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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走近了嘉陵江，举目望去，的确像是在山上，当你再靠近些，走到江边，那嘉陵江还是在山沟里流淌着。
后来，他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大河，见到了大世面。”
这时，顺庆府里，已经开始兴办小学堂、中学堂。
他的远房舅父刘寿川，是一位留日的学生，就在中学堂里当老师。
朱德从刘寿川那里知道了小学堂、中学堂就是新学，是公费办的，用新教材、新教具，新方法教学。
他多么想进入新学堂学习新的科学知识。
朱德由顺庆府回到大的当天，正好府试中榜的喜讯也传到了马鞍场和大，这无疑又为朱家带来一片欢喜。
亲朋好友又是一番贺喜。
这些日子以来，朱家老少都是喜笑颜开，欢喜异常。
有人向伯父送喜时，他也不无得意地说：“要是省里中榜，就是秀才了。
要真的中了秀才，就请你来喝米酒！”
乡亲们也七嘴八舌地祝贺着：“中了秀才，就可以去做官了！”
“那时，你们朱家就是光耀门楣了！”
伯父宽慰地笑了。
眼看着培养出个人来，“支撑门户”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可是，这时朱德一心惦记着的是顺庆府的新学堂，那里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他。
1905年，朱德带着全家人的殷切期望参加了科举考试，他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府试，准备参加省试。
突然，传来了朝廷的诏令：自丙午年（1906）始，废止一切科考。
科举制度一废止，省试当然就不可能了。
（9）
这一消息，对朱家说来，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十多年来，全家节衣缩食、四处借贷培养一个读书人的希望，立马变成了泡影，哪能不伤心呢？但对朱德来说，他却得到了一次极好的机会。
他向伯父述说了想上新学读书的心愿：“因为实行‘新政’，才取消了科举，才开办新学。
上新学堂，将来更有作为。
我想还是去读新学。”
伯父不停地摇着头。
看得出来，他是不相信新学堂能长久办下去，坚信千百年的科举制度早晚要恢复。
朱德再三苦苦哀求说：“到如今，也只有这条道可以走下去了！”
伯父死不松口，说：“这一次再不能依你了！我们朱家眼看到手的功名，就这样丢掉了，谁不痛心！”
这一夜，朱德和伯父都没有合眼，他们各自想着心事。
天还未明，朱德就悄悄起床去找席先生，请他说服伯父。
席先生满口答应。
他把朱德的伯父请到家中，推心置腹地长谈了很久。
他说：“你我都是老相识，老交情了。
我早已把玉阶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了。
我们两家都盼望着他有个出头之日。
我虽然一生没考上个秀才，但一心想要玉阶考上。
可是，现在把考功名的这条路堵死了，我们怎能怨孩子，逼孩子呢？要想玉阶有个好的前程，还是让他去上新学堂吧！你听我一句话，不会错的。”
伯父朱世连听了席先生的一番劝说，终于同意朱德去上新学堂。
他东挪西借，好不容易凑了一笔钱，供朱德去顺庆府读书。
1906年的春天，朱德兴致勃勃地离开大，第二次去顺庆府。
3天的路程，他徒步两天就赶到了。
朱德先考入了顺庆县高等小学堂就读。
这所学校是由嘉湖书院改办的。
他在这座学堂里读了6个月，除国文课外，又学习了一点地理、历史知识和英文。
一学期后，在这年的秋季，他考入了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现为南充市职业高中）。
那里的课程设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修身、格致（生物）、图画、体育等，学习内容丰富，一改旧式书院式的教学，深受学生欢迎。
朱德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知识，让他大开眼界，懂得了世上的知识多得很，不仅仅是“子曰”、“诗云”。
顺庆府中学堂里，聚集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
学堂的监督（校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的张澜先生。
那还是1903年，顺庆府在筹办新学时，选送他到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学习。
他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倡议慈禧还政光绪，变法维新。
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立即取消了他的留学资格，将他押送回国。
张澜回到四川后，先在成都任四川留学预备学堂学监，后返回家乡顺庆府主持教育。
他主张革新教育，提倡妇女读书。
在教学中，重视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深受学生欢迎。
朱德的舅父刘寿川先生是学堂的理科教师，19岁中秀才，后留学日本。
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他博学多能，讲授物理、化学时，经常带来一些仪器，给学生们演示。
一次上物理课讲火车原理时，有学生问：“为什么中国不能造火车？”刘寿川万分感慨地讲述了日本的维新。
最后，他激动地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从落后迈向先进。
科学给日本带来了生机，惟有科学才是救国之本，而只有变法维新，才能发展科学。
这是国富民强的惟一之路。”
刘寿川先生的这一番话，朱德听来并不陌生，席聘三先生不是也这样讲过吗？张澜先生讲课更具有鼓动性。
（10）
他在课堂上曾大声疾呼：“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
张澜、刘寿川先生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言论，在朱德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由于朱德与刘寿川除了师生关系之外，还有一层亲戚关系，所以他经常邀请好友戴与龄去刘寿川的寝室，向他请教。
