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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悔的合作--毛-泽-东与彭德怀-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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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线的错误,而彭德怀也不是人们常说的那样坚决执行立三路线,反对毛 泽东的正确主张。      毛泽东执行了攻打长沙的命令,但已对立三路线有所怀疑。朱德曾告诉 史沫特莱说: “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 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我 们笼统地知道中国的情况比辛亥革命以前情朝执政时还糟糕。中央委员会认 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毛泽东和我认 识到这是冒险,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情报资料来反对这项计划;而且像我们 这样心存疑虑的人是不多的。”      结果,他们压抑住疑虑,先发布攻袭南昌的命令,继而执行中央指示, 第二次进攻长沙。但正因为已有怀疑,毛泽东才果断退兵撤离长沙,并亲自 到每一个团去讲话,解释从长沙撤退的原因。      彭德怀执行了立三路线,但在现实面前和毛泽东的说服下,他服从并支 持了毛泽东长沙撤退及其以后的命令和计划,不仅没有“顽固地坚持立三路 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且从军事部署方面认为不应该第二次攻打 长沙,因为敌人已坚固设防,同时红三军团本身迫切需要修整。攻打长沙, 在政治上执行立三路线,是错误的,但它有利于当时革命斗争的发展,不能 全盘否定。首先,红军判断敌情正确,以少数兵力战胜敌人,攻克长沙,在 军事上是正确的。彭德怀说: “此役,三天打四仗,行程一百四、五十里, 经过待伏战、进攻战、阵地攻坚战,我八千人打败三万有余之优势敌军,这 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其次,占领长沙沉重打击了敌人,扩大了红军和革 命斗争的影响,补充扩编了红军,筹备了大量军用物资和粮弹供应品。      问题在于彭德怀为什么执行了李立三路线?这也很好解释,其一是立三 路线统治了中央,是中央的代表,而且其口号本身有很大诱惑性。两次攻打 长沙都是以中央名义下的命令,也都是红三军团、红一方面军前委据中央指 示作出的决议。彭德怀应该服从中央和前委决议。其二是彭德怀信任和服从 中央,没有怀疑,他在自己写的 《往事回忆》中说:当时只知道服从中央领 导,而不知道为什么要服从。没有真正弄懂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民主革命中 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在作战计划方面,只凭自己的经验,认为能够取胜 的或者能够打得开的城镇,便取之;认为不能取胜或打不开的,就不去打。 总之,以不吃亏或不吃大亏为原则。可想而知,如果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仅 仅建筑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那是很不够的,也就难免不犯错误,致使自己 犯了错误,自己还是不知道。所以,直到三中全会以前,自己还迷惑在 “立 三路线”之中,迷惑在红军所取得的胜利之中。在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到部队 以后,我才知道 “立三路线”在当时敌我各方面力量对比下,而想要取得全 国胜利是不可能的,从而也才知道它是一条军事冒险的路线。      尽管彭德怀把他认识李立三路线错误的时间推迟到三中全会精神传达 后,但他在长沙撤兵时已经从行动上支持和服从了毛泽东。红军从长沙撤围 后,到株 (州)萍(乡)一带活动。总前委在株洲开会,初步总结围攻长沙 的经验教训,接受毛泽东提出的 “从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再回 南浔,进攻武汉”的建议,决定首先攻取吉安。1930年9月29日下达进攻 吉安的命令。但就在此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到达红一方 面军,传达中央 《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要红一方面军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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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攻长沙,为夺取武汉创造条件。这样,一方面军内部围绕是维持原决议攻 打吉安,还是回头再攻长沙或南昌等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几乎导致一、三 军团的分裂。      总前委又在袁州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张既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 上去打南昌,而是继续执行攻打吉安的命令,但他被主张打大城市的人指责 为机会主义,特别是三军团的一些人,说话语气很重,很激烈。毛泽东耐住 性子。作了许多解释工作——他分析说:吉安是赣西南中心城市,打下它影 响较大;敌人力量较弱,又无外援,拿下它有把握;攻下吉安,会使赣西南 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也有利于经营江西。这样,毛泽东首先说服了长江局代 表周以栗,坚持攻打长沙、南昌的人也同意先打下吉安再说。彭德怀同意毛 泽东的意见,但态度不甚积极。10月4日,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城。      吉安被克后,问题又出来了,因为原来计划就是打下吉安后再向南昌、 九江进攻,争论再次激烈起来。10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命令,向 南昌方向进军。为统一认识——毛泽东不希望出现红军攻打南昌的结果,总 前委于17日在峡江召开全体会议,对时局和行动等问题再次展开讨论,毛泽 东在会上讲了自己对形势的分析,他说: “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 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 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 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 因为这是革命高潮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 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省首先胜利,继续此胜利的发生与扩大。来 冲破消灭反革命的联合进攻。”