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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给常书鸿写信,提出了这件事,又催李承仙赶快走。
于是,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到千里之外办理终身大事去了。
常书鸿开始以为张大千无异于拿他开玩笑。同时,他非常害怕再重演那痛苦的往事。便打定主意:到兰州,设法说服她回重庆,这样两下方便。
常书鸿把她估计错了。
“我不怕吃苦!”她听了常书鸿那近于恫吓的敦煌情况介绍之后说,“再说,一个人要想有个追求,达到理想的目的,就不能怕吃苦,你说对不对?”
谁能说不对呢?
他们谈得投机起来了。他讲,她听;她问,他答。这两个人,想的那么一致,追求那么相同。
他们在兰州结婚,然后一路上高高兴兴回到千佛洞去了。
常书鸿这个“和尚”还“俗”了!
得到爱情的人,在事业上也会变得更加聪明起来。经过几年的研究,这样一个问题突出了出来:敦煌艺术的兴起,是受了什么影响呢”它与欧洲文艺复兴有什么关系”对东方的文艺复兴,又有什么推动?
他讲给年轻的妻子听时,她会心地笑了:“太好了,这是个多么重要的问题!研究它,我支持你!”
一九四七年秋天,重庆国民党政府文化部发来一个盖着大印的文件: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
晴天霹雳!
常书鸿捏着文件,一阵眩昏,觉得自己陷入了天塌地陷之中,身子如纸片一样在混沌中向深渊飘落,飘落!
“怎么办?”李承仙头一次经受这种打击,眼前一片漆黑。
“唉,宣布吧!”他有气无力地回答。
“那,咱们,真的走?”她害怕了,那一纸文件,像一只白色的狼,撕咬着他!
“我不走,不走!”他含着泪说,“为了这,我什么都舍得,怎么能走?谁愿意走,都走吧,我不走!”
“……”
“你,回重庆,我,留下!”
“不, 我也留下!”
“可,今后没工资没经费——”
“要饭也不走!敦煌,这壁画,这雕塑,这九层楼,是咱——的——命——啊!”说完,她呜呜哭起来。
“好,不走,咱们一块继续干!”
他们抱在一起,泪也流在一起!
宣布重庆方面文件后,人们伤心、流泪。撤销,这是第几次了?反正不是第一次。
当常书鸿表示坚决不走时,好几位画家、工作人员表示:和所长在一起,不走!要饭也乐意!
与此同时,常书鸿再一次向重庆的朋友们写信,请他们设法敦促国民党政府收回成命。几个月过去了,仍然音信皆无。一直到敦煌滴水成冰,常书鸿和他的助手们眼看着真要挨饿了,才盼来了恢复工作文件,那望眼欲穿的不断贬值的钱也到了。
敦煌虽然闭塞,却也能听到许多消息。他们开始关心起解放军胜利的步伐。这位不过问政治的艺术家,其实也十分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今在共产党和军队里担任要职的许多人——包括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陈毅等同志,当年都在马赛。他和他们有守接触,了解他们决心改变中国现状的宏图大志。只是他一心追求艺术,后来来往少了。他明白中国该翻个个儿,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他早和李承仙商量好:敦煌这份国宝,一定要完整地交给共产党!
国民党在忙于剿共的时候,没心思管什么敦煌,可是慌忙撤离大陆时,却千方百计想弄走点什么,连常书鸿也成了抢掳的猎物。可惜的是,千佛洞里的佛运不走,壁画搬下来也难于运到台湾。他们勒令常书鸿紧急筹备,要在南京搞一个敦煌艺术临摹作品展览。展览完毕,要常书鸿听候命令行动。怎么办?同一些朋友研究后,火速把展品转移到上海。不料,他到上海,暗哨盯到上海。天啊,“尾巴”不容易甩掉!已经是一九四八年年底了,曙光就在前头,我常书鸿决不作你们的殉葬品。他如坐针毡,心似火焚。
元旦就要到了,常书鸿音信全无。李承仙和敦煌的同事们焦急万分。正在大家心神不定的时候,常书鸿却骑着马回来了。
原来,他被盯得很紧的时候,什么地方也不敢去,生怕牵连了别人。一天深夜,他正焦急,突然想到了航空公司的一位朋友,靠他的帮忙,才离开上海。
枯木逢春,古树发芽!
常书鸿组织护宝队,
迎来解放军,古老的
敦煌艺术,终于回到
了人民手中!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新华社和国内外发表了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
敦煌千佛洞,常书鸿召集全所人员讲话,要保护好所有文物,迎接解放!
他们日夜轮流在山头放哨,巡逻。有一天传来警报:一支土菲部队正向千佛洞袭来。顿时,全体成员都紧张起来。山头、沟口、桥头,都布下了“兵员”,重要古籍文物已经秘密锁在山洞里。
常书鸿也武装起来,画家有了尚武精神。
幸好那土匪们到别处去了,大家受了一场虚惊。
夜里,李承仙在桌子上画飞天仙女,手有些发颤。
“怕吗?”常书鸿问。
“解放军怎么还不来?”她轻轻地说,“我着急了!”
