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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儒勒·燕南（1804…1874），法国著名批评家，小说家。
不久，儒勒·凡尔纳终于通过最后考试，取得学士学位。他前程已成定局。他不必再做外省律师的助手，可以返回南特成为皮埃尔·凡尔纳先生的同僚了。儒勒的祖父安托万是律师，父亲皮埃尔也是律师，还有他的曾祖父也是公证律师和法院书记。说凡尔纳家族是律师世家，是名副其实的。然而，要想当律师就必须离开巴黎！
第六章 初涉世事
儒勒·凡尔纳第二次到达巴黎，结识大仲马并受到这位赫赫有名的大作家赏识以来，他们之间往来频繁，过从较密。儒勒对大仲马崇敬之情也日益浓重，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更加强烈。有一次，他同一位朋友谈话时说过：
“当我第一次会见大仲马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他为历史做出了贡献，我将为地理而奋斗。”
如果我们只根据这样只言片语的谈话，就认定儒勒·凡尔纳从1848年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并义无反顾地为此奋斗终生，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劳动，终于开创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科学幻想文学，并成为这一领域的执牛耳者，这样推断，似乎太轻率，与实际不符。
实际上，儒勒当年拜见大仲马时，才20岁，只是一位连一首诗也未发表过的“来自南特的青年诗人”，一个剧本也未上演过的“外省剧作家”，一篇哪怕是短篇小说也没有写过的“布列塔尼作家”，只得过在南特皇家中学三等奖的“地理学家”，正在攻读法律学尚未取得法律学士学位的学生，况且他正在律师和文学家之间踟蹰徘徊，在雨果和大仲马之间摇摆不定。
他的个人前途选择问题，使他夜难成寐，是回南特做律师还是留在巴黎当作家，确切说当剧作家呢？在他看来，雨果是“诗圣”，他的风靡声誉高不可攀，他是一座冰冷的纪念碑；而大仲马是烟火术土，虽然光彩照人，声名远扬，但不必仰视。比如，大仲马不隐讳他创作实验“作坊”一事，也不忌讳以他的名义“生产”了多少部小说，他甚至以他有多少“兵马”而洋洋自得。他曾说过：“拿破仑有多少元帅，我就有多少助手！”
最主要一点，大仲马认为“文学创作不是靠天资聪慧或灵感超人，而是靠有才华的勤奋者终生不懈的艰苦劳动”。这种观点，儒勒倍感亲切，也最为动情。
儒勒·凡尔纳完成学业之后，并未立刻告别巴黎，回南特省亲。父亲得知儿子通过考试，除略表祝贺外，虽说他期盼儿子归省，却未加催促。皮埃尔·凡尔纳先生觉得儿子不过22岁，可以在巴黎度假，开阔眼界，增长才干。至于生活津贴，区区小数，对于像老凡尔纳先生这样外省殷实家庭，不在话下。
于是，儒勒靠父亲的周济，又在柯梅狄大街租了一间小阁楼，顽强地写作。春去夏来，秋又至，转眼又到了冬天，在儒勒的案头已经有三份手稿，即《火药商的阴谋》《摄政王时代的悲剧》和《断草》。
前两部剧本是严格按照浪漫主义创作标准写作的庄重华贵的剧本，大仲马不屑一顾；相反，《断草》独幕轻喜剧，受到他垂青。大仲马做出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决定，他接受儒勒·凡尔纳的剧本，并在他的历史大剧院上演。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大仲马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有可能因为大仲马与马凯不合，使创作“作坊”产量骤降，脚本不足；也有可能大仲马与许多助手不协调，希望以此引诱年轻的儒勒“入瓮”。
