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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各地下放了大批干部到食堂加强领导工作。河南全省投入食堂工作的干部达243608人，单新乡地区就下放了2万多脱产干部与生产队支部书记到食堂担任炊事员和管理员。贵州仅遵义地区就抽调了3万多名干部，分别到全区的万多个食堂中协助工作。湖北全省有12900多名干部办了试验食堂。该省黄冈地区选派了23900个党员、团员和41000多个积极分子当炊事员，沔阳县有5个县委书记、37个公社党委书记和700个总支书记、支部书记亲自下食堂当炊事员。上海川沙县还推行干部食堂日制度，干部实行“二五”制，即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五天中，留出一天（全县统一规定为星期天）为县、社、队各级干部的食堂工作日，分头到全县1370个食堂参加劳动，具体领导食堂。
其二，在食堂中贯彻阶级路线。贵州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富裕中农是农村中公共食堂的主要反对者，与富裕中农的斗争也集中在公共食堂上。合作化以来，富裕中农一直被作为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所以在庐山会议后的第二次大办食堂高潮中，有些地方曾提出将富裕中农排斥于食堂之外，并提出富裕中农即使要求参加食堂也劝其不要加入。但随着食堂化的普及和“粮食到（食）堂”，富裕中农及地富分子也都参加了食堂。当食堂出现问题后，一些干部就习惯从阶级斗争上去查找原因，总是担心地、富、反、坏、右（派）分子会伺机破坏食堂，并且主观地认为食堂办不好，必定是这五类分子在其中起破坏作用。于是，在再次大办公共食堂之时，阶级斗争之弦再度绷紧。
《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试行章程》明文规定：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不能参与食堂的管理，不得担任食堂的管理员、炊事员工作。青海省委1960年3月发出的《关于大力办公共食堂的指示》中要求：“选择政治上可靠、社会主义思想强、群众信任的党团员和积极能干、身体健康的社员，充当食堂工作人员。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富裕中农思想严重的人，不能担任食堂工作；对于已经混进食堂的不纯分子，要坚决清洗出去，以巩固公共食堂的组织堡垒。”对于食堂贯彻阶级路线，各地都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在贵州，仅黔东南、黔南、毕节、铜仁、遵义地区的统计，在48万多名食堂工作人员中，贫下中农占95％左右。河南新乡地区在总结办好公共食堂的经验时，特地列举了一条：“认真贯彻阶级政策，巩固地树立贫农、下中农领导优势，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炊、管队伍，这是办好公共食堂的重要保证。”
据称，河南辉县有一个全县办得最好的红旗食堂，不仅每天可以吃到三干（每天三顿干饭），而且还有节余，原因就是这个食堂的炊事员都是贫农。而沁阳县东乡公社有一个食堂的管理人员都是富裕中农，工作三心二意，经常捣鬼，生活搞得很不好。新乡地区从食堂中清洗出地、富、反、坏、右分子1361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2061人，其他不称职的4175人，充实了大批的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经过整顿，全区共有炊管人员293785人，其中党员50520人，占；团员51396人，占；贫下中农积极分子89626人，占，三者共占炊管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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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而无益的办法（2）
河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电话汇报中也说，仅据信阳、洛阳、许昌三个地区统计，清除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适合炊事工作和管理工作的人员达28246人。当时这样做的理由是：富裕中农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食堂，当然也就会搞垮食堂；地、富、反、坏、右想变天，乃伺机破坏食堂这个社会主义的阵地。所以，食堂的领导权只能掌握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手中，而不能掌握在富裕中农手中，更不能让地、富、反、坏、右分子钻进食堂要害部门。
其三，把炊具改革作为办好食堂的重大举措。办公共食堂所谓节约劳动力，实际上是将食堂做饭需要多少人与分灶吃饭时有多少户简单加减而算出的。其实，不论是各级组织，还是农民自己，都知道这种“节约”是怎么回事。为了能减少食堂占有的劳动力，各地都把炊具改革当做巩固食堂的重要措施。河南省委农工部称：“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党委都注意了炊具改革工作，把它当做办好食堂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炊具改革运动。”
据介绍，1960年三四月间，河南全省食堂已实现炊具机械化和部分机械化的有11225个，占食堂总数的％；实现炊具半机械化的有162983个，占％；对部分炊具进行改革的食堂有120486个，占％。其中，实现做馍蒸汽化的食堂有33530个，锅灶改良化的有247826个，吃水自流水化的有162862个。又据《人民日报》报道，河南“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许多功效高、质量好、成本低、操作简便的先进炊具和加工工具”。商丘县坞墙公社制造的豫东一号联合快速自动磨，日磨面粉3万余斤。睢县普遍推广了手压万能抽水机，一人操作20分钟，能满足一个200人食堂用水的需要。灶具方面普遍推广了单眼、双眼、多眼回风灶、小口吹风灶等，一般能节省一半燃料。在炊具方面还创制了万能切菜机、洗菜机、自动联合压面条机、打蛋机、剁馅机、包饺子机、洗碗机等。在红薯加工方面，有手摇的、脚踏的、动力的多种多样的加工工具。
