曲，也许我的感觉太夸张了，但那的确是我最真实的感受。中国足球和我们服务的媒体为我们搭建军了巨大的舞台，让我们比前辈更畅快地在创造，在享受新闻动作自身能够带来的一切快感。我们一直在自诩勇气十足，愿意为了原则放弃秀多东西。我们曾经不怕失去今后说话的权利，只是为了说句大家都想说的真话。那时的感觉是何等的豪迈，那时经历的每一个夜晚我都会终生难忘。
职业化改革已是“七年之痒”，当年的热情在消减，在别人看来理性的成分在增加，这就是成熟吧，我们越来越知道什么应该坚持，什么应该放弃。热情在等待中慢慢地消磨，勇气更深地埋藏在心底。两年前的激情澎湃如若在今日肯定招人嘲笑，这是历史的必然吗？今后肯定会找到答案。我们曾经幼稚，曾经坚信我们手中有了真理就可以无所畏惧，一切丑恶的东西都会惧怕得要死，其实你自己比丑恶脆弱很多。你自己的声音在你所经历的时代是那样的微弱。年龄在一年一年的增长，心境的变化越来越明晰，十年之后，中国足球和我们这些“六八式”都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怕等待换来的是迷失，我怕被后来者指为于腐。每个人都只能属于自己的时代，活在同龄人共同创造的情景之中。今后我们也许连手握尖刀解剖中国足球这个标本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我依然希望一份勇气能永存心间，老哥儿几个千万别剩下在一起靠回忆来享受着昔日的勇气的份。不该放弃的，我们永远不要放弃。
自序
我出生于新疆哈密一所小医院，那天月全食，外边搞武斗枪声大作。
父亲行武出身，母亲从事京剧艺术。两岁时跟随母亲迁回老家成都，在这里读完小学、中学、大学，上学时不算用功，看了一些不相干的破书。
当初把足球想得很神圣，后来发现它只是一“混球”。于是很无聊………
赞同李敖的“宁当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平生所恨，就是假仁假义的“君子剑”岳不群。欣赏缺条胳膊杨过，以为《神雕侠侣》仍当世一大奇绝情书，“黯然销魂
掌”更是当世第一“酷毙”武功——刚猛犀利，却不失儿女情长。
从事体育新闻已逾10年，掌法依然未得大成，常常伤不了对手反伤自己，反作用力大于作用力，状极狼狈。黯然销魂之际，细细琢磨韦小宝之“逃命绝学”，想使笔头变得圆滑狡诈，此为处世之道。
前辈高人谆谆教导我，“新闻就是戴着镣铐跳舞”，但足球新闻已是在刀尖上跳舞了。混口饭吃也不容易，不小心就会穿肠而过。好在还有一干人与我共舞，“铁掌开山”毕熙东、“剑走偏锋”王俊、“拷问足球”谢奕、才气横溢“五文弄墨”、五毒俱全“五味子”………以及帮我作序的大块头张斌，帮我作跋的“铁嘴”刘建宏，我当他们是朋友、学长。
对于文字，有种特殊感情，我相信文字本身拥有一种绝大的力量。因此，那个坚信文字威力，被誉为“如一个拒绝购票上车乘客”的萨特是我的偶像。从1990年7月到今天我用文字记录我眼中的足球，在电视、网络如此发达的世界，它也许幼稚得像原始人打的绳结，但我喜欢这样。
“很难说清到底是中国足球伴着我们长大，还是我们伴着中国足球长大，但双方成长的过程中都打上对方的烙印”，这是某一天下午我和刘建宏讨论的话题。从我10年前大学毕业那一天，就开始写足球，足球影响着我太多的东西，影响着我们这一代记者太多的东西，谁也不能摆脱它，就像它不能摆脱人们对它的影响。
“十年磨一剑”，但我清楚我的剑并未磨成。中国足球是一个极其社会化、特殊化、民族化的磨石刀，任何人都不知道最后磨出的将是什么。在这块磨刀石上，即使如文字这样坚硬的东西也会发生改变，我曾经极向往鲁迅那种“一手提笔、一手拎刀”的写作境界，但这办不到，我的文字在足球磨刀石上逐渐从当初的悲壮犀利滑到现在的戏谑与调侃，并最终出现在我在《手起刀不落》中的设计结局，悲剧之刀变成了喜剧之刀，我的刀只是虚张声势，断然砍下去的——
这其实也是每一个作足球评论的人的通感。因为“国情”。
199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北京王俊在三里屯抑扬顿挫地唱，“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那年雨很冷，雪很大，我们一起在雨雪中遭遇了“十强寒”，我们很悲伤。直到若干年后，我们才明白，不过是在写足球，不过是在玩足球，千万别为足球伤着身心健康。
这是对中国足球的一段简历，也是对自己的一段心灵简历。
我作证
我作证
——关于保卫战
把“保卫战”这个煽情的字眼引入足球，绝对是中国人的发明。
有两场“保卫战”是必须记住的，它们从某种程度决定着中国足球的发展轨迹——’95版“保卫”保住了全兴甲a的名分，’98版“保卫”保住了中国甲a的名节。
我有幸目睹了这两场保卫战，因此我作证！
关于保卫
1995那一年，全年我都很激动。现在想起来，我那时肯定特像一头两眼放光的正处“青春发育期”的野猪。
