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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饕恢隆薄＃�11）朱德和周恩来以革命大局为重，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仍然尽心尽责，一方面不断向中央和军委汇报前方的情况，提出建议，一方面又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决策，只能在实际运用时尽量考虑得周到细致，尽量减少因错误决策而造成的损失。对这种处境，朱德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过：“李德顾问来了以后，住在瑞金，不下去调查，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而我。们在前方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这就有问题嘛。
可是，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有些事情，只有碰了钉子，才能吸取教训。在这次反‘围剿’的斗争中，情况就极为复杂，没有现成的条条，没有成熟的经验，只有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增长才智。俗语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无论遭到多大的挫折，胜利终将属于我们的。”（12）李德到瑞金后，不对前方的作战情况进行实际考察，“尽可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13）。那是在他到来以前博古要人为他单独修建的一座房子，在沙洲坝距军委、总政治部、党中央机关都不远的地方，人们称它为“独立房子”。当时替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李德“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他“以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一个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14）。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朱德的不满是理所当然的。
大约在十一月中旬，李德和博古一起来到前方在建宁的红军总司令部。
他们这次去的目的，据李德自己说“我的意见是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15）。这说明李德还要进一步掌握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他还提出：“建宁和广昌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祝因此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向我苏区的心脏地区进攻”（16）。
朱德对中共临时中央请来的这位军事顾问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力想用以往红军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来影响他。伍修权回忆说：“朱德同志开始还是很尊重李德的，比较经常地到李德那里，同他讲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红军作战的传统，还对他说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阵地战死守，不能处处设防，但李德根本不接受。以后，朱总也很少去李德那里了”（17）。
李德也承认：朱德“常常来看我，我们还一起到前线去了二、三次。他在谈话中主要的愿望是争取对方理解毛（指毛泽东）的观点，他经常讲述红军的发展和几次战役，显然是想用过去的经验启发人们在今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18）在扩充红军方面，朱德同李德的意见也不一致。他后来说：“在这中间，我们整顿队伍的缺点，是没有好好把新兵补充到老兵里面去。一、三、五军团都很强，但是没给很好的补充——在这些问题上，李德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一般部队本来都从游击战中间产生出来的，带有游击队习气，但是他们都有基础，有组织，打也打不乱。新的军队则没有经过很好训练，就拿去打，都打垮了，老军队也没得到补充，？？李德与一部分同志抱有一种意见，说老的军队习气不好，不用。我们认为这人不顾实际了，固然国际指示叫我们扩大军队，但扩大军队决不是赤手空拳扩大得起来的。实际说，红军还不都是新的军队、都是在苏区中才产生出来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质量，都注意到搞新军队那方面去。搞起几个新的师来，但是吃穿都非常困难，这些新军队都很勇敢，敢打仗，但是每次都是牺牲很大，又不把他们编进老军队去，譬如一个军团一个师只剩下一两千人都不管。其实扩军应该从老的军队里带出来才可能，否则，想重新建立新军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19）就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后不久，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出现过一次有利于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极好机会。这就是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蒋抗日。事变发动前，十九路军曾在八月间秘密派遣代表同正在福建作战的红军东方军领导人彭德怀接洽停战和联合抗日反蒋。朱德、周恩来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建议党中央接受谈判。朱德、毛泽东还在瑞金会见前来谈判的第十九路军代表，向他们表明赞同红军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上合作。十月二十六日，双方代表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条。
福建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变更原来的军事部署，从“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北路军和京沪线上抽调十一个师的兵力去“讨伐”福建政府。为了配合第十九路军的作战，朱德、周恩来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刘畴西、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等，指出“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要求他们“应抓紧这一机会”在赣东北、闽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红七军主力应准备随时截击或籍制敌行动部队（20）。同日，朱德、周恩来又以红一方面军名义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报告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已推迟对中央苏区的进攻、调集兵力东进入闽，要求以红三、五军团侧击国民党的入闽部队，望中央早作决定。
但是，抱有“左”倾观点的博古、项英、李德等，拒绝朱德、周恩来提出的配合十九路军的正确意见。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的训令，规定：“我们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第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我们要看新的第一路军与十九路军作战的结果以及敌人新的部署如何，可能在十二月中旬突然将我们的主力转移到西方对付敌人的第二路军”（21）。他们声称：“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22），“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区别”，并且断言“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23）。
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博古、项英、李德主持下的中革军委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来配合第十九路军，相反，决定将红军主力由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域，让第十九路军单独同蒋介石的“讨伐”军作战。
朱德后来说：“当蔡廷锴暴动的时候，应该用全力去打击闽浙赣边。敌如果一来，就会陷死在里面，有进无出，饿也会饿死。当时在闽浙赣边的中央军相当空虚，他们又焦急，如果打去，可以消灭他几个师，而且牵掣了敌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结果只以一个七军团去打，力量少小，当然没有牵掣得着。李德当了军委会顾问，一切我们都没法反对他。我们当那时，却想休息疲乏，就没有进行。就是同十九路军挨近些打也好些。就是失败了，也不会让十九路军被缴了枪。在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关键就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24）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为了保障他们进攻第十九路军的翼侧安全，以一部从黎川南出，向团村、东山、得胜关进犯。十二日，有两个师开到团村地区向红五军团阵地发起进攻。朱德立刻命令已奉命西调而尚在团村附近的红三军团等部，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反击，但因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分离作战”，兵力不足，只打成一个击溃仗，那两个师大部逃脱，朱德深感惋惜，他和周恩来在十三日致电项英，说：“我东方军昨日战斗相当激烈，杀伤敌虽近千，恐缴获不多，非再集中全力给敌以更大杀伤，不易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使我战略转移”，“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并指出：如不这样集中优势兵力而分兵作战，实行干部战士都不了解、不熟悉的所谓“新战术”，不仅不能赢得大的胜利，“且常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25）。周恩来在电文后特别说明：“昨日团村战斗，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然不至如此”。朱、周在电报中建议应立即集中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主力在东山、得胜关同敌军主力决战。
这个极好的建议又没有被博古、李德、项英接受。十三、十四日，中革军委连电朱德、周恩来，不同意前方的提议，仍坚持将红军主力西调去攻打永丰一带的堡垒线，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四次变更作战命令。这种主观、武断、轻率、不尊重红军前方最高指挥员的作法，使朱德和周恩来都很愤想。周恩来不得不致电博古、项英，批评他们“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并再次明确要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们不能不重申前请”（26）。
由于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同在后方的博古、李德等意见一直不能取得一致，李德便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瑞金，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虽然朱德在名义上仍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已被剥夺，部队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朱德和周恩来不得不率红军前方总部返回瑞金。
一月中旬，朱德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错误地认为：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在党内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朱德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月下旬，他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在大会开幕那天代表红军致词，在二十八日作了《红军建设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两年来红军在各个战场取得的战绩，提出红军建设中的各项任务。朱德为这次大会起草的军事报告手稿中，还特别强调了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写道：“谁都知道，我们备苏区壮大的红军，许多都是从小的游击队繁殖生长出来的，宽大的巩固的苏区，许多都是从流动的游击区转变过来的。”“开展游击战争是国内战争取得胜利条件之一。”（27）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会后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军事人民委员和中革军委主席。二月七日，在瑞金召开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朱德在开幕式上致词并在会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