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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五十年经典文库-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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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倒在血泊中,酱油和玻璃瓶子的碎片撒了一地……
  她就这样死了,终年五十一年。
  在这位集高血压、肝炎、眼疾于一身的讲师的衣兜儿里,装着医生开的全休假条。但是,直到她临死的这一天,还在照常上班。她上班的化学系不在北师大本部,而在护国寺原辅仁大学旧址,往返有很远的路程,她挤着公共汽车,摸索着上班。她放不下自己所负责的“气相色谱”实验工作,放不下即将由她主讲的“仪器分析”课。由于体质太差,徐老师已经多年不教课了,在实验室为她的同事和学生作“后勤”,也是很累人的。现在,领导决定让她重上讲台,下学期为三年级学生授课。她兴奋不已,觉得自己突然年轻了,以极度衰弱的视力编写了厚厚一大摞讲稿,期望着那一天的到来。但是,那一天已经不属于她了,她最终没有重登她所挚爱、所向往的讲台,没有再次享受作为教师的快乐。 

    徐志英早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就团结在中共地下党的周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但几十年之后,她仍然是个“白丁”。她对党的感情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每一次党的知识进座都去听,每一个党员发展会都去列席,在有些人信仰动摇对党淡漠、疏远的时候,她仍然痴情如初,孜孜以求,但遗憾的是永远是个旁听者。她出身贫寒、历史清白、表现良好,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未能入党的原因有二。其一,过去政治运动不断,徐志英拉家带口、病病歪歪,起不了模范带头作用。她这个人家庭观念太强,晚上辅导学生上晚自习还带着吃奶的孩子(她的母亲和婆婆都不在北京,孩子扔给谁呢?),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其二,现在形势变了,发展党员要挑业务骨干,自然也轮不到徐志英这个一阵风都能吹倒的重病号了。总之,她苦苦追随了几十年,哪趟车都没赶上!就在她临死前两天,还向一位党员含泪表达了她对加入党组织的热望。
  就在她临死前几个小时,她还从系里赶回家去,像每天一样为丈夫准备午饭。伺候丈夫吃完了,他去睡午觉,她坐在床边守着,犹如看护摇篮中的婴儿。她是怕丈夫误了下午的工作,要按时叫醒他,每天如此。确是“贤妻良母”!一个女人,心分成了几份儿呢?一份儿给工作,一份儿给太夫,一份儿给孩子,还有一份儿给年迈的父母,轮到她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手不释卷,她的双眼都快熬瞎了;家务缠身,她的两腿都被水桶磕青了;无暇自顾,她全身的衣衫都破旧不堪了。那一次,她和丈夫一起去上海探亲,丈夫帮她挑了一件纯毛华达呢大衣,她非常喜欢,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穿上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到底还是没舍得买。自己一个月才挣八十多块钱,花一百多块钱买件大衣?这简直是奢侈!
  ……她死了,两手空空地走了。作为一个女儿,她没能为在故乡时时惦念她的靠她赡养的老父亲送终;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她没能看到爱子成家立业,没能陪伴丈夫白头到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她没能成为共产党员;作为一名教师,她只想为学生讲课,甚至没敢奢望得到高级职称;作为一个女人,她至死没有一件体面衣裳,平生仅在结婚的时候烫过一次头发!
  她在被抢救中的弥留之际,只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一个字:“冷……”这是闻讯赶到医院的丈夫听到的妻子最后一个字。“冷…… ”这个世界对她太冷了。丈夫含着泪水,给她盖上衣服,可她已经无须再问冷暖了。在她的遗体火化之前,丈夫给她买了一身毛料高级西服,“志英,你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好衣服,再贵,也要人你买!”还装了假发,死后的她,变得“体面”了,但这一切她都不知道了!
  徐志英死于车祸,但车祸是偶然的,意气风发的个体户和这位百病缠身、万事劳神的老讲师之间的“横向联系”也是偶然的。但是,偶然之中难道没有必然吗?如果这位全休病号不必为工作和生计奔波,如果能有一位保姆照顾她的衣食住行,她何必亲自以微弱的视力衰竭的体质趁着暮色大老远地去买一瓶酱油?又何至于死”一个保姆连吃饭带工资得近百元钱,掏出这笔钱,家里的日子还过不过?而且,谁家都住得那么挤,哪有地方留保姆住?北师大化学系的中年知识分子中,只有一家雇了个每天来干两个钟头的保姆,这已经是最了不起的了!
  徐志英的追悼会规模出人意外的隆重,化学系礼堂挤得风雨不透。她的老同学、老同事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他们围绕在徐志英的遗像前,久久不忍离去,“再跟她一起照张像吧!”震动他们的心弦、搅动他们的哀思的,是他们与死者之间某种血肉相连、同命相怜的东西,一个平凡的人的平淡的一生,留给活着的人无限的思索与回想。
  徐老师故去三年了,化学系的同事们还清晰地记着她生前的一切,仿佛她的突然离去就发生在昨天。昨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追思昨天,是为了今天和明天。当年的党支部书记早已卸任,她白发苍苍,腿脚不灵,还在坚持上班,但也将要和徐志英一样以老讲师的身份退出教育阵地,也没有赶上高级职称的末班车。这不仅是她一个,还有许多同代人与之同命运。现任的副系主任,当年曾经亲手送别死者,如今却不知该怎么抚慰生者。他为他手下的一头头“老黄牛”的处境而发愁,却无计可施。这个身材瘦高、面色黧黑的男子汉眼中饱含热泪,冲动地抖着两只手:“我们的苦,没处去诉哇!”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我走进了北师大的党委办公室,这所大学是全国十大重点高等院校之一。
  应邀前来座谈的人起初沉默不语,继而接二连三地爆发出激烈的发言,并且常常被泪水打断。
  工会负责人递给我两张表。一张是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中该校历史、中文、哲学、生物、地理五个系的中年教师调查表,三百五十九人中,患病人数一百八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十;另一张是一九七九年以来故去的中年知识分子名单,密密麻麻写着二十多个名字,这些陌生的名字使我的心颤抖了!