其实，折草打赌，80岁老公爵和他的小夫人，娇嫩欲滴的18岁美女以及小公爵夫人的情夫英姿勃发的骠骑兵的形象，在法国舞台上早已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新奇、独到之处可言。然而诗作生动活泼、铿锵悦耳；插科打诨，机灵俏皮，入木三分；语言是巴黎街头的市井俚语。儒勒情场失意，特别是对那位楚楚动人的小表姐卡罗利娜的怨恨之情，全部倾注在剧本之中。
几天之后，大仲马通知儒勒，剧本要重写，必须与小仲马合作。因为历史剧院兴建伊始就有规定，除仲马父子之外，其他人的剧本一律不得在历史大剧院上演。
这是儒勒第一次接触到气度宽宏的大仲马的背后一面，从中可以窥见仲马家族内幕的一角。这大概是儒勒与法国文学界的第一次冲突，但有可能不是最后的冲突。提抗议，那就等于拒绝上演，还有可能与仲马家族决裂；抗争么，又没有抗争的手段。这对于年轻单纯的儒勒和他的天真梦想，是十分可怕的打击，而他又无力抗争。
1850年6月12日，《断草》在唐贝大街那座雄伟华贵的历史和民族大剧院首次公演。他坐在大厅里看着他剧本中的人物变得活生生的，亲耳听到由别人嘴说出自己的语言，有点飘飘然……
当儒勒·凡尔纳看过戏之后，心中出现一种异样感觉，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跨进了神圣的戏剧圣殿的门槛，有可能……此时，好友们不断前来祝贺。这些朋友是一批年轻的作家、音乐家……但他们大概连一件作品也没有发表过。有人提议举行一次晚餐会，以表示对儒勒成功的庆祝。当天就在作曲家阿德里安·塔里齐住处举行聚餐。到会共11人，儒勒戏称“11个光棍聚餐会”。这新结社，都是男性，又无家室。说他们是巴黎人，都来自外省，但他们有能力“征服”巴黎。以后，每周在一个叫“黑头”餐馆聚会一次，讨论文学事件，交换创作计划，朗诵诗歌，演奏弹唱，也玩耍戏谑，儒勒是这个小团体的公认首领，他语出隽妙，频添佳趣，给每次聚会增添无限情趣。
由于儒勒接触的人中没有哲学家、没有学者，也没有旅行家，都是和他差不多未经风雨，未见大世面的单纯而幼稚的青年，所以他的视野拓展缓慢。从维多岛到巴黎，已经是一个飞跃，而且正赶上1848年。时代变化太激烈，处境严峻，要有一个适应和转变的过程。在他的视野扩大到整个法兰西和全世界，整个宇宙空间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个与法国政治生活几乎隔绝、首都巴黎郊区蒙马特尔岗地上小小文学结社的一员罢了。
《断草》一共上演12场，朋友们认为这是不小的成功，南特的亲友们把儒勒的成功视为自己的荣耀；惟独皮埃尔·凡尔纳不喜欢这出剧的轻浮和插科打诨，认为有失体面，希望儒勒的成功消息不要传到南特，以免受保守派朋友的耻笑。可是，事与愿违，儒勒的首次成功，在巴黎除了那些光棍朋友，不会有什么人注意，但在南特却产生了巨大反响。
当儒勒返乡“休假”时候，恰似金榜高第，锦衣还乡，年轻的浪漫主义信徒，不离他的左右。有些中学时代同窗学友，以早年结识这位巴黎剧作家而自鸣得意，对他少年时代种种轶事津津乐道。
1850年11月7日，《断草》在南特城格拉斯兰广场老剧院举行首演式，在整个南特城“引起轰动”。当幕落之后，作者儒勒和演员一起谢幕时，他已成为全城的“名人”，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其实，这种“轰动”毫无实惠可言，这种表面“荣耀”连一个生丁的收益也没有。
当“休假”已毕，儒勒本应回到皮埃尔·凡尔纳先生当时已颇具规模的律师事务所，可是他却回到巴黎。于是，父亲的刚毅冷峻的性格与儿子的固执任性的脾气终于发生了冲突。儒勒回到巴黎，父亲仍然按月寄来生活津贴。
