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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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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中旬在七道江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仍有部分同志主张“主力北撤,保存力量”。这时,敌正向北梅河口、辑安进攻,必须从速决断。我向陈云报告这一情况,他深夜冒着大风雪赶到七道江,立即同大家交谈。他从东北战场的全局出发,详尽地分析了撤出南满与坚持南满的利害关系,强调只有坚持南满,与北满形成有力的掎角之势,才能挫败敌人的战略企图。最后他说:你们让我来拍板的,我拍板就是要坚持南满,坚持就是胜利。
  话虽不多,却是掷地有声,关系整个东北战局。
  尽管关于陈云生平的文章极少,但是笔者还是查到了一篇关于陈云在东北指挥作战的回忆文章。那是当年出席“七道江会议”的彭嘉庆写的,题为“艰难时期的正确决策——记陈云同志主持的‘七道江会议’前后”。
  在南满,七道江等几条江,倒是有点历史名气。据云,唐朝薛仁贵征东,高丽(今朝鲜)将军盖苏文从一道江经八道江向临江方向败退。另外,“满洲国”皇帝溥仪1945年也是沿这条路逃跑,到了大栗子被苏联红军擒获的……
  1946年10月,国民党对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调集重兵向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进行重点进攻。
  1946年12月,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处于进退两难之中。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一种意见主张放弃南满,开往北满;另一种意见,主张坚守南满。
  当时,气温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在秋天时打运动战,嫌棉衣太沉,都扔掉了,这时却找不到冬装补给。再说,在山沟里,没有油盐供应,战士只能吃点老百姓的酸菜水。玉米窝头被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牙齿咬不动,只好用口水泡软了啃着吃。
 



第18章 转战东北(2)


  俏皮的战士,编起了顺口溜:“从关里到关外,来到关外吃酸菜;从关内到关东,到了关东受苦冻。”“走路就爬山,住下挤不下,睡下睡不着,吃饭吃不饱。”
  这时,辽东军区在南满七道江举行会议,讨论进退。这次会议,也就叫“七道江会议”。陈云当时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为辽东军区司令员。起初,陈云因事住在临江,没有到场,由萧劲光主持会议。
  会上,两种意见争持不下。陈云闻讯,连夜冒着风雪赶来。
  彭嘉庆是这样回忆的:
  陈云同志是13日晚冒着大风雪连夜赶来七道江的。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都在房子里烤火,焦急地等待着他,是去是留,等他来裁决。到了深夜10点多钟,他才赶到。他进来时,首先向大家问好,给人带来一种轻松亲切的感觉。有的同志说:“你辛苦了,身体好吗?天这么冷,还请你来解决问题。”有的说:“我们心情都很紧张,等你来决定问题。”他非常谦虚地说:“萧劲光同志是搞军事的,来了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主意还是靠大家出,办法靠大家想。”我们见夜深了,劝他早点休息,明天好开会。但他不肯,说要跟我们互相扯一扯。关于主力是到北满还是留在南满的问题,他来七道江之前,曾在临江征求过一些同志意见,到这里与我们交谈时,对南满的敌我情况还问得很细。他平时喜欢用“做文章”来比喻研究解决问题,这次也是一样。他问我们:“在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做?”我们在房子里一边烤火,一边毫无拘束地议论着各种问题,陈云同志兴致勃勃地听着各方面的意见。一直到了凌晨3时,才分散休息。
  陈云仔细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未马上表态。第二天,又继续听取意见。彭嘉庆继续写道:
  14日,我本来有事要回六道江,但早饭后,陈云和萧劲光同志要我继续留下来开会,参加讨论南满军事方针问题。这天的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萧劲光同志先将前两天会议情况作了简要介绍。陈云同志听了后,又像昨晚一样问大家:“你们看,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做?”我听了他这么一问,感到他不是来拍板定案的,而是来跟大家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
  在这种民主风气之下,尽管外边敌情严重,形势咄咄逼人,但屋子里讨论问题气氛还是相当活跃。有的同志说:南满没有多少文章可做了。有的同志却说:文章还是有做的,看是做什么文章,是做大文章还是做小文章。陈云同志在会上很少说话,一直耐心地听着各方面的意见,让大家各抒己见。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一个高级指挥员能这样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从容不迫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以前很少见到。
  这种辩论足足进行了一天。到了晚上,陈云同志问:“南满能容纳多少部队?”我听他这么一问,估计可能要在南满做大文章,便回答说:“看怎么放法。要下决心放的话,长白山正面可以放一个军,安东一线可以放一个军。”有些同志同意这种看法,有些同志则表示异议。陈云同志见大家的意见仍不一致,便说:“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人也不走!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一言九鼎,落槌定音。
  为什么都留在南满?他说:南满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坚决不能丢。要是我5个师上北满,敌在南满则无后顾之忧,就有10个师跟着上北满。就算我两个纵队都到北满,顶多能对付敌一个军,但留在南满即可牵制敌4个军。权衡利弊,还是在南满大有作为。有人说长白山是瓜皮帽,别小看这瓜皮帽,这是很有作用的。要是丢给敌人占了,我们即使在北满打了大胜仗,将来要回来就难了。只要把长白山留在我们手里,群众就有信心向着我们。有了根据地和群众,什么事情都好办!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的决策是正确的。从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坚持战斗,“四保临江”,而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则配合作战,“三下江南”,这样终于打败蒋介石部队的4次进攻,收复了通化等14座城镇,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久,又解放了四平。
