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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巴渝鸿爪》一书中回忆当时评定烈士的标准说：“当时的依据大概是，这些人被捕后的影响如何，当时有些什么传闻，和从集中营脱险出来的人所提供的情况。我们当时只能根据这些来确定烈士名单。”当时，只凭脱险难友的一两句话，称“席懋昭在狱中所说的参加过长征及西康组织，是假的”、“表现不好”，就决定席懋昭“不列名”，即没有列入烈士名单。
陈云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以后，也一直关注席懋昭的踪迹。不过时隔多年，陈云只记得席懋昭是天全县灵关殿小学校长，不记得他的名字，所以未能查找到席懋昭。
在1965年前，虽然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曾经发出了继续搜集那些“不列名”牺牲者的材料的通知，但是未能专门组织力量调查、核实，只追认钟凌云等11人为烈士。1981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抓紧复查未定烈士人员的通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复查工作。于是，在“不列名”的名单上，开始核查席懋昭的政治情况。由于席懋昭是仪陇县人，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请中共仪陇县委落实核查席懋昭的任务。
1983年初，席懋昭问题有了重大突破。中共仪陇县委在地下党的档案中发现一份席懋昭写的自传，其中写及护送陈云出川，一下子就引起高度关注。于是，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向陈云核实这一问题。
1983年7月12日，陈云委托秘书复信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1935年红军长征过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当时确有一位在灵关殿做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他到成都、重庆，以后在延安还见到过这位同志，但姓名记不得了。如席做过灵关殿的小学校长，即可肯定席就是当年护送过他的那位同志。
陈云非常关注这一情况，8月28日，他又委托秘书给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催问查询结果。
10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致信陈云办公室说：经查历史档案，席懋昭在1934年和1935年确实当过天全县灵关殿村小学校长。同时附寄了《席懋昭情况简介》，请陈云提供一份证明材料。
陈云希望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能够提供席懋昭的照片，以求最后确定这一问题。
1983年12月中旬，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派出专人把复查席懋昭的材料以及照片送给陈云。
陈云于1983年12月20日亲笔写下详细的证明材料：
1935年春，红军长征过了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派我回上海恢复党的组织。
当时我化装成小学教员，组织上派了一位担任天全县灵关殿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我。我们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击部队，走的是山路，经荥经、雅安到达成都。在成都，我和他分开活动。我持刘伯承同志的亲笔信，找到他在中美银行任董事的朋友。那人一见我，就说外面风声很紧，情况很危急，要我快走。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和护送我的同志前往重庆。在重庆，我又持刘伯承同志的信找到他在药铺的弟弟，在他家里住了几天，买好去上海的船票。到此，护送我的那位同志完成了任务，和我分手。1937年，我到延安后曾见过护送我出川的那位同志，记得他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不久，他又被派回四川做地下工作，从此没有再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我由于记不起护送我的那位同志的名字，便要办公室查一下这位席懋昭同志当年是否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的爱人是否也在该校当过教员。最近，四川省委组织部送来材料，证明席懋昭同志确曾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的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另外，还送来一张他的照片。这些情况以及照片，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因此可以断定，席懋昭同志就是当年护送我从灵关殿到成都、重庆的那位同志。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陈云的这一亲笔证明材料，为席懋昭洗去了冤屈。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席懋昭、黄宁康、唐建余、陈本立等4位“11·27”大屠杀牺牲者为革命烈士，其中席懋昭因护送陈云出川有功，被追记大功一次。
1986年11月20日，在“中美合作所”被害的未定烈士人员的调查核实工作结束。经多方查证，已查清了83人的情况，其中席懋昭、张露萍等64名遇难人员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席懋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时候，陈云出川也被人们所记起。不过，最初媒体只宣传席懋昭精心护送陈云出川，只字未提另一个人——陈梁。
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陈梁后来成了叛徒。
第38章 最后岁月（2）
其实，陈梁在护送陈云出川的时候还是一位革命者。倘若他那时候就是叛徒，陈云怎么可能平安出川呢？
看待一个人，不能以后来论当初。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后来沦为汉奸，但是在1921年的时候是共产主义者。人毕竟是在不断变化的，不能以他们的后来就认定他们作为中共“一大”代表时就“动机不纯”，就要把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所做出的贡献一笔抹杀。
