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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她，荣膺第二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演员奖第三名荣誉奖，从而一举成名。
这美好的一切，难道都只是一个蔷薇色的梦境吗？难道都如同过眼云烟，一去不复返了吗？
她的一颗心，如中箭矢，一阵阵剧痛。
她不愿意再多想了。
刘三姐与黄婉秋（三）
何培嵩＇壮族＇
三 十字路口
如果你从飞机上俯瞰桂林，你会发现，市区的主要街道是两条，呈狭长的“十”字形，横短而竖长。桂林人称之谓“十字街”。
“十字街”的交叉处，是最繁华热闹的地段。桂林人称之谓“十字路口”。
在十字路口公布一件什么事情——比如：颂扬某某人的伟绩，或揭某某人的短。不到片刻功夫，便会全城知晓。
有心计的人，是深知这一点的。
黄婉秋被“揭短”了。
她、以及好些在该“打倒”之列的人，装了好几卡车，从十字街的南端（火车南站），开往十字街的北端（火车北站）；然后再转回头，停在十字路口。这叫做“游斗”。通常的说法是“让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这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中旬异常闷热的一天。
她被置于一辆解放牌汽车上，脚下垫了一张高椅——这是要让人们看清楚些。
屈辱，如同一只无形的利爪，一下又一下地撕扯她那颗破碎的心。
近段时间来，黄婉秋的境遇越发不好了。
她不能上舞台。
罚她扫街。每天天未亮，她拿着长长的竹扫帚，去扫那长长的马路。
罚她下厨。洗菜，做饭，铲煤渣。改造灵魂。
罚她洗涤戏服。每天晚上，她候在后台，等着演员们卸了装，换下来衣服。干净的，她一件件摺叠好；脏的，她和另一位女工第二天一件件洗，浆，晾，熨。
罚她挂“黑牌”。从出门挂起，入屋直至上床，方能摘下。
罚什么都可以，她不怕。她是喜欢劳动的。她本来就是贫寒出身。小时候，六兄妹就靠父亲一个人干活糊口。父亲是一家私营百货店里的挂写号，相当于现在的出纳员。收入极有限。平日里，总是素菜素汤。每个星期天，牛肉煮豆腐，便算是加菜了。直至长大了，婉秋还觉得这道菜，是相当美味的佳肴。她排行第四，又是个女孩，里里外外都帮着妈妈干。
所以，她爱干活。这种种“处罚”，并不使她特别地难受。她最难受的是被剥夺了上舞台的权利。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在舞台上唱唱跳跳。
所有的这些惩罚，难道还不足以使她难堪、还不算触及灵魂，何以至于演变到今日的游街呢？她实在想不明白。呵，是不是因为那一件事？——
文化系统批“走资派”。
文化局长郭文纲同志，竟在被批之列。
黄婉秋心里很同情他。她想，郭局长何错之有？竟要遭此厄运！
明天要开批判会了，群众组织派人来做她的工作。说她从前是郭一手培养的“黑苗苗”，应当挺身而出主动“划线”。
她反倒想起郭局长的许多好处来了。郭是南下干部，一向关心文艺和演员的成长，婉秋去拍电影是他全力支持的。他懂行，懂得演员的心……
她照实说了她的看法，末了说：“我得讲事实。我不能昧良心去污人清白……假如你们一定要我‘批’他，除非你们不怕我在会上往他脸上贴金。我记得他总是教我好，鼓励我进步……”
来人愕然，用异样的目光看她：这个人好怪，自己尚且难以顾及，却还有心思去为别人开脱！
“你等着，有一天够得你瞧的！”来人悻悻然而去。
……
那人的话果真应验了。今天，她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于当街处，真“够得她瞧的”。
她被挂牌，戴上一顶翎尾摇曳、镶珠嵌玉的演戏用的凤冠。用人拿一根草绳，边骂骂咧咧边捆绑她。那人用膝盖猛力一顶她的腰部，使劲勒绳，这是要尽量缚紧一些。这一顶，她听得腰际“卡”的一声，钻心般痛。
她知道不妙了：是不是腰骨断了？
又有人给她披上一块破麻布片。用桂林话来说，是“烂麻包”的暗喻。——这是在无中生有地恶意伤人。她实在受不了。在歌舞团里，她的刚直不阿、作风正派是有目共睹，素为人们所称道的。她最恨别人凭空诬她这一点。平时怎么挨骂遭罪，怎么样的“莫须有”，她都能顶得住，照样能吃，照样能睡，也从来不哭。可现在她终于忍不住，抑声饮泣了。
她瞥一眼身后几个押车的、恶狠狠地待她的人。大多是认识的，有的还是过去相交甚笃的朋友。
痛楚，宛如利刃切割肌肉般的痛楚！她闭上眼睛，记起一句平时抄录在小本子上的话来了——
“虚伪的朋友就像你的影子，当你处在明媚的阳光下时，它就紧紧跟着你，然而当你被黑暗或阴影包围着时，你就找不到它的踪影了。”
此情此景，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有人取下那块麻布片。大概觉得这样做有点过分。
她侧头看那人，深情感激。心想：这个人有良心。
车子缓缓地开。喊口号，批斗。十字路口多好人！只看见黑压压的一片。
车下，有人对她厉声斥骂；有人朝她指指戳戳；有人唏嘘叹息；有人悄然落泪。她看见好些围观的老人，在用手绢擦眼泪。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过去在路上见面，总拦住她，不停口地夸她的桂戏唱得好，《刘三姐》演得好。群众是理解她，同情她的。几缕温暖，一丝慰藉，掠过她的心头。
另一辆游斗车慢慢地对开过来。两车交错时，那车上的一个壮悍女子抡棒朝她照脸劈下。像是一根很粗的木棒。