  在南满局势比较稳定之后,于若木来到了南满临江。她记得,陈云住的是一座日本木结构的小屋,地板非常粗糙,布满裂缝。因为这是日本式的房子,本来在地板上铺榻榻米的,所以地板很粗糙,后来榻榻米没有了,就在地板上铺了麻袋片。
  战争岁月,流动性很大。在临江住了一个来月,陈云到通化工作,于若木也随他去通化。位于长白山区的通化,地势高,特别寒冷。于若木记得,那里八月十五就飘雪花,严冬气温低达零下40摄氏度。一出门,朔风吹来,真可谓“彻骨寒”,整个人一下子就冷透了。
  陈云和于若木那时住在通化的一所小学校的宿舍里,虽说有壁炉,可以烧柴火,但是并不暖和。陈云的卧室在正中间,只要一开门,有人进出,寒风就笔直吹进他的房间。至于门口那间屋子,室内墙上也居然挂着一厘米多厚的霜!
  作为南方人,陈云极不习惯于这样严寒的环境,加上体质又差,三天两头感冒,这场感冒还没有好,那场感冒又接踵而至。感冒反复折磨着陈云,他越来越消瘦,但他仍坚持日夜工作。有时病倒了,发烧,但是在床上仍拥着被子坚持工作。因为陈云那时担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工作担子很重。
  据袁宝华回忆,当时陈云曾因心脏病病倒:
  陈云同志受命于危难之时,去主持保卫辽东的工作。陈云同志到辽东以后,接连对辽东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进行了一系列动员。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有心脏病,一次动员会下来,几乎瘫在椅子上,需要躺下休息一大阵子。
  1947年,于若木生下次女,按照陈云家的“取名规则”,该由于若木为次女命名。于若木考虑到次女出生在南满通化,就取名“陈南”。后来,又改名“陈伟华”,以与长女的名字相对应。笔者问于若木,这“伟”字是不是陈家的排辈之字?她说,跟排辈毫无关系,是她自己取的。
  1947年7月,辽宁、辽南、安东3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南满红旗飘扬。
  1948年1月,陈云回到哈尔滨,继续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
  于若木也随陈云回到哈尔滨。
  于若木记得,一路上,他们乘坐的是一辆从国民党部队缴获的敞篷的吉普车,而当时正值寒天腊月。为了御寒,在吉普车上搭了个架子,架子上再搭上棉被。他们从集安过鸭绿江,当时是夜里过的桥,到了朝鲜,再从朝鲜坐火车到达哈尔滨。他们坐的火车是“闷罐车”(货车),车厢里什么都没有,临时放了几个凳子……
  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
  经过3个年头的艰苦奋战,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终于由劣势转为优势,东北决战的时机成熟了。
  毛泽东于1948年9月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给林彪、罗荣桓发去《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对东北决战作了部署,下达了总攻令。
  从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发动了着名的辽沈战役,总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余人。
  1948年10月14日,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即原东北民主联军)对锦州发起猛攻。经过31小时的激战,生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及第6兵团司令卢睿泉,歼敌10万余人。
  锦州一役,东北震动。因为锦州落入中共之手,意味着东北的国民党部队退往关内的道路被切断。毛泽东决策先取锦州,其战略目的也在于此。
  紧接着,国民党长春守军投降,东北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这一东北大城市。
  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沈阳。于是,在沈阳街头贴了安民布告,布告下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伍修权、陶铸。”
  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委员,有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以及王首道、陈郁、朱其文等。
  沈阳最高级的大和旅馆,这时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卫戍司令部的所在地。
  陈云重回沈阳,步入大和旅馆,感到扬眉吐气。因为在3年前,苏军是用“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这样的话,把他们从沈阳赶出去,把沈阳交给了国民党部队的。3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坦克,把国民党部队从沈阳赶走了!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随着胜利的到来,一场新的斗争又开始了。陈云第一次意识到:打天下不易,坐天下、治天下更不易!
  从1948年起,陈云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他已把注意力从军事逐渐转向经济,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
  就在这东北大决战前夕,1948年8月,陈云给中共中央发去一份由他亲自起草的重要报告,即《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陈云指出,仅仅半年时间,东北粮食“由2月底的每斤160元涨为今天的1600元”,“平均物价指数也涨了近3倍半”。
  由于物价暴涨,“东北公营企业工薪标准又太低,因此,四五月间工人大躁不安”。
  这样,陈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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