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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现在是红军新阶段”，“自‘九一八’事变后，红军即发表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的协定，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全国力量打日本。”为了实现这个转变，“对于友军工作与群众工作，不要用老一套＇方法＇，对友军要开诚布公，影响他们、推动他们抗日；对于群众工作，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门打开。”④将要到来的全国抗战会是一场怎样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朱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他强调指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群众力量的组织动员问题，说：“据我们的经验与估计来看，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那么我们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就是预备军的动员如何，预备军的组织如何。”因此，他强调：“首先应争取民主制度的实现。否则一切全是空的。”“必须改善群众的生活，才能增强抗日的力量。”⑤他认为游击战争将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起重要的作用，指出：“游击战争是抗战的一个力量”；“党校与红大要加强训练游击战争的干部，以后要派一批干部到地方去当教师，游击队的队长、政委主要要从当地创造”，“在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是可以培养出这方面的干部的。”他还指出：“在没有大山的地区也可以依靠群众，利用村庄、地沟、山边等有利地形打游击。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最要紧的是要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他总结了过去军队工作中的两个教训：“一是大革命时代的教训，只做上层工作；一是大革命以后，只做下层工作、破坏工作。现在，我们要打入进去，上层、下层都要做工作，不做破坏工作，只准备进行争龋”⑥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军委组织了一个军事研究委员会，“目的在于提高红军军事学识，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与学习新的军事知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其重要任务在于研究对日抗战、目前军事教育、国内战争经验教训各项问题，并拟具体意见提交执行机关。”⑦这个委员会由朱德、毛泽东、林彪，萧劲光、李德五人组成，朱德任主任。
这个时期，朱德和红军其他领导人为了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朱德说：“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
⑧一九三八年发表的朱德的重要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反映了他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对抗战初期敌后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知道再不抗日不行了。但是，要抗日就要联共，对这一点他仍很犹豫，国内团结的形势仍蒙着一层阴影。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朱德接见前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学者T·A·彼森时指出：“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为农民的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展这场群众运动。因此，南京必须跟我们合作。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甚至全中国四万万人都不够。国民党如果以为只要用它的精锐正规军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援助就行了，那它是打错了算盘。那它是不明白，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不能打败现代化的日本军队的，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⑨尽管蒋介石还在犹豫，日本军国主义者全面侵略中国、“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的“根本国策”己定。六月三十日，日本近卫文麿担任首相后，就采纳扩大侵华战争的建议。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驻北平的日军制造借口，向驻守北平西南郊宛平县城的中国军队突然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奋起还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的号炮响了，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从此开始。
卢沟桥事变在全国人民中立刻掀起了新的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的热潮。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站在这个爱国运动的最前列。七月八日，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发表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朱德、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联名致电驻守在平津一带的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指出：“日寇进攻，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⑩通电发出后，红军立即从事开赴抗日前线的行动准备。七月十一日，驻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电请中共中央先派先遣师东开河北，援助二十九军抗战。同天，毛泽东、朱德就这个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甲、中日战争有扩大之势，已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向蒋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第一步拟派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各改为团，加上骑兵团，编成一个小师先行派去，主力编成后去。请即令二十八军、三十二军两部加以训练，准备从他军补给该先去部队子弹；二十七军即开洛川，暂维交通。乙、红大增加抗日课程，准备派出。”（11）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召开延安市共产党员和各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去。
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电令红军各部：限十天内完成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听候出动命令。并要叶剑英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己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好与长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12）同一天，朱德为红军奔赴抗日前线题写下了誓词：“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
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12）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国共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即：团结抗日，实现民主，改善民生。朱德写了《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他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时所说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指出，“和平已到了绝望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二十九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抗战，抗战到底！”这篇文章在《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发表。
十八日，朱德离开延安，前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二十二日，抵达云阳。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进一步扩大，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他这时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解决。但日本侵略者毫不讼手，更加咄咄逼人。同月二十七日，日本陆相杉山元在特别议会上发表演说，称：“军部已决意向前进行，克服一切困难，俾能达到膺惩华军，令其失去战斗精神之目的以前，亦决不罢手。”第二天拂晓，日军猛攻二十九军阵地，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这时，增援的侵华日军陆续抵达华北。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全国震动。
华北战局日益严重，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进行的谈判已难继续下去，蒋介石要求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七月二十八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同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第二天，正在云阳的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表示“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
八月初，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去。六日，朱德和周恩来从云阳抵达西安，会同己在西安的叶剑英在九日同机飞抵南京。
十一日，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言，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他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的军队亦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14）当时，蒋介石虽然希望红军早日参战；但仍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设置种种障碍，不肯承认红军的独立地位。他坚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分别直属行营，分割使用，不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这样的要求，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无法接受的。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八月十三日，恰如朱德两天前所预料的那样，日军突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