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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对敌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向陈部喊话。退缩在几个大院子里的陈部终于竖起白旗，向红军投降。
红四军主力第一纵队在第四纵队的配合下，这时越过河上的浮桥，突入龙岩南门。陈国辉看到大势已去，带着少数亲信化装逃出。红四军前后三次攻占龙岩，合计消灭陈国辉部主力两千余人，“共缴步枪九百余支、迫击炮四门、水机关枪六架、手机关四架，陈国辉精锐部队损失过半。”（50）陈国辉经过这次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六月二十一日，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再次成立，由邓于恢任主席。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二次入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抓住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忽东忽西，灵活作战，三次攻占龙岩城，连克永定、白砂、新泉，土地革命的巨大浪潮席卷龙岩、永定、上杭、连城五县，打开了闽西革命的新局面。陈毅为此写下了《反攻下汀州龙岩》的诗：“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铁军真是铁，一鼓下汀龙。”
（51）
打下龙岩后，毛泽东等在蛟洋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陈毅联名发布《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宣布：“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
改变了过去井冈山《土地法》所规定的土地所有权属于苏维埃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的规定。“岩、永、杭三县打成一片”，“这些地方都是赤色区域。”（52）广大贫若农民分得土地后，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使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十四、古田会议前后
红四军第三次攻下龙岩后，得到了一段休整时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城内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到会代表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在会上，由陈毅作报告，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发言。会议通过了陈毅起草的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和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新的前委委员，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七大”是在粤闽赣三省新的“会剿”将要到来的情况下召开的，准备得很仓促，会议开了一天就结束了。在这次会上，红四军内部思想认识上的一些重大分歧尖锐地暴露出来，但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这些分歧的由来已久。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内，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作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这年四月前委召开的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
五月初，中央军事部派刘安恭等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是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法国。一九二七年在国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送往苏联学习军事，回国不久就派到红四军工作。他的到来，对加剧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散布说：红四军领导人中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由于脱离了原有根据地，每天行军打仗，军情紧急，前委和军委显得重叠，所以一度宣布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五月间，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增多了，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他刚由苏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①六月八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表决，通过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陈毅接任。刘安恭对此极为不满。
临时军委撤销了，但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仍在继续，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正如毛泽东在白砂会议后几天所说：“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②主张建立军委的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即四军党部）”，“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③反对建立军委的却认为“现在只有四千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
④因此，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就可以了。坚持要设军委的还提出，过去前委“太管事了”，“权力集中”了，前委不但“包办了下级党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并说前委领导有“家长制”倾向。而主张不设军委的说，设立军委是不从实际出发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结果，“必定是分权主义”，“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⑤在要不要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说：“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设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他还说：“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⑥这场争论在红四军“七大”前己日见发展。当年曾参加红四军“七大”的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回忆说：“朱、毛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争论。沿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召开过一些大小会议，在党内展开辩论，朱、毛也多次在小会上作答辩。记得一九二九年六月，部队在新泉休整时，还专门召开过两次红四军前委会，朱、毛对下面提出的批评意见作了答辩。”
⑦
林彪在这场争论中，也起了挑拨的作用。当时，林彪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白砂会议开会前五小时（一说是三小时）写信给毛泽东，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他在信上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⑧平时，林彪也常散布对朱德的流言蜚语。朱德同士兵的关系历来很亲密，林彪却指责说朱德“拉拢下层”。这些挑拨性的言词。加深了红四军内的意见分歧。
刘安恭、林彪当时都是纵队一级的领导干部，刘安恭担任二纵队的司令后不久，在十月间打东江时牺牲了。在这场争论中，他们程度不同地起了不好的作用。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对刘安恭、林彪都作了批评。认为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⑨认为林彪在白砂前委扩大会议前三小时给毛泽东写那样内容的信，“这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指出林彪信内的词句“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⑩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也批评了毛泽东和朱德。
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江华，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评论：“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六大非一无是处。至于七大未能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总之，我国国情复杂得很，在我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11）红四军“七大”改选前委时，原来由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而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前委派他带着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去上杭蚊洋指导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给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带来了重大损失。
红四军二次人闽、三打龙岩的节节胜利，震动了远近。国民党当局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对闽西苏区和红四军实行“会剿”。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也就是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前三天，蒋介石发出“会剿”命令，指令赣军金汉鼎师集中于瑞金、汀州，闽军张贞师集中于连城、龙岩，粤军蒋光鼐师集中于上杭、永定，限六月三十日前都要到达目的地。六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又下令委任金汉鼎为总指挥，三拾会剿”“均归其指挥，受其命令，毋俏延违。”（12）不久，据三拾剿共”指挥部透露：三省参战兵力为“闽省七团，赣省四团，粤省三团，共两万余人。”（13）以赣省为主力，闽粤为堵截。
七月八日，红四军前委决定以游击战争对付国民党军队的“会剿”，将全军四个纵队分赴闽西各县，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赤色割据区域，粉碎这次“会剿”。前委认为：“此时东江、赣南皆不能去，只有留在闽西，敌来当相抗对付，现在分兵在永定、龙岩、杭、廷连之一部发动群众的斗争，造成赤色区域之势力割据，敌来当打破一面找出路。”（14）这就是红四军闽西分兵的计划。毛泽东去蚊洋指导闽西党的“一大”后，朱德、陈毅率领前委、司令部及直属队到达连城的新泉，各纵队按计划发动群众。
七月中旬以后，参与三拾会剿”的国民党军队相继向闽西推进。赣军金汉鼎的第十二师的四个团占领了长汀；闽军张贞师分别向华安、龙岩行进，企图占据龙岩；粤军蒋光鼐、蔡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