应当说，陈梁护送陈云出川，也是立了一功，不能把他一笔抹杀。
据时任冕宁县工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解放后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野苹回忆：“送陈云去成都的两个人中有一人是冕宁沙坝人，叫陈梁，这个人我认识。”
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陈梁终于又被重新提起：护送陈云出川不是席懋昭一个人，而是席懋昭与陈梁两个人。
在杭州和上海过着离休生活
虽然陈云年事已高，很少公开露面，但是外界仍高度关注着这位对中国命运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老人的一举一动。
早在1987年，久未露面的陈云引起港台媒体的猜疑，纷传陈云病重。
1987年4月4日上午10时左右，正在杭州的陈云来到西郊被列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竹径”，在那里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植树。天气还有点凉，陈云却取下帽子。警卫员劝他戴上帽子，陈云说：“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向来为人低调的陈云，很少这样摆好架势让记者拍照、录像。过了几天，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陈云笑道：“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薄一波也笑了，说道：“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引起陈云的高度关注，他态度鲜明，赞同邓小平采取坚决的措施。
1989年5月2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
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
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1990年5月25日，陈云在写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的信中，又这样指出：
1989年的这场风波，是建国以来发生过的非常复杂的政治事件，也是我们党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加上中央有些报纸进行了错误的宣传，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我主张，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应该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来处理。就是说，应该从全局的观点，即从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对犯有错误的同志的审查，应该是实事求是的。
当然，对于那些触犯法律的，应当依法惩办。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开“七大”的时候，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还是被选进中央委员会，李立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去年我们撤销了赵紫阳同志党内的一切职务，但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对于胡启立同志，仍然保留中央委员。
我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是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有利于教育团结绝大多数人的。中国现在是11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动乱不得。
陈云还指出，动乱表现在社会上，但根子在党内。陈云看人，入木三分。
陈云对胡耀邦的评价是：“不懂经济，但是，抓党建工作是把好手；为人正派，然而，有些时候，重大方针摇摆不定。不适合主持全面工作。”
陈云对赵紫阳的评价是：“一贯追求西方的所谓自由经济，其实根本不懂，为人疏阔，爱听信左右，不够实事求是，关键时刻走到中央的对立面去了……”
这场政治风波之后，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由江泽民主持。
江泽民出任总书记，用邓小平的话来说，算是完成了从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顺利过渡。
在中共“十四大”之后，陈云过着离休生活。
陈云是南方人，习惯于南方的气候。晚年，每到秋天，他常住杭州和上海，往往在南方过冬，住大半年。从1977年至1992年，陈云几乎每年都来杭州，住上一两个月、三四个月。他常住在紧挨西湖的汪庄，很喜欢美丽而又宁静的西湖。
自1993年起，由于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医生认为西湖边上的空气太潮湿，而且杭州的医疗条件毕竟不及上海，所以建议他常住上海。此后，他便没有再来杭州。但是，他仍每日喝杭州的龙井茶。
陈云在杭州，最爱去的地方是云栖竹径。1983年5月11日，陈云题写了“云栖竹径”4个大字。这4个字，后来被刻在石碑上，竖立在杭州云栖竹径景区。
笔者在采访于若木时注意到，陈家所用的白瓷茶杯上绘着墨竹。我问于若木，这是不是因为陈云喜欢竹子的缘故？
于若木点头说，确实，陈云很喜欢竹子。在杭州，陈云常去云栖竹径。到了那里，陈云心旷神怡，真可谓“云”栖“竹”径。
陈云爱竹子的刚直，也爱竹子的俭朴。
陈云的另一爱好是评弹。多年来，陈云作为一位“老听客”，跟评弹界有着许多交往。
早在1960年，陈云在上海开会时，听了余红仙用评弹演唱的毛泽东怀念杨开慧的词《蝶恋花》之后，大为赞赏，向周恩来推荐。周恩来听了，也非常赞赏。于是，这一节目走红全国，后来，以致招来江青的妒恨——因为毛泽东的词所颂扬的是他的前妻“骄杨”（杨开慧）。
1981年4月5日，陈云曾与上海市评弹团负责人作了题为“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谈话。
陈云说：
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要出人，出书。出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人就很好，逐步提高，逐步增加。过去，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