我的躁动是有理由的。
在我们这片神州大地上，正掀起又一轮的“平民运动”，这就是职业足球运动。而1995年，这个运动事后被证明是达到了群情激昂如火如荼的最高境界。那是中国足球的“蜜月期”，没有上级领导下令“要降温”，也没有球迷在看台上高唱“心太软”，徐根宝正在黄浦江畔高歌猛进，金志扬也在北京城把栏杆拍遍，至于陈亦明，远没有现在这么饶舌，没有“一切尽在不言中”，他忙着从基因工程入手打造“南粤风格”……
一切都那么光明美好；没有怀疑；没有谩骂，更没有什么“司法介入”……我脑中时时浮现出功夫战斗故事片中的台词：同志们，让我们打过长江去！
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拥有一支让人骄傲的球队，我敢说，他们每一次出场受到的山涛海潮般的欢呼绝对都超过由拉塞尔·克劳领衔的《角斗士》们！那时记者们还没有与足球界反目成仇，除了亲吻拥抱，真正是“一家人”的亲密关系。所在每次他们身穿黄衣黄甲像角斗士般冲进场内时，我都激动得直起鸡皮疙瘩。这坏习惯我从小就养了，就连新学期教师叫我上台领新课本，或者在操场上齐唱激昂点儿的革命歌曲我都会这样……
那一年黄衣黄甲部队的战绩不是很好，但这并不妨碍我和我周围的人产生同仇敌忾的情结，我经常幻觉自己处于一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把栏杆拍遍”再“笑谈渴饮匈奴血”之类的境界中——这座城市需要英雄，他们正是与时势作顽强斗争的悲情英雄——我对自己处在这样的时代感到很满意……
进入初冬，黄衣黄甲们非常不妙。于是这时候《足球》报严俊君以银钩铁划之势抛出那篇著名的《保卫成都》。我得承认，这篇文章到现在我想来还觉得血脉贲张，那时候更是血已开锅了！
所以我迅速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了。我们在《足球》有个叫“川江号子”的专栏组合，我写的那篇名叫《血战主场》，整个路子奔战斗檄文去，绝对的刀光剑影、武侠手法加革命机关枪式的写作风格。我相信，如果警察不抓我，我真敢拣块板儿砖砸到对手头上……
当时的形势严峻得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黄衣黄甲必须连胜两场，而对手则必须输掉一场。而对手后来果真就输了一场，只要我们能拿下最后一场，最后的胜利就属于我们，也就是“保组”了。
说到这里，大家早明白我在说1995赛季最后一轮，全兴vs八一那场比赛——也就是极其著名的“成都保卫战”了。
关于那场保卫战本身其实已不用回顾细节了，每一分钟都像光盘一样存在人们的大脑里。总之，那场比赛已成为经典片，如同《莫斯科保卫战》一般珍藏起来，翟飙怎样头槌破门，余东风怎样手舞足蹈，“沈胖子”与孙贤禄怎样相隔千里以不同的心情发出同样的嚎啕大哭……
我说的是，事后我们对那次“保卫”赋予的崇高的意义，以及这个“意义”对日后中国足球又产生的意义。
那天晚上很冷风很大，球迷们一脸亢奋地走在城市那条最宽最长的马呼上，手里点着打火机或其它什么可以点燃的东西。我听见其中一个说：“当年女排得世界冠军时，我也在这条街这么走着，不过手里举的是拖把燃烧的火把，很亮很亮的”，然后其他人就羡慕不已……
据说那晚这么走着的有一万多，我想在家里、酒馆里狂欢的10倍于此数。此时球迷感动比感冒还容易，大家一起手舞足蹈，一起喝酒买醉，一起称颂伟大的胜利以及由此对中国足球的意义，一直到“今夜不能入眠”………第二天，满城的报纸、电视都热情洋溢着，没人想到（或不愿想到）其它。
时隔多年，我看到王小波写的《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说中国人有一种“集体的癔症”，不管心里究竟是不是真实的思考了，反正要么大喊大叫，要么手舞足蹈，一个人感染一群人，一群人感染全体人，大家坚韧地狂热地绝不后退地而且是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我理解王小波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并非不说话，而是精神上的一种缄默。
其实关于这场比赛前前后后的传闻不少，从头记得最清楚的不外乎两则。一则是一四川球迷突然闯入当时的八一体工队副队长李富胜的寝室里，就像古代百姓“拦轿挡马”一样跪在“青天”面前，哭并且说：“保卫成都吧”，然后纵身作跳楼状……；另一则则是东北某企业家拎一麻袋钞票夜入成都，企图让八一队高抬贵手，也是哭并且说……
当然“跳楼的”与“送包裹的”均未果，更当然这些传闻仅仅是传闻。我感到恶心的是，散布这些传闻的某些人士时至今日每每说得口若悬河眉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