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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刘少奇离开炭子冲，在途经宁乡县城时，他召开了有主管农业、手工业和财贸等工作的县领导参加的会议。会上，他开门见山地说：办了几年的食堂，没有优越性，群众意见很大，纷纷要求解散。可是食堂一解散，又出现了新问题，社员缺少煮小锅饭必需的炊具。这个问题我也没想得那么严重，今天我请大家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办好。你们是工业、农业的后勤部，不是天天讲为人民服务吗，我看尽快把这件事办好，就是为人民服务。将这些事一一落实后，他才放心地离开了宁乡。随后，他又将近期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1）
就在刘少奇回湖南调查之际，周恩来于1961年4月底5月初到了河北邯郸，重点对武安县的伯延公社进行调查。
武安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武安人民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武安，周恩来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在社员家里，周恩来看到，群众的生活困难比他想像的还要严重。他在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除了树叶、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粮食。”
有一天，周恩来和县、社的干部在伯延的公路上边走边谈，他无意中发现路旁的树只见树干和树枝，不见树叶。按理，此时应是树叶茂盛的时候。周恩来便问树叶哪去了，陪同的干部随口说被羊吃掉了，不巧正好被一个在路旁放羊的女孩子听到了，以为是干部说她没有看管好羊，吃了树叶，就反驳说：“羊能上树吗？”干部们明知树叶被人吃了，但担心挨批评不敢讲实话。周恩来没有批评伯延的干部，但心情却很沉重。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周恩来在伯延公社的三个食堂吃了饭。
第一个是公社食堂。因为中共中央有规定，在经济形势没有好转之前，领导人带头不吃肉、蛋、禽，公社干部不敢破这个规定，但又觉得堂堂总理来吃顿饭，不能太差了，于是给周恩来准备了馒头、红薯和面条，另外炒了四个素菜。周恩来感到公社食堂不能反映整个食堂的情况，决定第二天去一个大队的食堂吃饭。由于公社干部事先打了招呼，等到周恩来去时，社员已经提前打饭走了，结果在大队吃的与公社食堂的没有两样。第三天，周恩来提出要换个食堂吃，干部们没有准备，只得领他到了先锋街大队的第六食堂。到食堂时，社员们已经吃过饭了，在同食堂炊事员聊天的过程中，周恩来掀开锅盖一看，里面只有一点吃剩的玉米面糊糊，于是就着咸菜吃了起来。这顿饭，使他了解到了食堂的真实情形。
在伯延公社，周恩来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谈话。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率地对他说：“你幸亏来得早，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张二廷解释说：“地里收不上来，就是地里收个斗儿八升的，也轮不到你，我们就在地里生着吃了，你又不在地里守着。国库里的粮食两年吃不完，三年扫扫尾，到那时还有啥吃的。”对张二廷的话，开始时周恩来还有点不高兴，听他这么一讲，觉得这个农民讲的很有道理。周恩来在5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说：这样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能把我们看做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
在调查中，周恩来发现，不少社员对公共食堂很不满。于是他提出找一个食堂进行一下试点，宣布自愿加入食堂，不愿入的可以把粮食领回去。当时估计会有20％的社员留在食堂。结果，试点的胜利街大队第一小队宣布这个决定后，除了炊事员外，其余的社员全都退出了食堂。
5月7日，周恩来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在电话中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吃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社员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记工评分的办法。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意见极为重视，当即将电话记录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
因为公务繁忙，在邯郸调查期间，周恩来两次回到北京处理国际事务和接见外宾。5月11日至13日，周恩来在邯郸市交际处听取农村工作汇报，参加汇报的有已先在这里进行调查的中央调查组组长谢富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河北省长刘子厚。还有河北部分地、市、县的领导。
汇报中，谢富治说，成安县小堤村的党支部副书记两口子都互不敢说出不愿办食堂的真实思想。周恩来说：“看闹得多紧张呀！我原来也在食堂吃饭，后因吃饭时间老赶不上。政治局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在食堂吃饭，这能说是非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所以，不要把食堂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
“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2）