  本来是“生者对死者的访问”,来的却都是活着的人。死者长已矣,他们永不再发言了,只有活着的人在诉说。
  死了的,各有各的“死因”;病了的,各有各的“病恩”。但这些都不仅仅是交通安全条例和医学所能回答得了的。
  我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共约六百万人,其中从事教育职业的几乎占三分之一,居各行业之首。而中年知识分子在总数中又占半数以上。
  中年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基本上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世界观、人生观形成于五十至六十年代,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任与热爱达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和同期成长起来的政治干部相比,毫不逊色。无论国家经受了怎样的困难,党的路线出现过怎样的偏差和失误,都不曾使他们动摇和怀疑,和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了几十年,不计报酬,不讨得失。
  “文革”过后,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一片荒芜、百废待兴的时期,这些人成为最可依靠、最堪使用的中坚力量,或曰“中流砥柱”。现在在北师大教学第一线上的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的人,他们的担子沉重,又困难重重。在事业上,向上看,老一辈已经在“文革”前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目前的任务是整理自己的学术理论;向下看,年轻的助教多数在进修、留学。讲课、带研究生、搞科研,差不多全靠一批中年人了。老教授的研究生,实际上是他们带;老教授主编的教材、主持的科研项目,实际上是他们动手。没有老教授挂名,出版社不肯出版,不能列入国家科研项目,他们甘愿当“人梯”。这和农大以及文教科技各领域都有共同之处。地理系的李老师一个人承担了三个人的工作,夜夜靠浓茶和香烟开夜车;带着学生到野外考察,常常心脏病发作,突然倒下,清醒之后又一切照旧。赵老师的两名助教都出国了,他拖着伤腿,坐在椅子上坚持上课。“我不干”,这种话他们绝对说不出口,他们挚爱自己的事业。彭老师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之后,重新登台讲《世界自然地理》,极度的兴奋、紧张使他瘫在课堂上!
  这是一些多么可爱又可敬的人!难怪人们常用“物美价廉,经久耐用”来形容中国的知识分子。美则美矣,廉则廉矣,但“经久耐用”这四个字却要打折扣了。机器尚需保养,尚需维修,何况血肉之躯!他们一直在超负荷、高消耗下疲于奔命,体质普遍下降,或未老先衰,或猝然死亡,这已不是偶然现象!
  在生活上中年知识分子有其特殊困难,六七十岁以上的老教授。多数在五十年代的中年时期已享受高工资待遇,而且多数有无须工作的“贤内助”照料或雇有保姆。而中年人长期工资菲薄,且多数是双职工,又无钱雇保姆,肩负着工作和家务的双重重担,上要养老,下要育小。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慈母手中线……”深入骨髓,几乎人人都是孝子、孝女,为奉养双亲不遗余力;他们是读书人,最懂得培养人才的重要,为儿女不惜一切。他们唯独不心疼自己,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亏着自己。中国式的家庭中,过去那种保“出门挣钱的人”的传统已经消失了,现在是保“两头”。中年人还自以为“年富力强”,其实已经“糠”了,经不起三灾六难,绷得过紧的发条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北师大的老师创造的这个“糠”字,极富有文学性地活画出一代人的形象。
  在他们当中,未到月底就没了钱的,煤气用完了无钱换的,大有人在。在汽车上听到人家个体户说:“吃对虾我都吃腻了!”他们瞠目结舌。对虾那东西,几十块钱一斤,当教师的敢问吗?一位副教授因伤住进医院,同病房中六个病人,他的职务最高,工资却最低,一时成为笑谈。你知道开车的、开电梯的挣多少钱吗?知道钉鞋的、卖冰糖葫芦的挣多少钱吗?副教授一个月的工资还赶不上个体户一天的收入。我在采访中去过一位副教授的家,该有的几“大件”都有了,显然比其他人优越。我感到欣慰,正待启齿询问何以“富之”,他的儿子在一旁插了话。他以鄙夷的目光斜睨着老子,对我说:“您问问那是谁挣的?”我当然立即就明白了。那位副教授很尴尬,在儿子面前自惭形秽。
  师大的人都知道一个绰号叫“傻大力”的孩子,显然智力不高,但他卖冰棍儿一个月挣四百块,比一级教授还阔。某位三级教授的孙女高中毕业不考大学,进了香格里拉饭店,每月拿二百五十元,赶上了她爷爷。
  在中年知识分子中,有教授头衔的如凤毛麟角,能晋升为副教授已经难而又难了。何况教授也已经“贬值”,五十年代的一级教授工资三百四十五元,八十年代新晋升为一级教授的只有二百五十元,何况如今的钱又那么不值钱。难怪有人说:如今什么都涨价,只有教授在降价!而大量的,像徐志英那样的老讲师,每月的劳动报酬至多才一百元出头,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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