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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取消薪水制，一条是有饭吃，不死人，一条是身体健壮。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毛泽东认为，党的一些干部进城后变了，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把我们的一些好东西抛掉了，说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没有散，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他还说，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作风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作风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他建议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还说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步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又对供给制、工资制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渔牧副。大，可了不起，人多势众，有些办不到的就办到了。公，就是社会主义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养牲畜，有的已经取消了。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像农业工厂，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当然，要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有些也许要三年。决议案上有一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机关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房屋公有。苏联私人有房子，国家盖不起，还奖励私人盖，中国人多，可以研究，我们将来废除私人房屋。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接着说：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大家去干，每个人都自觉去干，没有懒汉。我们过了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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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2）
毛泽东认为，过去没有什么薪水，也没有什么“花”（按：指军衔），但把日本鬼子赶走了，打败了蒋介石。现在有了“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结果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使得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出官僚主义。人民公社搞起来后，就逼得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对于平均主义会出懒汉的说法，毛泽东颇不以为然，说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没有出几个，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他还说：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有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表明，他对进城以来，尤其是实行薪金制以来干部作风的变化是不满意的，认为薪金制、军衔制这些东西，等级分明，使得干部脱离群众，出现官僚主义。对于过去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却是相当地留恋，认为正是靠军事共产主义，靠政治觉悟，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试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搞供给制，实行吃饭不要钱，引起了他对战争年代供给制的美好回忆。既然供给制能打败日本鬼子，能打败蒋介石，那么，为什么在向自然界开战时，就不能同样取得胜利？所以，他对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不但十分感兴趣，而且希望在全国推广。
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虽然仍规定：“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同时表示，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仍旧实行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在条件成熟后再加以改变。但是，其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即提倡和鼓励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只是要看条件。可是，当年不论干什么都鼓吹大破条件论，甚至提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北戴河会议后，各地便不论条件成熟与否，争先恐后地推广起供给制来。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出巡大江南北。1958年9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来到安徽。一天，毛泽东来到舒城县视察舒茶人民公社，得知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后，已经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在合肥期间，与妇女干部谈话时，毛泽东又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两千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他还说，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9月29日，《安徽日报》对毛泽东视察安徽的情况作了报道。几天后，《人民日报》转发了这篇报道。自此，“吃饭不要钱”在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一句口号。
与此同时，刘少奇就供给制问题也发表了不少谈话。
1958年9月10日，刘少奇离京前往河北的徐水、定县、石家庄、邯郸等地视察。期间，在谈及供给制时，针对徐水的什么都不要钱，刘少奇说，实物工资和供给制还是有区别的，供给制不算钱也不给钱，给实物和算钱都是工资形式。搞供给制，也不要搞许多项目，开始先搞粮食，项目少些，逐步来，一项一项增加。粮食供给制为什么可以搞呢？就是因为粮食吃不完。
9月下旬，刘少奇来到江苏视察。当地领导告诉他，江苏不少人民公社准备在今年秋收后实行粮食供给制。刘少奇对此很关心。在访问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时，他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乡党委书记回答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起来了，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也在汇报时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听到群众这样的反映，作为党的领导人，自然是很高兴的。刘少奇认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说明，实行供给制不但不会出懒人，而且群众的情绪更高了，生产更积极了，这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他对陪同视察的当地干部说：“全体人民都养成了这样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个别的懒人就会完全孤立，会被大家看成是很没有道德的人，大家都瞧不起他，他也就势必会改造过来，参加集体的劳动。只有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地消灭懒汉。”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3）
一些高级干部也撰文充分肯定供给制。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在参观人民公社后，发表文章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有的同志提出‘吃饭不要钱’，现在看来，全面实行这个办法并不困难。我想，其他生活必需品也是这样，那一种产品丰富了，那一种就实行供给制的办法，按需分配和定量供给的部分逐步扩大，按劳取酬的部分逐步缩小，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有一位副总理也专门发表文章，对人民公社的供给制进行论述，认为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中，“供给部分则是带有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素的”。“这种分配制度，是适合我国当前生产力的发展的，是广大社员的迫切要求。它既照顾了劳动力多的户，又照顾了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并使所有社员都得到了可靠的社会保险。”
1958年国庆节前，全国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分配制度上，工资制和供给制逐渐成为人民公社分配的主要方式。据各省、市、区向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汇报，河南、广西等几个省，计划在1958年或1959年1月普遍推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其他各地也都在重点试点，准备推广。很多公社一建立，就不再分现粮，而是实行以人定量，把粮食统一拨给食堂，给社员发就餐证，实行吃饭不要钱。少数公社已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都由公社包干供给。群众反映是一有盼头（共产主义），五不操心（吃、穿、零花、孩子、工分），因此，“更加鼓舞了人们的干劲，增强了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粮食多了怎么办”（1）
人民公社不但办起了公共食堂，而且亿万农民过上了“吃饭不要钱”的生活。“吃饭不要钱”这在今天看来荒唐的口号，当时却被广为宣传并大力推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在供给制的所谓“共产主义幼芽”、“共产主义因素”认识上的误区。
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群众生产热情，以及由于头脑发热而导致的浮夸风，使相当多的人包括不少领导干部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中国的生产力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用不着很久就会超过英、美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实现。当时之所以如此看好人民公社，在没有什么实验、试点的基础上，全国一呼隆实现了公社化，也是看中它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二者间的关系。
当时，不论党内、党外，也不论干部、群众，都存在急于实现共产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