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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后影响巨大，这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者根据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而撰写的，毫无疑问是同类著作中具有正史色彩且最有权威的。该书在讲到这个问题时说：“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这里的正式统计，估计是指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按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统计年鉴（1989）》记载：1959年全国总人口为67207万人，1960年全国总人口为66207万人，两者之差正好是1000万人。至于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共造成了多少非正常死亡，这本书中并没有具体的数字。
大锅饭 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本全面反映1957年至1966年十年历史的著作，书中用较大的篇幅对“大跃进”及其后果进行了分析。该书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说：“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1959年是亿人，1960年为6。 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生存危机（二）（4）
蒋正华在1986年第3期《西安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该文根据有关资料编制了1981年我国人口的完全生命表，然后结合 1953年和1964年两次普查资料，通过建立参数估计模型等方法，编制了1953年到1981年历年的完全生命表，并根据这些生命表推算出生率和死亡率。然后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至1963年共死亡8299万人；同时按这 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据此推算出非正常死之人数约为1700万人（即1697万人）。
袁永熙主编的《中国人口（总论）》认为，1959年至1963年的困难时期，饥馑曾是影响我国人口死亡的重要因素，“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超过平常二、三倍，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因饮食不足，缺少必要的营养，导致抵抗力差而引起患病死亡的。特别是老年和儿童较为严重”。“同时，这几年里妇女又大都因病停止生育，所以1960年和1961年人口出现负增长，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该书又说：“1960年到1962年3年中，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约为1858万人。”
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以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历年人口数，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不管具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这都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粮食增量法（1）
面对严重的粮食危机，为了办好公共食堂，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渡过难关，各级组织想了不少办法。196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农村基层干部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教育活动，要求全国各级组织和全体干部接到这个通知后，立即贯彻执行四项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是：“从中央委员起，凡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的各级干部，和参加现场会议的人员，必须一律到公共食堂同群众一起吃饭。”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劳动力安排的指示，重申了劳逸结合的方针，要求在农村实行平时工作8小时、学习2小时制度，农忙时即使延长工作时间，也必须保证睡眠8小时，吃饭休息4小时，不能少于这个时间。提出各地要将休息时间也和劳动时间一样，作为任务来遵守，不得违犯，违犯者必须受到批评直至处分。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做好粮食分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一年抓三次农村生活的安排，即夏收、秋收时各抓一次，青黄不接以前抓一次，一点不能疏忽大意。安排粮食还必须与办好公共食堂结合起来，帮助食堂种菜、养猪、做酱、做醋、腌咸菜、晒干菜等，使食堂能解决油盐菜柴的供给。在一天之中发出三个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多见的。
8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提出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坚持计划用粮，反对秋收到手多吃多用，反对浪费；继续实行口粮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奖励社员节约粮食，还要求食堂种菜、养猪等等。
