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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5世纪，法国在制炮和炮术方面取得最大进展。法国的火炮优势大约在1440年由布诺兄弟开始建立起来的（参见第十二章→西欧→法国→军事职业化的兴起），并成为百年战争中法国赢得突然和压倒性胜利的主要因素。布诺兄弟使用其火炮摧毁了英国人以惊人的速度建立起来的城堡围墙。15世纪早期攻城炮的改进在围城时间的长短上得到反映：亨利五世在诺曼底的历次战役中围城时间较长（如：1418年、1419年，对圣鲁恩和谢尔堡的围困分别为五个月和六个月），而法国于1449—1450年迅速收复诺曼底时围城时间则较短。到本世纪末，火炮已使中世纪的要塞过时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城堡和有围墙的城市没有找到适于反炮兵的重型火炮的安置方法。
插图002 15世纪的长管炮
火炮在百年战争末期两次最重要的野战―弗尔米尼之战和卡斯蒂永之战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应该说明的是，这些加速法国胜利的相对轻型的远程火炮和重炮，在围城战斗中都要事先安置好，且几乎不能改变射向，去击退英军的换防部队。
本世纪前期，胡斯战争（参见第十二章→东欧→波希米亚→胡斯战争）中约翰·齐斯卡的车堡形成了野战火炮的一种作战思想，他将重炮安置于战车的联接处。这些火炮的火力，加上装备手炮的步兵的火力，屡屡击退了日耳曼、匈牙利和波兰骑兵与步兵的进攻，为齐斯卡式的典型的高潮反击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火炮总是要在战斗前安置在位于齐斯卡事先选定的地形的车堡上；如果敌人不发起进攻，这些火炮则毫无用处。
插图003 中型重炮
本世纪的最后十年，真正的野战火炮才突然而戏剧性地出现。当时，法国人―仍然是卓越的炮手―将较轻的新式青铜铸火炮安装在马拉的两轮车上。这种可机动的法国野战火炮在战场上可以迅速与马分离，并快速作好战斗准备；加上能直接从行军纵队投人战斗，因而在法国人赢得福尔诺沃之战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这最后十年期间，法国人引入了炮耳的概念。炮耳既可以使火炮在固定的轮式马车上更快地安装，又可以相对地提高猫准精度和增大射程―与早期抬高与降低炮管高度的呆板方法截然不同。福尔诺沃之战中的一些法国火炮，当然不是所有的火炮，可能有了炮耳，并能根据射程的要求进行升降，而无须在炮架架尾的下方挖坑，或在炮架轮下垫石块。
城防设施与攻城装备
本世纪内筑城方面有一些有限的进展。石堞眼（中世纪的城堡中，在入石等处通路上端突出部分。由其开口处可向下方的敌人投石或倒沸水―编者注）的使用已普及，取代了有时称为板围的早期木制（和易燃性）炮台。石堞眼可以使城堡或城镇的守卫者从较为安全的位置向围城者进行射击，或者向缘梯攻城的敌群投下擂石或倾倒沸油。
到本世纪中叶，围城战中轻火器和火炮的广泛使用对城堡的设计和围城战的实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法国更是如此。城墙和堑壕的存在可使枪手更为安全地重新装弹，轻火器低射速的弊端也不像野战战场上那样严重，所以轻火器在攻防双方都很普及。
