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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纥与唐政府间的特殊关系又表现为双方间的和亲关系。和亲始于“安史之乱”，首先由回纥公主嫁给唐朝宗室。756年，葛勒可汗出嫁可敦妹于唐朝敦煌王，肃宗封其为王妃。唐朝则有6位公主和亲回鹃，即宁国公主、小宁国公主、崇徽公主、咸安公主、寿安公主、仆固怀恩孙女等。其中758年宁国公主出嫁葛勒可汗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皇帝嫁亲女给边疆民族首领的第一次，突出体现了双方间的独特关系。和亲在客观上加强了回纥的内向力，促进了回纥与唐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
回纥与唐政府间的特殊关系还表现为双方相互信任的心理。与中原王朝和其它少数民族关系相比，回纥与唐政府间相互信任的心理是非常强烈和浓厚的，双方一再将相互关系说成是甥舅关系，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正是双方间这种长期友好合作的特殊关系，使得回纥成为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
二、回纥与摩尼教的在华传播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240年前后）由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宗教。在我国又称明教、魔教、牟尼教等。摩尼初在巴比伦传教，后因祆教徒反对，他被处死，四散后东来之教徒传教于河中、印度和中国。在3世纪下半叶，盛行于帕提亚地区，而且已经传入中亚粟特地区。
根据宋代释志磐所撰《佛祖统纪》卷39的记载：“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摩尼教教职）持二宗经伪教来朝”，摩尼教始入中国。此外，《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中的下述这段话：“（开元七年）六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其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奉。”也反映了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情况。但由于已在汉人社会建立根基的佛教徒的反对，以及中原统治者历来对域外文明的鄙夷心理，使摩尼教在中原的传教活动受到限制。唐政府于732年下令禁传，只许侨民信仰。中国史籍称该教曰“伪”，即反映了不愿承认其合法性的心态。
摩尼教能够在中国再兴，并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主要依靠了回纥势力。据《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六、七、八行中相关记载，安史之乱后，唐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为条件借回纥兵平叛，762年牟羽可汗击败史朝义，占领洛阳，受西胡摩尼法师教化，改信摩尼教。763年牟羽可汗归国时带回四个摩尼教法师，并逐步促使回纥人普遍信奉摩尼教。由于唐与回纥的特殊关系，768年，唐应回纥可汗之请，允许居留长安的回纥摩尼信徒建大云光明寺传教。771年，唐政府又应回纥要求，在荆、扬、洪、越等州立大云光明寺。807年，洛阳、太原也置摩尼寺。于是两京之外，北自太原，南至南昌、绍兴（后至岭南）都有摩尼寺。正是因为回纥人的作用，摩尼教成为唐代外来宗教中除佛教外流行最广的宗教。恰恰也正是因为这一因素，又使唐代摩尼教的传播在几十年后基本陷于绝境。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被黠嘎斯所灭，回鹘人与唐王朝的关系恶化；842年唐封闭荆、扬、洪、越等州的摩尼寺；843年又将长安、洛阳、太原的摩尼寺产全部没收，摩尼或被处死，或被发配。尽管此后摩尼教在中原的传播并未完全停止，但已基本衰落，远逊于公元8世纪60年代至9世纪40年代。这说明唐代摩尼教的在华传播并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只是得益并依靠于回纥与唐王朝的密切关系，并随这一关系的变化而盛衰。
三、唐代回纥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及唐代丝绸的外传
唐代回纥与中原间的“互市贸易”主要有绢马互市和茶马互市两种形式。绢马贸易是唐与回纥间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始于安史之乱后。这一贸易形式的实施，一方面是由于唐中期以后马政措施败坏，客观上需要购买漠北马匹用于备边和作战。另一方面则是为回报回纥助唐平叛。基于此，唐代宗实行了有利于双方的绢马贸易，规定唐朝购买回纥马，每年最高额为10万匹，每匹马换绢40匹。到唐朝后期，唐战马需求量减少，而回纥马却越来越多，致使“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出于军事、边防的考虑，唐政府又不得不维持这种贸易关系，以通过“羁縻”求得北部边疆的安全。绢马贸易是回纥获得巨量丝绢的主要途径。
东胡 东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春秋战国以来，南邻燕国，后为燕将秦开所破，迁于今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燕筑长城以防其侵袭。秦末，东胡强盛，其首领曾向匈奴要求名马、阏氏和土地，后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退居乌桓山的一支称为乌桓；退居鲜卑山的一支称鲜卑。
东胡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东胡是一个部落联盟，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早在商朝（约公元前十六…十一世纪），就有东胡的活动记载。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在春秋战国时，主要活动在当时燕国（在今北京一带）的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今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