刘寿川除了向他们介绍亲眼在日本看到明治维新的成就外，还介绍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建同盟会，出版《民报》等革命活动，并秘密地借给朱德一本革命党人邹容写的《革命军》。
朱德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尽管他并不很理解革命的真正含义和内容，但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领悟到就应像张澜先生说的那样，要不惜个人的身家性命，去拯救民族，去拯救国家。
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苦读一年，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与师生广泛交往，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他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并能写得一手好的诗文，博得师生好评。
1907年他在顺庆府中学堂毕业时，赠与同窗好友戴与龄诗一首：骊歌一曲恩无穷，今在兴亡意计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虎狼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斗志付飞鹏。
这首诗，正是反映了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一年苦读中最主要的收获。
他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
这一年，是他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的开端，使他读书为“支撑门户”和“光宗耀祖”而转变到“读书救国”。
这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也正是在“科学救国”、“教育治国”、“强身卫国”思潮的鼓动下，他接受了刘寿川先生的建议，决心去成都求学，以学得更多的知识，来开拓自己的视野。
伯父朱世连为了朱德去成都求学，又多方求情借贷，终于凑了50块大洋，作为朱德上学的费用。
1907年的初春，朱德仍然挎背着他第一次上仪陇参加县试时用的那个蓝布包袱，凭着那双铁脚板，起早贪黑，一路快走，只用了5天，赶了370公里的路，到了省城成都。
成都同顺庆府比起来，要热闹得多了。
它不仅是四川的省会，还是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那时，成都正处在剧变中，银元局、铜元局、机器局、兵工局等新的工业机构，相继成立，手工业也比较发展，商业也较繁荣，涌进了不少洋货，还办起了洋教堂。
荷枪实弹的新军和警察，在人群中穿来闯去；古老的滑竿、轿子和新式的东洋车（人力车）满街奔跑；沿街叫卖的报童，不停地呼喊着：“哪个看报？新出的《四川日报》？”这一切对朱德说来，都十分新奇。
在一个小客栈住下后，朱德不顾旅途的疲劳，就上了大街。
街头巷尾到处都张贴着五颜六色的广告，四川省师范学堂和武备学堂的招生简章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直到把全部内容能背下来。
回到小店，他经过反复比较，决心投考武备学堂学习时间只一年，吃穿都不花钱，给家里能减去许多负担。
何况新军正在发展，国家也需要军队。
还真考上了。
他写信把这个喜讯告诉家里，谁知家里人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思想影响下，坚决不同意他去上武备学堂。
后来，经过刘寿川先生的劝说与协调，朱德又报考了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这是专门为培养体育教师而开设的。
体育学堂里设置有教育、心理、生理、算术、修身、图画、体操、器械等课程。
朱德对每一种都学得十分认真刻苦，总共13门功课，他考试的总计分为1070分，平均每门成绩82分，名列全学堂第10名。
（11）
在学习中，他特别赞同学堂的“学生一律剪掉辫子”的规定。
那时，清政府仍然把剪辫子视为是大逆不道的违法行为，轻者坐牢，重者要杀头的。
学堂为了对付官府的检查，要求学生把剪下的辫子缝在瓜皮帽上，戴在头上仍像是长着一条长长的辫子。
可是，每当上体操或操练时，学生们一摘掉那顶瓜皮小帽，个个都是光头一个。
每当这时，朱德摸着光头，觉得一身轻快，练起单杠、双杠、木马、徒手体操来，分外干净利索、灵活、准确。
体育学堂，虽然是一所不大的学校，师生总共也就二百来人，却分为两派。
一派是拥护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派，一派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派。
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员在师生中展开秘密活动，他们秘密散发传单，传递信息，发展组织。
一天，晚上就寝之前，朱德突然发觉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塞有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
他如获至宝，立马收藏起来，悄悄地躲在无人处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革命派的主张都是自己想说的，而立宪派的实质仍然是维护腐朽透顶的腐败朝廷。
读完《民报》后，朱德总是焦急地盼着有人来同他接头、交谈，要是有那样一个人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此人必定就是同盟会员。
他盼了几天，也没有出现他想像的情况。
后来他也如法炮制，把《民报》藏在一位他认为可能是同盟会会员的枕下，并在暗中观察他的举止言行，等他同自己联系，但毫无结果。
同盟会，在当时被清廷定为禁党，是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