城堡和要塞城镇的构筑或改建都把火炮的部署作为主要考虑事项。最常见的是在塔楼的较低层建筑炮座，并在较高层准备好通过螺旋而上的通道使用较小火炮的设施。为了提高城墙的抗炮火能力，其墙基修得很厚，并在远离主城墙的地方修建永久性外围工事。围城战期间，防御者可以在外围工事安置火炮和较轻型的火器。这些改进并不普遍，一般在法国和意大利以外就较少见。继在卡斯蒂永击败英国人之后，法国炮兵部队在让·布诺领导下倾其全力对波尔多进行围困，围困时间持续了10星期以上（1453年7月下旬—10月19日），而土耳其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大围困只持续了55天。这既是由于奥斯曼的围城部队强大，也是因为拜占庭人在防御中使用火炮和轻火器的准备不足。
陆军战术
概述
本世纪中，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步兵的重要性和价值继续上升，达到了既可以独立也可以在与骑兵联合进行的战斗中，对骑兵和其他步兵发起进攻行动并赢得胜利的程度。以纪律和训练都极为出色的瑞士长矛兵及其日耳曼模仿者雇佣兵为例―步兵进攻战术的成功极少依赖于投掷武器弓、手炮或火炮，它们仅仅是对马其顿方阵的复活。可是到本世纪末，瑞士人和雇佣兵通过使用火绳枪加强了士气和他们令人生畏、不可抗拒的冲锋锐势。这些雇佣长矛兵的雇主们把他们与重骑兵和轻骑兵结合起来形成合成兵种协同作战，从而在他们身上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利益。到本世纪末，法国人将这种协同发展成控制陆战战术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步兵一骑兵一炮兵协同作战的雏形。
英国和法国的步兵战术
英国步兵在防御战术上的优势，在本世纪初期被亨利五世及其弟―贝德福德的约翰所取得的几乎不间断的胜利所证实。贞德所取得的鼓舞人心的胜利，并没有改变装备有强大投射武器、纪律严明、身披重恺的长矛兵在防御中对中世纪骑马或徒步重骑兵的基本技术优势。
事实上，法国最终赢得百年战争的胜利，证实了当时充分装备投射武器的优秀步兵在防御中的优势。布诺兄弟仅仅是用新式火炮武器取代长弓和砍斧，增加这些投射武器的威力罢了。
胡斯教徒的战术体制
约翰·齐斯卡及其胡斯教徒也给予日耳曼和东欧的骑士以同样的教训。齐斯卡显然注意到了罗斯人和立陶宛人的车阵在防御鞑靼、波兰和条顿骑士团的骑兵中的作用；他还注意到，如果骑兵和步兵联合进攻突入车阵，其防御者就会失败。鉴于这一教训，他研究出历史上最简单而且最有效的一种战术体制。
胡斯教徒以两轮或四轮马拉车纵队行进。大多数两轮或四轮马车裹缚护甲、两侧辟有枪眼。在这些裹缚铁甲的四轮战车或另外一些敞开的四轮车内，装有许多小型火炮。齐斯卡的部队大多数为步兵，他们训练有素，并通过实施齐斯卡在其塔博山据点建立的管理方法而具有高度的纪律性；他们中许多人配备有手炮，大多数人为长矛兵。另外，他有一小支用于侦察和反击的轻装骑兵，可能类似于波兰人的长矛骑兵。尽管长于围攻战，但齐斯卡却总是避免在开阔地带进行进攻。他的战略是，尽可能深远地突人敌人的领土，然后选择一个好的防御阵地，在阵地上建立车堡。胡斯教徒从车堡基地的袭击屡屡迫使敌人发起灾难性的进攻。
战车被组成一个车阵，并用铁链连结在一起，在这种车墙前面由随营人员―也是弹药运送员―挖掘一条壕沟。他在战车之间的空隙处置放其火炮―可能置放于四轮车上，但更可能放置在山丘或结实的木台上。其手炮兵和执斧兵也位于这些空隙处，从战车枪眼进行射击。长矛兵用于防护火炮，并阻止敌人步兵砍断把战车联为一体的铁链。但由于进攻者常常被车堡的火力所击退，他们很少执行这种任务。一旦进攻被击退，齐斯卡的长矛兵和骑兵则发起冲击、实施反击，最后取得胜利。
尽管齐斯卡没有引入真正的野战火炮，也没有在战术进攻中使用火药武器，但他的战术体制却是对野战堡垒的最富于想象力和心理进攻的运用，而且他的战斗是防御一进攻战术的典范。但是，如果敌人有戒备且敢于进攻，就不能恰当地建立起车堡。齐斯卡死后，其继任者未能掌握并保持他的战略主动权。另外，车堡对真正的野战火炮和大量轻火器来说极为脆弱，因此，它很快就被废弃了。
瑞士人的战术体制
