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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地说：“打得好呀！祝贺你们。按你们的计划打下去。告诉大家，后面的同志可是都望着你们哪！”（36）九日，朱德又打电话给杨得志，指示：（一）突破市内沟后，一定要猛推、深插、狠打，不让敌人有半分钟喘息；（二）充分做好打巷战的准备；（三）全歼一切敌人，包括还乡团在内（37）。朱德在电话中的鼓励和指示，很快传达到全军，给大家巨大的鼓舞。当解放军攻入市内、同守军发生激烈巷战时，朱德又打电话给杨成武询问战况，并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城市政策，特别要保护好几个大工厂。石家庄是我们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要做出榜样。我们军事上要打胜仗，政策上也要打胜仗，”（38）经过六昼夜激战，石家庄守军两万五千余人在十一月十二日全部被歼。
在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形势图上，第一个在大城市插上红旗的就是石家庄。战役结束的第二天，朱德发来祝贺电：“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特嘉奖全军。”（39）他还赋诗一首，题为《喜闻收复石门》：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
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
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
从兹不虑鬓毛斑。
十一月十八日，朱德来到束鹿县东小庄村，参加由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召开的总结石家庄战役经验的座谈会。他在会上强调：“必须极大地注意学习阵地攻击战术，这是我军建军以来经过三次革命战争的新课题，它意味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跨入一个新阶段。打下石家庄，只是上了第一课，而更大的课题、更艰巨的实践还在后面。”（40）十一月下旬，朱德再次来到野战军，在晋县侯城村召集参加攻打石家庄的五十多位指战员，座谈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参加座谈会的，有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等，更多的是来自战斗第一线的连长、连指导员、排长和班长。
座谈会从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开了三天，朱德亲自口问手记，同大家切磋研讨，既总结攻坚战斗的具体经验，又从政治思想上进行启发教育。当时代替黄华（因去参加上改工作）担任朱德秘书工作的何其芳回忆说：“汇报和谈话都是在总司令住的一间普通大小的屋子里进行，而且一个长炕占据了屋子的相当一部分面积，所以每次都是多则八九个人，少则五六个人来。总司令总是和蔼地亲切地面对他们坐着，注意地仔细地听他们谈。他们每批人汇报完了以后，总司令总是对他们讲一段或长或短的话。这些情景、这些场面、这些讲话，都异常感动人。”（41）三天座谈会后，十二月一日上午，朱德在侯城村对晋察冀野战军团以上干部做了长篇讲话。他先讲了形势，指出：以前说是革命高潮的前夜，现在革命高潮已经来到了。我们南线反攻取得了大胜利。你们这里也是空前胜利。
他说：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很大，使敌人失去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并且把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接了起来。
他接着分析了打石家庄的经验，主要是：有了充分的准备；动员工作做得好，在战斗中发扬民主；讲究战术，做到了勇敢加技术；利用政治瓦解，善于利用俘虏，等等。勇敢加技术，可以多消灭敌人，自己伤亡校他针对部队进大城市后曾发生某些争缴获、争功劳、秩序一度混乱等问题，谆谆告诫大家：凡是依靠党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就能取得胜利。相反，个人英雄主义，一切听我的，就不行。这次开展了立功运动，动员了群众，但争功就要不得。人家的功，你争来有什么用？功是谁的？是战士和工人、农民的，领导人不经过他们，就一点功也没有。中国的工人、农民在革命战争中流了许多血，世界上晓得他们英勇，但不晓得那样多的名字，那样多的详细的事迹，有时就记住了他们的领导人。比如我是总司令，有时把我当作他们的代表，把他们的功挂在我的名字上。如果我因此而夸功，那岂不可笑！
不经过工农群众，哪里来的功！凹吐珊苤匾４蚩顺鞘校苫竦亩鳎谝徊荒艽蚶茫诙匦牍楣霾荒芄樗健Ｒ院蟠蟪鞘写蛳吕匆院螅桓鍪逼谀谟κ敌芯鹿芾怼Ｒ幻娲蛘蹋幻娼⒓椅瘢旅裰髦饕宓墓乙庋⑵鹄础！？42）十二月四日夜里，朱德驱车来到硝烟还没有散尽的石家庄。第二天一早，冒着大雾视察了这座刚刚解放的城市，特别是城市中的重要工厂。他参观了炼焦厂、大兴纱厂等，听取了市领导人对石家庄工业和经济等情况的汇报，并就汇报中提出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夜幕降临后，他离开石家庄回到中央工委所在地西柏坡村。
十二月十日，朱德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转中央，报告他到野司、冀中、再由石家庄回中央工委的经过及所见，肯定晋察冀部队经过整顿，士气旺盛，清风店战役“开创了晋察冀歼灭战的好例，接着再打石家庄，又得胜利”，“这几个战役中，学会了打运动战、防御战、攻坚战”。他在信中特别讲到，这次在攻打石家庄的过程中，发扬了军事民主，发动了士兵群众，上下一致，因而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报告中又谈到：他在河间及石家庄听取当地负责人的汇报后，感到工人待遇过高，已当面向工会负责人说明，这样会使公私工厂大部关门，工人失业，实际上是一种“自杀政策”，这种作法，现已纠正（43）。