这下完了！她紧紧闭了眼睛……
没完！
棍子没落在她身上，仿佛被什么人用身体的某一部分挡住了。她隐约听得一声轻而沉闷的低响——是硬器敲打肌肉的声音。她想象得出，是身后有人代她“吃”了这一棒。那人一定很痛。
那人、那好心人是谁呢？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他不怕担风险吗？
她真想回过头去看。
是夜。
腰好痛！稍一动弹，便似万针扎心。显然是扭伤了。然而，外伤是可愈的，心灵的伤却难忘。十字路口那一幕，真是刻骨铭心啊！
几个姑娘轻步进房，歉疚地宽慰她。
“婉秋，我们跟着批你，骂你，是装样子的。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你莫当真。你要想开些……”
她苦笑。
她们走了。
桌上有一封信，是哥哥写来的。每逢接到哥哥的信，那怕只是看到信封上那亲切的熟悉的笔迹，她就想哭。何况是今天！
她拆信。
这位已经在大学当讲师的哥哥，用隐晦的语言开导她：“……四妹，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很难了。你说就因为拍了这部电影倒了霉，我看不尽然。有一位诗人这么说：‘善良的人往往不幸’。确实，现在不幸的人是很多的，这是一种反常现象。然而，人们的不幸常成为他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幸也有好处……”
她知道，哥哥的境况也不怎么好。所以她很少向他谈自己的不幸。也许，哥哥是从母亲和姐姐们的信里得知她的近况的。
她终于难以自抑，放声哭了。泪水扑簌簌滴落信纸，字迹变得模糊了。
同房间的两个女伴诧异地看她，没吱声，也没过来劝她。她是“入另册”的，不能随便接近。
第二天，几个得势者来找她。
“你昨天哭了？”
“嗯……”
“为什么哭？对运动不满吗！想消极对抗吗！……”
她睁大迷惘的眼睛。她想说那封信。但她咬咬牙，终于没说。她鄙视他们这种人！
她推开窗户，遥望那人来车往的十字路口。啊，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自己是不是也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呢？
刘三姐与黄婉秋（四）
何培嵩＇壮族＇
四 “活下去！”
有人找她。
两个人。一概板着脸。是“××运动办”的。让她写批判《刘三姐》的文章。
“我不懂写。我的文化低。”她淡淡地说。态度不亢不卑。
自然，不懂写是假的。她虽然只念过高小，但平日讲话和台上做戏，她的口才是公认的。而她过去走红时，发表在报刊上的有关饰演刘三姐的体会，以及“文革”开始以来写的许多检查交待，也都笔墨流畅，用词得当。这些，来人心里是清楚的。
“你再想想。首先注意你的态度。写不写是个立场问题……”话语冰冷，似寒气袭人的锋刃。这是威胁了。
“想想？”——还有什么好想的路？！
“文革”以来，对《刘三姐》，桂林乃至广西各地，都批过了。有书面的，有口头的，无非是“不讲阶级斗争”，“唱歌唱不倒财主。之类。而她本人，由于拍了这部电影，便终日不得安宁。这真是“恨屋及乌”了。
“不是都批过了吗？”
“由你这个演过刘三姐的人来批《刘三姐》，才够意思，才有力量！”来人说得煞是认真。
“我真的不懂写。我很少写什么东西，不信……”
“好！你不肯写，我们派人替你写。”
她沉默。她知道他们会这么去做。
这种“捉刀”的文字游戏和政治游戏，他们干得很熟练了。
过了若干天。她果然在一份什么“战斗报”上，看到一篇批判刘三姐的文章，逾万字，洋洋大观，火药味甚浓。署的正是她的名字。
“可悲！”她差点没骂出声来。
她不肯屈就，总那么耿直。用一些好心人的话来说，是“迂”，不会“圆通”。
所以，她倒霉了。她明知道要倒霉，但就是不愿意违拗自己的良心。这，可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气节的大事。
“翘翘者”，易折。
以后，倒霉事一桩接一桩。
现在，她胸前总要挂一块小木牌。自然，是被迫挂的。两尺见方。出门，就得挂起；睡觉，才能摘下。
有一回，她从姑妈家回歌舞团。路上，有人大声念着木牌上罗列的“罪名”，并且厉声吆喝道：
“你，黑三姐，给我站住——！”
她站住了。一动也不动。
一下子围上来好些人。也有同情她的，没哼事，在外围站着，用怜悯的目光看她。
那些人开始奚落她，顺带也攻讦《刘三姐》。
“说，你为什么去拍《刘三姐》，宣扬封资修的一套？”
“你为什么要用刘三姐的歌来瓦解革命人民的斗志？”
“说！说——！”
莫名其妙！这时候是“秀才”遇着“兵”，有理也讲不清。她知道，最明智的对策是保持沉默。她微低着头，眼睛木然地望着地面。
直至那些人数落够了，心满意足地吆一声：“得了，走你的吧！”
她就又往前走。
如今，她终于快要走到歌舞团大门口了。她轻轻吐了口长气——只要进大门，入房间，就可以得到片刻的自由了。
“看箭！”
不是箭。是数块柑皮、橘皮、烂马蹄，雨点般落在她的头上，身上。她侧脸去看：一群孩子，埋伏在榕树上，向她放“箭”。一个个脸有得意之色。
孩子懂什么？见她身挂“黑牌”，认定是坏人，还能不恨她，掷她？这不是叫做什么“朴素的阶级感情”吗？
她加快了脚步，快踏进大门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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