东胡从有史记载以来，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和中原的燕国和赵国的接触比较频繁。东胡曾打败过燕国，燕国的东北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至辽东一带，经常遭受东胡的侵扰。东胡和赵国也是战事频繁。匈奴刚刚兴起时，也受东胡的敲诈勒索。燕国曾大败过东胡，使东胡向后退却一千余里。燕国便从今河北怀来直到辽宁的辽阳一带修筑了长城，以防东胡。并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用以防御东胡的南下。赵国的大将李牧在击败匈奴的同时，又一次战败东胡。
匈奴的冒顿单于刚即位时，东胡恃强向匈奴索要宝马、美女，冒顿单于采用麻痹敌人的做法，对东胡的要求一一满足。冒顿单于趁东胡王轻敌之际，向东胡发动进攻，大破东胡。从此东胡部落联盟瓦解，东胡各部成为匈奴的种族奴隶。当然，东胡各族并未就此消亡，如后来退居乌桓山的乌桓族和退居鲜卑山的鲜卑族，就是东胡主要的部落集团。
东胡族系包括的部落和民族很多：如东胡、乌桓、鲜卑以及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发、吐谷浑各部，此外还有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
柔然出自于鲜卑，《魏书·蠕蠕传》中记载：“蠕蠕（即柔然），东胡之苗裔也。”。库莫奚和契丹也是出于鲜卑，库莫奚，《魏书·库莫奚传》说它是“其先，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契丹原先与库莫奚、宇文两个部落一起游牧后从鲜卑分离出去，自号“契丹”，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仑河）及土河（今老哈河）流域一带。室韦，《北史·室韦传》载：“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室韦）”。“蒙古”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室韦传》，传中称它为“蒙兀室韦”，是居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南岸的一个部落，是室韦部落联盟的一个成员。《辽史》中所载的契丹语和蒙古语差不多，清末著名蒙古史学者沈曾植，经过用鲜卑语和蒙古语相比较之后，说“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去无几”，从地域上看，鲜卑起源于今额尔古纳河东南的大鲜卑山，而后来的室韦的活动地区也在额尔古纳河这一带，可见鲜卑、契丹、室韦、蒙古都是属于东胡这一族系的。
考古人员在东北地区老哈河流域发现过不少东胡的遗址。从出土的随葬物和兵器等物件来看，多为青铜制品，说明了东胡处于青铜时代，其中出土的双侧曲刃青铜短剑，与中原地区铜制形制完全不同，它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据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另外，从辽宁朝阳十二台子出土的铜饰具和人面形铜饰牌，也被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1958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出土一批铜器，其中最具特征的青铜短剑，双侧曲刃的特点虽仍然保存，但有的刃部已成直线型，而匈奴的剑，刃部一般都是直线型的，这说明东胡早期文化逐渐受到匈奴文化影响。从出土的动物骨骼有猪、狗、羊、马、鹿、兔等来看，说明当时东胡的畜牧业很发达，而且还兼狩猎；从出土的农业工具有石锄、石铲等来看，说明当时的农业也有所发展，但在社会经济中未必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东胡活动地区出土的战国时代各国的货币来看，说明东胡与中原的经济联系较多。
东胡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后来大漠南北的很多民族都使用它，如现在的蒙古族语言，它就源自东胡语言。氐 dǐ根本。又见dī。
中国西北古代民族。处陕甘川交边地区。
一、简史
其来源主要有两种意见﹕一说氐﹑羌同源而异派﹔另一说氐﹑羌虽自古关系密切﹐然而从来都是两个不同的民族。目前以持第一种意见者居多。这种意见认为﹐殷代和西周﹐氐族还未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甲骨文中虽有“氐” 一词﹐但作絜带﹑征发之意﹐而并不作族称。春秋﹑战国时﹐开始以氐作为族称﹐但仍多以“氐羌”并提。可见氐族虽已出现﹐但与羌族的关系仍极密切。《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这是关于汉代氐族第一次的简要说明。魏晋时氐族得到进一步发展﹐显然已较羌族更为先进。氐族最终形成单一民族﹐是由于有些羌人部落从高原迁徙河谷﹐由游牧转向农耕﹐并在与四周汉族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以致其语言﹑经济﹑文化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所致。
西汉初叶﹐氐人各部已“自有君长”﹐其社会阶级分化汉以前已存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灭氐王﹐置武都郡﹐为氐地开设郡县之始。武都属县多称“道”﹐而陇西郡也有氐道﹐广汉郡有刚氐道﹑甸氐道﹐蜀郡有湔氐道等。秦汉制度“有蛮夷曰道”﹐可见今甘﹑川﹑陕三省交边地区的渭水及汉水上游﹑白龙江流域﹑涪江与岷江上游都是氐人最初的聚居区﹐同时与他族杂处。
汉至三国﹐氐人经历两次较大迁徙。第一次是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派兵镇压氐人反抗﹐徙部分氐人于酒泉﹐即酒泉福氏之氐。第二次是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因氐王阿贵﹑杨千万不附﹐累攻武都﹐终以氐王附蜀汉﹐徙武都氐人 5万落于扶风﹑天水二郡界内﹔旋又徙武都氐﹑汉等族人众于京兆﹑汧﹑雍﹑天水﹑南安﹑广魏等郡。以后﹐魏再徙氐众于关中﹔在蜀魏争夺中﹐也有一些氐人徙居蜀汉。因而至魏晋时﹐氐人除原在武都﹑阴平（原广汉郡属县﹐三国改置郡）二郡以外﹐又在关中﹑陇右一些郡县形成与汉人及其它各族交错杂处的聚居区。其中最著名的如晋略阳氐蒲（苻）氏﹑吕氏﹐其先人都是从武都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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