它第一次冲破了李立三路线对形势过于乐观 估计的看法。为一方面军克服立三路线创造了前提。但会议在是否放弃攻打 南昌、九江方面仍然未取得统一意见。部队继续向南昌方向前进。      此时,毛泽东、总前委得到蒋介石集团已结束中原大战,正集中数十万 兵力准备进攻红军和根据地的情报。面对严重形势,红军该如何行动?总前 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主张停止前进打南 昌,红军主力集中后撤到根据地,利用老苏区有利条件消灭进攻苏区的敌人, 确定诱敌深入方针,主张部队东渡赣江。但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多 数干部和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不同意,他们主张攻打南昌、九江,他们指 责毛泽东不打南昌是断送中国革命,是违背党中央的路线(立三中央路线)。 彭德怀虽然对红军攻打南昌的把握性有怀疑,但仍然赞同了袁国平、李文林 等人的意见。通过争论,特别是毛泽东、周以栗个别谈话,彭德怀改变了看 法,完全同意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和军队行动方针,维护一方面军的团结。 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曾给予高度赞扬。      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军内曾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三军团 的一部分人赞成支持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来 (一军团可 以不打南昌,三军团单独干——作者)。但是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坚决 的斗争,维持了在他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罗坊会议后,彭德怀坚决贯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总司令部下发 的所有命令,如三军团一些干部反对毛泽东要一、三军团全部东渡赣江的意 见,主张两军团夹江而阵,甚至要求脱离方面军领导单独干。彭德怀则不含 糊: “总前委决定了的,不过江不行,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离开湘鄂赣 没有关系嘛,过赣江是为了集中力量,更好地打击敌人。”他指挥红三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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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余渡过赣江,向根据地退却。又如在富田事变中——江西省地方武装因 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而武力对抗,并挑拨毛泽东同军事领导人的关系,提出  “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彭德怀 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和朱德、黄公略一起发表公开信,坚决拥护毛泽东同 志的领导,要求部队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拥护毛泽 东,他还亲自邀请毛泽东参加红三军团的干部会,使大家对毛泽东有了深刻 的印象。      对此,彭德怀在 《往事回忆》中说:我当时反对分开行动,并且坚决执 行了总前委的决定。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仅拥护,而且也是信赖的。      1931年3月18日,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对这一段的历史作了个决议, 说:      攻打长沙后的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 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 的正式形成,是在新余的罗坊会议。这样就已经在党的文件上,明确地确定 了这个转变。它是经过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许多严重的斗争, 才有这个结果。……三军团的前委在立三路线时代,是完全执行了立三路 线。……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在整个政治路线上是执行立三路线,……至 于第二次进攻长沙,则更是冒险主义了,但长沙之战明显地证明了立三路线 是行不通的,宣布了立三路线彻底破产,使总前委的路线得以转变,使三军 团在总前委领导之下,迅速地走上正确路线。总前委在转变路线之后,正确 地决定了击破敌人进攻的战略——引敌深入,坚决的反对盲动主义,结果, 取得了龙冈东韶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以看出,彭德怀一开始“并没有认识立三路线的全部内容,对立 三路线从政治到军事、经济都是一条完全冒险的错误路线,是没有认识的”。 但他有个逐步认识和转变的过程。      会理会议是1935年5月12日由毛泽东建议,在贵州省会理城外铁场举 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和林彪受到毛泽东不客气 的批评,被指责为 “右倾”和破坏党的团结。毛泽东在以后的一些年里曾几 次提到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又重提此事。显而易见,它在毛泽东头脑里 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遵义会议的召开,不仅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且 重新规划了红军的前进方向——此时的红军已经损失了2/3的部队和几乎全 部重武器。虽然仍号称四个军团,实际上只有16个战斗团和1个干部团—— 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及在遵义周围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渡长江北上进 入四川,同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四方面军会合。 “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 去建立根据地。”其理由是说四川在政治、军事 (与四方面军更好地配合, 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这个计划作为战略目 标是可行的,但它仍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敌我情况估计不准确。结果造成 红军土城战斗受挫,不仅没完成预定计划,还使红军在实力、士气方面受到 损失,一度失去主动权。对此,陈云曾给予批评:这个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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