针对农作物大面积受灾、减产严重的情况，中共中央于9月7日决定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要求淮河以南直至珠江流域的地区，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360斤，遭灾的地方应更低些。在丰收的地方，在完成原定外调任务和支援灾区而增加的粮食外调任务后，还有余粮，口粮标准可以提高到380斤，但最多不能超过400斤。淮河以北的农村口粮标准，应压低到每人每年原粮300斤左右，在东北等一些高寒地区可以适当高一点，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压到平均300斤以下。中共中央还指示各地结合农村“三反”，杜绝社队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亲戚营私舞弊，多吃偷吃粮食，切实保证农村每一个人都能吃到他们应得的一份口粮，取消社队干部小灶，干部均在公共食堂入伙。
196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这个纪要将中共中央有关安排好人民生活、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总结为“低标准”、“瓜菜代”、办食堂、管粮食、劳逸结合五条方针，要求将“低标准”与“瓜菜代”有机结合起来，推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实行“低标准”的同时，大搞瓜菜和代食品。
从上述一系列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农村农民生活和办好公共食堂不谓不重视，不谓不关心。但是，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面搞“低标准”（实际上各地的口粮几乎都低于中共中央规定的标准），一面又要求办好公共食堂，抓好社员生活，本身就是一件难以协调之事。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各地公共食堂几乎同时在“粮食增量法”上做起了文章。
1959年8月18日，河南省鲁山县张官营公社党委给鲁山县委送去一张喜报，全文如下：
县委：
张官营公社于8月14日创造了一斤玉米蒸五斤馍的经验，全公社已经推广。创造的经过是：把玉米煮到五六成熟时捞出，晾半干后磨面，过细箩，出面率为％。再以六分之一的面加水煮成饭糊，和下余六分之五的面一起搅匀，装笼蒸熟即成。每斤玉米平均蒸馍五斤一两九钱，比旧做法产量增加两倍以上。这是不动镰刀的大增产，并具有许多好处。特报喜，请验收。
粮食增量法（2）
张官营公社这一“创造”，不啻给正为粮食问题而发愁的鲁山县委带来一条特大喜讯。不过，对于这“不动镰刀的大增产”，鲁山县委还是有些将信将疑，为了探明真相，便派了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去张官营考察“一斤玉米蒸五斤馍”的情况。农工部长到现场后，除了听取汇报、现场察看外，还和创造这种蒸馍法的炊事员、管理人员进行座谈，并亲自动手用15斤玉米做了试验，照新的蒸馍法，15斤玉米蒸出了65斤馍。这次试验虽然没有达到一斤玉米五斤馍，“但是质量很高”，“如果把面磨得再净一些、细一些，做的技术再熟练一些，一斤玉米蒸五斤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农工部部长马上向县委报告：报喜成果属实，试验成功，应大力推广。
鲁山所在的许昌地委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重视，马上在电话会上向全地区推广了这个“先进经验”。
张官营公社顿时引来了众多来自县内外的“取经”者，河南省委、许昌地委和鲁山县委三级生活福利办公室，会同河南省粮食厅，成立联合考察组特地前来考察。9月24日，《河南日报》报道了张官营公社的“先进做馍法”，并立即在河南全省引起了强烈反响。开封地委马上召开全地区电话会议，号召全区迅速组织试验。许昌地委更是积极，从10月1日至3日，先后指定40个食堂进行重点试验。河南省生活福利办公室也在鲁山召开现场会议。接着，洛阳地区和汝阳、唐河、滑县等县也迅速组织试验推广。结果，“这一先进经验推广以后，各地社员的生活普遍有了显著改善，并且比过去节约了更多的粮食”。汝阳县使用新法做馍后，全县每个食堂每天能吃到两至三顿馍，推广这一技术仅一周时间，全县即节约粮食万余斤。唐河县则有1003个食堂由于使用了这一做馍法，由原来的一天只能吃一顿馍提高到了一天吃两顿馍、一顿面条。
鲁山的创造出“先进做馍法”后，新乡地区的清丰县（今属濮阳市）如获至宝，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广。该县生活福利部部长带领一批炊事员不顾路途遥远，前往鲁山参观，回来后县委立即派出三个干部专抓此项工作，并很快试验成功，而且迅速在全县范围内推广。清丰县委对这一做馍法总结出了五大优越性：一是增加馍产量，节约粮食，能保证社员吃饱、吃好，据全县2304个食堂10天的统计，节约粮食150843斤；二是味道鲜美，易于消化，耐饥，身体健康；三是减少了面粉加工任务，节约了劳力、畜力，促进了生产发展；四是打破了玉米只能做窝窝喝糊糊的老陈规，提高了利用率；五是有力地打击了“右倾保守”思想，进一步树立了敢想、敢说、敢于大胆发明创造的思想。
清丰县这一“先进经验”刚开始推广时，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表示怀疑，说一斤玉米做五斤馍不过是多兑了几斤水，有人甚至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也有炊事员因操作复杂不愿使用新法做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清丰县委采取了“书记动手，突破重点”的办法，在学习鲁山经验的基础上，召开全县公社副书记、大队和生产队党支部副书记以及炊事员、管理员现场会议，全县在10月份用半个月的时间，召开现场会334次，终于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同时，还广泛宣传一斤玉米五斤馍的“科学道理”，说是玉米经过几次加热处理后，引起了化学变化、化学反应和胶化作用，不是单纯加水，而是由于“扩大了分子，增加了营养”。清丰县还组织了300名技术骨干巡回指导各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