王维纲说，涉县沿头公社群众要求退出食堂。周恩来插话说：“我看了一个大食堂，一天需要20担水，800斤煤，4口大锅，一套大笼，800多人吃饭，真乱！他们还盖了一个新房子，还想盖楼，真浪费。”王维纲又说，社员对解散食堂很高兴，说他们现在不吃冷饭了，不两头冒烟了，亲戚也可以来往了。谢富治插话说，越搞得死，革命就越彻底。周恩来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原始社会的办法，我们要进入高级共产主义，而不是退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刘子厚汇报说，干部对解散食堂有顾虑，现在解散食堂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周恩来针对这一问题，讲了一段很长的话：
1958年时有物质，放开肚皮大吃，吃多了，食堂没有底了，把理想当成现实了。1959年，河北提出少办一些食堂，主席说可以自愿参加，办的不好可以散。庐山会议的时候，河南提出，食堂非办不可，还提出大搞食堂的优越展览。我当时就怀疑，怀疑的不是粮食，而是烧煤问题，他们说可以用柴烧，我说还是不要展览好。他们说物质丰富，条件都有了，可以这样搞。后来主席说，河南是假的，是骗人的。看气人不？庐山会议和北戴河会议，一再强调食堂要办好，甚至自留地也不叫群众要，收回来。伯延社员问“自留地还收不收”？中国有句古话“民无信不立”。我们搞了四十年的革命，就是讲的“信”，如果变动大就失信了，就食堂这一点讲，就失掉信用了。因此，做事情要讲信用。
现在是多数食堂散了，有人说，可能留30％～40％，我看留下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还是对的，再多就有问题了。本来办食堂是好事，现在成了怨声载道。在伯延搞了个私办公助，但现在看还不行。这样搞，多数人会不同意，他们要说你们不公平，否则，就会都进来。现在只用了四个字“给予便利”，这比较好。还有一个主观和客观的问题。有人说，单身汉一定愿意办食堂。反过来，也不是凡是单身汉都愿办食堂，或都不愿办食堂，什么事都不能绝对化。伯延有个单身汉，比我大一岁，生产很好，就是一直不在食堂。有人说妇女愿办食堂，我们说办食堂解放了妇女，但我在伯延问了三个妇女，都不愿办食堂。有人说，劳动力少，儿女多，无人做饭愿办食堂，可是伯延张二廷就是不愿在食堂，干部说这人思想落后，我看不是。还有人说，孤寡户愿意留在食堂。我们过去对以上四种人愿意办食堂的说法认为有道理，看来并不如此。所以说，什么事情都不能绝对化，不能主观片面。如何克服，就是调查研究。
我这次是来试点的，在伯延揭开了盖子，大家都要求在麦收前散完食堂，这个趋势已定。问题是不要一哄而散，特别是县委的同志，要帮助社队不愿散的同志卸下包袱，要防止简单化。过去搞食堂是为了生产前进，现在散食堂也是为了生产前进，因为食堂已影响了前进，散食堂依然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现在思想已经解放了，省、地已下了决心，要求县委的同志要慎重散好。
为了有步骤地解散食堂，周恩来要求各级干部做好九项工作：（1）房屋问题；（2）炉具问题；（3）粮食加工问题；（4）菜地问题；（5）油盐问题；（6）拉煤问题；（7）老弱孤寡挑水问题；（8）农村工作人员吃饭问题；（9）算账问题。在汇报会期间，周恩来还专程派人去武安了解解散食堂的情况，并在会上作了通报，他还就解散食堂后社员节约用粮、生产积极性的调动等一一举例说明，以证明解散食堂是符合现实和群众愿望的。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其他领导人对公共食堂的问题也很关注。广州会议后，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四省视察。回到北京后，他于1961年5月9日致信毛泽东说：
“就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情况说来，那里（按：指四川）的社员吃饭也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对人力物力浪费不少。一到西安，陕西省委对食堂的反映就十分强烈了。据他们汇报，多数群众愿意回家自己做饭，少数群众愿意留在食堂吃饭。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3）
朱德在信中还说，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即整苦了之意）：（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事人员把鬼日砸了。
朱德在信中还告诉毛泽东：河南荥阳县贾峪公社大滩生产队食堂是一个模范食堂，得到过县委的锦旗，可是全队36户中，除两户五保户和两户单身汉愿在食堂吃外，其余32户都要求回家吃饭。禹县干部反映，在食堂问题上，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食堂办不好，生产受影响；领导还叫干，群众有意见。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吃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即下降了40％～50％。
广州会议后，邓子恢到家乡福建漳州和龙岩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1961年5月13日，他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说：公共食堂“是包括城乡全体人民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我一回到龙岩边境就有许多群众反映这个问题。当时龙岩县委已宣传了‘六十条’，并允许某些老年人、病人、小孩多的户回家自炊，但绝大多数农民还要在食堂吃饭。群众基本口粮从4月1日起，也比以前增加了一二两到三四两大米。但食堂实际上仍是干饭加工厂。群众从食堂领回干饭后，不仅要在家煮菜，还要自己加煮一点粮食（如大麦、地瓜之类）；有的还要把从食堂领回来的干饭和菜混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