“兴许快了。出头之日,总算到了”。他帮她调色,“芝秀她——”
“别怨恨她。书鸿,实际上她只是个软弱的人。听说现在在杭州生活得也挺糟。”她轻轻地勾勒飞天仙女的飘带。
“也许是我没有理解她?唉!”
“她有她的想法和追求。不要因为她离开了你就说她不好。人各有自己的追求。有的殊途回归,有的沉沦下去。作为美术同人,我盼望她能奋斗出来,不要自暴自弃!”她说。
可惜的是,芝秀后来始终没能振作起来。凭她纯熟的雕塑技艺,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的。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敦煌县解放,千古艺术终于回到人民手中。军代表感谢常书鸿夫妇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工作精神,要求他们继续保护好敦煌艺术。
一九五一年,在北京举行全国最大规模的敦煌艺术展览。周总理接见他们夫妇,给了崇高的评价。周总理批出:过去没时间搞研究,今后要一面保护文物,一面加强研究。希望多出成果,快出成果!
接着,拨了巨款,为他们装发电机,盖房子。
又派来专家研究如何加固千佛洞。
常书鸿被选为人民代表,来北京开会参与管理国家大事。
常书鸿被国内外公认为抢救、保护、研究敦煌文物的功臣!国外有人誉他为“敦煌艺术保护神”,中国的“瑰宝”。
方毅在常书鸿的八十寿辰纪念会上说得好:“现在,一提到敦煌,人们就会想到常书鸿先生,的确,他的功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敦煌的飞天之梦,你终于达到了最美丽的境界!
国殇(一)
霍达'回族'
出不入兮往不返,
平原忽兮路超远。
……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
——屈原:《九歌?国殇》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蜀相》
危险信号:新星早殒、栋梁先折、他们没有晚年。这是一种什么“奇异方向”?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日,北京。
春寒料峭,春草吐青。一元复始,国秦民安。丁卯年的春节刚过,空气中还飘散着鞭炮的硝烟:元宵节在即,街头的摊商争售白生生的汤圆。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远离城区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人生的最后一站,生者与死者分手的场所。一派肃杀,满目萧索。大礼堂中,沉重的哀乐被数百人的哭声所淹没。人们肃立着,垂下痛苦的头颅,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们当中有中央领导人和名闻遐迩的科技界专家、权威:方毅、宋健、周培源、钱学森、卢嘉锡、严东生、周光召……礼堂正中和两侧摆满了花圈,下款署着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万里、严济慈、张劲夫、茅以升……黑色的布幔上,悬挂着死者的遗像,一张苍白清瘦的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满头青丝。与送葬行列中的那些白发老者相比,他还那么年轻!在他的面前,白色的挽联上令人触目惊心地写着:
新星早殒……
栋梁先折……
是的,他是一颗灿然升起的新星,一根顶天立地的栋梁,但是,却突然殒落了,折断了!举世瞩目的数学家张广厚从此离开了他的数学王国,离开了他的祖国和人民,年仅五十岁!
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杨乐主持遗体告别仪式。痛失战友、痛失英才,他泣不成声,“遗体”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广厚,你正值才华横溢、奋发有为的中年,我不敢相信面前的你竟已是“遗体”!
对这篇报告文学的读者来说,张广厚的名字毫不陌生,因为它早已传遍了中国和世界。
一九六二年,张广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为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的研究生。从那时起,他与杨乐长期合作,在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系统化地写成专著《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从而震动了全人类的数学界!“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是函数论中三个重要概念,芬兰著名数学家、近代函数值分布理论的创始人奈望利纳早在一九二九年就曾意识到亏值和渐近值之间有某种关系,并且猜测:亏值也是一个渐近值。但十年之后,他的猜测被否定了。近四十年来,国际上许多著名数学家都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力图证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张广厚和杨乐认为:前人辛辛苦苦地试图证明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之所以欲速不达、白费力气,症结在于“南辕北辙”;他们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去寻找三者之间的联系。他们用了十年时间,砥砺琢磨,锲而不舍,终于成功了!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数学分析会议上,他们发言之后,奈望利纳激动地作了长篇评论,他说:“我的猜测被否定了。我猜测的关系是假的,现在你们成功地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项高质量、富有成果的工作”,“我认为,现在欧洲数学家们应该向你们学习了!”
杨乐、张广厚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杨、张定理”被载入史册,使他们的同胞感到由衷的骄傲,像陈景润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之谜一样,他们是数学王国的勋爵,是祖国和人民的骄子!
他们的这一杰出成果,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取得的,芳林寥落,红杏出墙,该是多么艰难,又多么可贵!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七年,全国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报道了张广厚的学术成就,他年方四十,已“功成名就”,在被十年浩动耽误了青春岁月的同代人中,他是幸运儿、佼佼者,属于令人羡慕的大器早成;一九八七年,他刚刚过了五十岁生日,却溘然长逝,与那些历尽劫难仍然健在的前辈相比,他走得太早了,早得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扼腕太息!登上“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的高峰,在“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的研究中作出具有世界性的突破,正当“无限风光在险峰”之际,谁又能够料到,生命留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