河南新乡地委自1959年冬季以来，将炊具改革作为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中心任务，曾发动全党全民在全区开展大搞磨面动力化、吃水自流化、炊具半机械化、灶具改良化的“四化”工作。据说实现食堂“四化”后，全区共节约劳力515343人。新乡发明和改造、仿制的炊具有：切片机、切丝机、切块机、切菜机、洗菜机、和面机、做馍机、切馍机、轧面条机、切肉泥机、包饺子机、做丸子机、捏窝子机、洗碗机、打粉机、粉碎食盐机、自动锅盖、抽斗笼、面包炉、跃进碾米机、淘米机、三扇立磨、水打磨、手摇磨、脚踏磨、畜拉磨、机器带动磨、电动磨、跃进灶、火车头灶、二龙戏珠灶、神仙洞灶、羊鼻子灶、隔山灶、自流水管等。
《贵州日报》在报道赫章县千余食堂的炊具大革新情况时说：“由于大搞炊具革新，这个县的大多数食堂，洗菜、切菜、淘米、拌面粉等都使用机器，抬饭用土起重机，推磨用畜力和水力带动，用水靠土自来水管（其实就是竹管——引者），送饭、送汤用车子……使用这些土机械，分别提高工效五至三十多倍。去年9月以前，全县共有炊事员7105人，现在减少到3765人，腾出3340人投入其他各项生产，并且食堂的饭菜质量也都比过去提高。”
山东省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管理办法的暂行规定》中，就有专条讲到大搞炊事用具的革新问题，要求积极推广切菜机、洗菜机、轧面机、一畜数磨、土自来水、先进灶等行之有效的改良工具，逐步实现粮食加工和炊事工具的半机械化、机械化。有报道说，山东郯城县的李庄二村，在短期内改革的炊具就有切菜机、洗菜机、压菜机、一畜八磨、馍馍机、压面机、梅花机、转环机、土自来水、粉碎机等十多种，做饭做菜各工序基本上实现了半机械化，劳动效率提高60％，炊事员由过去的30名减为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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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而无益的办法（3）
由原来的小锅小灶到公共食堂的大锅大灶，炊具上自然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搞炊具改革，提高食堂工作效率也确实对办好食堂有益。问题是，当时办好食堂的关键问题，不是如何改革炊具，而是食堂本身不得人心，更何况在炊具改革中不少食堂是搞形式主义，实现这“化”那“化”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还徒然地浪费很多人力物力。
为了办好公共食堂，各地的确想了许多办法。河北省交河县的西辛庄公社办起了食堂辅导站，以管理区为单位，每个辅导站辅导周围十七八个食堂，所谓“辅导”，就是每逢星期六炊事员到辅导站学习，每十天学习一次炊事技术，每月学习一次政治。一些地方则召开食堂先进单位代表会，插红旗，树典型。从中央到地方，都号召食堂开展家底生产，建立一园（菜园）、三厂（面粉加工厂、淀粉加工厂、副食品加工厂）、四场（粉场、豆腐场、酱菜场、醋场）、八养（猪、羊、鸡、鸭、鹅、鱼、兔、蜂），建立食堂管理委员会，提倡账目公布、账单上墙等等。可是，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法使食堂“越办越好”、“越办越巩固”，反而是越办越糟糕，越办越人心惶惶。原因在于：办食堂本来就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意愿，且此时食堂已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严重的困难（1）
1959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年和1960年、1961年后来被合称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这几年最大的困难是粮食严重短缺。
1959起，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1958年大放农业生产“卫星”的一大后果，是使党的领导人相信，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中国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以至于认为用不着那么多的耕地来耕种粮食，可以缩减耕地面积，并为此提出了耕地三三制的问题。
1958年9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城乡。在常熟县的和平人民公社，刘少奇参观了丰产圩的四亩试验田，亲自弯下腰去数了一下稻穗，并问公社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斤粮食？”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笑着说：“一万斤还能更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在淮阴，刘少奇在同淮阴地委领导人座谈时说：“我在河北、河南视察的时候，有些县委书记认为少种多收比广种薄收要节省得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田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武昌会议现场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本来，刘少奇是说再过几年可实行耕地“三三制”。可是有人认为，既然亩产由原来的二三百斤，最多五六百斤，一下子可以跃到几千斤甚至上万斤，自然不需要再耕种那么多的地了。正因为有了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所以在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赫然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过去人们经常忧患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农业大丰收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精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例如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