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十分重视，把信转发给各中央局、野战军，并且强调指出：朱总司令这封信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这种做法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做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第二个问题，是工厂中商店中工人店员职员的生活条件不可过高。
我党工商业政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如果党不善于领导工人阶级执行这一任务，而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公私不能兼顾，劳资不能两利，就是极大的失败。这件事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要立即改正党内在此项问题上所存在的错误思想与错误政策。（44）
三十七、在大决战的日子里
石家庄解放以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华北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四七年冬，蒋介石急忙飞到北平，撤掉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的指挥职务，取消北平行辕及保定、张垣（张家口）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傅作义担任总司令，统揽华北五省（晋察冀热绥）的指挥大权。傅作义大力扩充地方武装，把他在绥远的主力部队抽来集中在北平附近，把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地区的部队编组为三个机动兵团，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战法，处处猬集一团，力图反守为攻，变被动为主动。
为了打破傅作义这一新的作战计划，并配合东北解放军的攻势，朱德和刘少奇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向晋察冀野战军提出薪的作战方针，要求他们按照中央军委预定计划，向平绥、冀东方向行动，并学会大踏步进退，进行大的战略机动的一套本领，“克服各种不愿长途行军，不愿急行军，不愿爬山吃苦等思想，并须改变某些不适宜于大踏步进退的组织形式和习惯。现天气已暖，笨重行李必须丢掉，紧缩的宿营必须学会。”以便在更大的战略范围内适时地调动国民党军队，力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并把它们各个孤立起来，打通华北解放军各部的战略联系，以取得最后的胜利①。
三月五日，朱德和刘少奇致电中央军委：傅作义主力现集中平、津、保及张家口地区，每当发现我军主力所在方向，即集中三、四个军的兵力与我周旋，常形成顶牛形势，于我不利，而其绥远后方极为空虚，因此，杨得志、罗瑞卿要求军委将绥远地区划作他们机动作战的范围。他们拟在适当时机以一两个或三个纵队向大同、丰镇，集宁及归绥方向行动，打击傅作义后方，破坏平绥路西段，调动分散敌人，以便求得战机歼灭敌人。他们这一要求我们已同意，请军委批准并通知晋绥军区②。
朱德又致函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傅作义初上任，必欲建树，不惜本钱寻求与我决战。我军当以不速决为是。因此，敌集中了主力，必放弃许多地方，凡有可乘之机，你处当乘之，决不可错过。东北大胜，已将你们前面之敌九十四军之四十三师（援东北）全部消灭，另一九四师亦同时消灭。”
他明确地判断：“今后你们南面无战事；一意向北。”要求你们注意战术技术，如：“围点打援，小部队亦可利用”；“坑道战术，是你区的特长。可发展”；“要大量生产炸药，制造手榴弹、炮弹，游击队也可以配备炮。”
③四月，他写信给孙毅指出：打敌人骑兵，要“用民兵守据点、坑道口，作单个打冷枪或架好机枪在坑道口突然袭击之。”④六月，他再次致函孙毅：“夏季作战，更应配合热河、冀东战役。乘傅对付热河之际，你们应更加活动。南减河以北均划归你区，对天津、北平、保定区域更应负责，现南面无顾虑，应努力北面，长期斗争，以至收复平、津、保为止。”⑤由于这些正确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得到贯彻实施，华北军区部队在一九四八年春夏，先后在察南、绥东、热西、平北，冀东、保北广大区域内周旋，轮番进攻，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五万余人。这样，就拖住了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使它无力出关，从而保证了日后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
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发展，攻打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重要城市的任务已被突出地提到面前。攻坚，必须有足够的炮弹、炸药等物资和源源不断的后勤供应。
朱德对这个问题一直非常关注。早在一九四七年春，未德随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解放区时，就着手抓军工生产，特别是重武器炮火的制造。据当时担任晋察冀军区兵工部副部长的刘鼎回忆说，朱德找他到西柏坡，对他讲：“我们就要开始战略大反攻，前线需要炮兵，需要炮弹，兵工生产要抓紧，多生产一些炮弹，越多越好！”当刘鼎组织技术人员研制出一种爆炸力强、性能安全可靠的新型炮弹，进行试验射击时，朱德亲自赶到靶场，参观试射，“当他看到试射的各种科目准确无误时，十分高兴，鼓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正适合战争的需要，要尽快投入大量生产，准备打大仗。’嗣后，他命令军区把收存的迫击炮全部启封使用，同时命令炮兵加紧训练，把炮兵的建制尽快恢复起来。”⑥当时，晋察冀地区的军事工业分散在各地，管理也不统一，远远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朱德经过调查研究，提出要把分散的军工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