1850年冬，儒勒写出两部剧本，一个是三幕剧《学者》，另一个是音乐剧《谁嘲笑物》。两个剧本都经大仲马过目，并得到赞许，但在历史和民族大剧院上演已不可能，剧院已经倒闭。大仲马耗尽了最后的财产，彻底破产，并负有巨额债务。
大仲马此时年事已高，诸事不顺，昔日的显赫辉煌，已成昨日黄花，如今已江河日下，不可能东山再起了。但他更加炫耀自己，他让儒勒把剧本送给吉姆纳斯剧院老板，被礼貌地回绝。不过此时的儒勒·凡尔纳已经是位成熟的男子汉，他又与米歇尔·卡佩合作写成一部歌剧《捉迷藏》，由阿里斯吉德·英亚谱曲。结果又遭冷遇。
世间的事，常常是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当儒勒走投无路的时候，又收到南特来的家信。皮埃尔·凡尔纳先生认为，儒勒考取法律学士学位业已经年，休假应该结束了；并讲了家庭和南特的情况。儒勒从字里行间嗅出最后通牒的味道。差不多同一时间，那位美丽大方的西班牙犹太姑娘，这位在儒勒青年时代情场屡屡失意的时候惟一主动给予温暖和体贴的恋人，告诉儒勒说她准备下嫁一位里昂的工厂主。这不啻为雪上加霜。我们的年轻主人公，能经受得了三重打击么？
此时的巴黎，文学逐日衰微，“共和”一词日见敛迹，而欢呼总统殿下万岁之声，甚嚣尘上。在这种局面之下，一个文学新手，还能指望什么奇迹？况且他上演过一出独幕喜剧，还是与小仲马合作的，上演12场连一个生丁也没有得到。如果回到南特，有舒适宽敞的住宅，较优越的生活条件，还有父母亲情，许多故知旧友，南特内谧静的环境和如茵草场，还有卢瓦河中的维多岛……
儒勒·凡尔纳在给父亲的复信中写道：“命中注定我和巴黎搅在一起了。将来，我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文学家，但要当律师，我绝不会比一个蹩脚的律师好多少……那一直吸引我的，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是文学。”皮埃尔·凡尔纳先生在回信中表示了宽容和理解，儿子已长大成人了，有权选择自己的前途和谋生手段。
作家儒勒·凡尔纳，年满23岁，除了一出独幕喜剧上演外，连一篇作品也没有发表过，便独自面对巴黎，独立闯世界了。他靠什么生活呢？他又会干些什么呢？他平生第一次独立谋生，是在一个事务所做临时缮写员。工作从早7点到晚9点。年薪600法郎，每月50法郎。而且三年不加薪。区区小数，尚不足穷困学生时代津贴之半，当然困苦不堪言，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根本没有写作时间。
1851年夏天，儒勒·凡尔纳的处境异常艰难。他虽然驾驭了诗歌写作技巧，却形成不了自己的风格；他的剧本具有法国特有的幽默和诙谐，但全部都是程式化的东西；他的散文作品大多是摹仿，既感觉不到作家的内心呼唤，也表达不出作者内心思想，更缺少以作家丰富想象力塑造出来的活生生的形象。
客观地评价，儒勒·凡尔纳做为剧作家，并无传世之作，大约共写了（包括合写）17部剧本，有半数没有上演过，连一个保留剧目（例如像小仲马的《茶花女》那样的剧目）也没有。但是，剧作家和诗人的创作活动却为小说家的创作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诗的概括凝炼的语言和诗的意境，戏剧性的情节，人物性格的夸张性，对话的生动性，在儒勒的后来所写小说中都有所表现。
这一年夏天，儒勒是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大厅度过的。他在试图独辟蹊径。这就是许多传记作者称作的儒勒·凡尔纳创作的“两个支柱”或儒勒·凡尔纳的“弓弦的两支箭”。这意思是说，儒勒·凡尔纳依靠两个平行的“支柱”——戏剧和地理小说达到了光辉的顶点。其实，只要你认真研究一下儒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