自罗马军团衰落以来，首次真正将步兵带回到进攻战的是瑞士人。瑞士人是相当贫穷的山区人，没有马匹。武器简陋、盔甲很少的瑞士徒步士兵被迫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当地资源和山地地形，同哈布斯堡王朝进行争取独立的战争。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了由于缺乏累赘的盔甲而获得的机动的好处，并且再次发现了古希腊人以一群向下冲锋的长矛兵发起密集冲击的作战思想。像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一样，他们也认识到，如果长矛兵能够在骑兵冲锋面前仍保持没有空隙的密集队形并毫不畏缩，那么这一原则在平地上也同样能起作用。如果他们能以速度和勇气将其进攻保持到战斗结束，那么，密集的长矛兵对马匹和骑手所产生的恐怖能大于骑兵对长矛兵所产生的恐怖。
利用这一经验需要优秀的组织、严格的训练和自罗马时代后几乎未曾见到过的铁的纪律。坚定的瑞士人迎接了这些挑战，并建立起在机动性、凝聚力和冲击力可与马其顿方阵相匹敌的部队。结果，到本世纪中期，他们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优秀的部队。
像马其顿人一样，瑞士人的主要武器是一杆长约6。4米的长矛，长矛由长约5。5米的木柄和用于同进攻骑兵的剑相格击的长约0。9米的铁矛组成。他们在乐曲中行进，经常是按节拍进军，这是自罗马人之后的第一次。他们还像马其顿人那样有各种能迅速、有步骤、有秩序地加以选用的队形―如线形队形、楔形队形、方形队形。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以密集的纵队行军和战斗，正面很少超过30人，而纵深却达50—100人。
除基本的长矛兵外，瑞士的队形里还有充当游兵的少量的执斧兵―后来为手炮兵和火绳枪兵和位于纵队或方阵中内纵列的大量戟兵。戟兵的主要任务是：当长矛兵阻止或击退骑兵冲锋后，在混战中砍倒各孤立无援的骑兵。
只要有可能，瑞士人都是从行军纵队直接而快速地投入战斗，没有部署，也没有拘泥于建立战斗线的拖延。他们通常以三个向左后或右后成梯队的纵队或方阵作战。如果地形允许，各纵队就沿平行的道路或越野开进，以与他们排列好的队形相同的队形进行战斗。如果只有一条道路，第一纵队则一直行进，直接投人战斗，其他纵队向左或向右分开，根据情况，然后快速行进到第一纵队的翼侧。
瑞士人看不起火器，而且在15世纪中不太了解自己的密集纵队面对有效炮火时的脆弱性―主要是因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真正的野战火炮。勃灵第的“鲁莽”查理认识到了瑞士人对火炮和轻型火器火力的这一脆弱性，但他的鲁莽使其未能利用他相对先进的战术思想（参见第十二章→西欧→瑞士→格朗松之战）。
欧洲其他国家的步兵都不能与瑞士人匹敌，到本世纪末，他们的士气和战术优势是举世无双的。尽管他们不加选择地出国充当雇佣兵，但他们常常是巧世纪后期法国军队中步兵的主要组成部分。被这一点和与瑞士的战争所困扰的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连，通过创立日耳曼的对应步兵―雇佣兵，竭力抵消瑞士步兵的优势。由于编组训练和装备与其样板一样，日耳曼雇佣兵很快就几乎与瑞士人一样受到欢迎。但奇怪的是，只要瑞士人与日耳曼雇佣兵互相作战，尽管战斗总是激烈而残酷，瑞士人都毫不例外地获得胜利。似乎他们对其模仿者比对其他敌人更加凶恶更加残忍得多。瑞士人和日耳曼雇佣兵双方都把他们之间的战争称为“糟糕的战争”因为在这种战斗中，他们势同水火，伤亡惨重，而且利用战俘获得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