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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剩下的几条逃回了对岸。
第二天，钱大钧从松口一带抢来了十多条民船，趁着浓雾抢渡韩江，又遭到起义军迎头痛击，仍没有渡过江来。
十月三日拂晓，韩江江面上浓雾沉沉。钱大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利用浓雾的掩护，调集大批船只，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分多路强渡韩江。一部分强渡成功后，抢占了第七十五团防守的滩头阵地，双方反复争夺，战斗一直僵持到午后。
下午三时，钱大钧部又调集许多迫击炮和机枪作掩护，拼命攻击。起义军战士虽经昼夜激战，又已粮绝，仍坚持顽强拼搏。这时，另一股敌军强渡过江后，抢占了梅子一带，对起义军形成两面夹击，形势更为不利。
当夜幕落下时，起义军已陷入对方的重兵包围中。朱德认为经过三天三夜的顽强阻击，大量地杀伤敌人，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任务已经完成。起义军在激战中伤亡也很大，为了保存实力，必须立即撤出战斗，去追赶主力。
于是下令留下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第三营作掩护，其余部队交替掩护，迅速转移。
朱德和周士第率领第二十五师约两千人，在十月六日清晨撤出三河坝后，当夜兼程去追赶主力部队。周士第后来回忆道：“三河坝战斗进行的时候，我们还不知潮汕已经失守，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我们当时认为守住这个地区对主力作战有利，因此坚持与兵力超过我们许多倍的敌人作战。激战三天三夜后，东文部、笔枝尾山都被敌人占领，我们已处于绝对优势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于是就决定退出战斗，拟经百侯圩、饶平到潮汕与主力军会合。”（18）可是，一个意外的沉重打击却突然来到。当晚，他们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第二天情晨，遇见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安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二百多人（粟裕就在这支队伍内），才得知第十二军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已在潮汕失败。主力失败的消息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大家头上。许多人心情沉重，思想混乱，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那时，“这支部队的处境极端险恶。敌人的大军压境，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有五个多师，共约四万人左右，其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我们的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19）他们既孤立无援，又同起义军的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失去联系，一切只能由朱德独立负责，当机立断地作出决断。“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因难，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他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决策。”（20）朱德同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研究后，决定部队必须尽快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否则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七日上午在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士第、陈毅等二十多人。有人回忆：会上，朱德介绍了起义军在潮汕失利的情况后，断然决然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21）经过热烈讨论，他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四条：“第一，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取得联系，以便取得上级的指示；第二，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第三，据最新情报看，敌人已从南、西、北方面向我靠拢，我们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现在敌强我弱，我军又是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避敌穿插行进；第四，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更要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自由离队，拖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的严重事故发生。会议否决了少数同志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22）会议上的军事决议，简单他说，就是：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23）这一下，就为这支处于困境而陷入混乱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在向赣南进军途中，朱德、陈毅为了巩固这支起义军余部，保存革命火种，适时地进行了三次整顿。这就是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人们统称它为“赣南三整”。
朱德率领这支部队离开茂芝后，一路急行军，经麒麟岭，过闽粤交界的柏嵩关，进入福建，再沿闽粤边界北上。十月十六日到福建武平时，部队还有两千五百余人。这个行动很快就被敌人发觉了。他们立刻派钱大钧部一个师紧紧尾追。十六日，起义军击退了追敌，但本身又受到很大伤亡和散失，留下一千五百多人。他们立刻向西北转进。当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时，朱德“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抢占了反动民团据守的隘口，带领部队进入赣南山区。粟裕回忆道：“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经过这次石经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24）十月下旬，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
当时，这支部队的处境依然十分困难：四面受敌，孤立无援；虽然摆脱了敌军重兵的尾追，但仍经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能不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组织还没有取得联系；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得不到供应和治疗；部队思想一片混乱，许多经不起考验的人，甚至“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25）“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26）不少官兵相继离队，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有的还在继续散布失败情绪，要求解散部队。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在这样的危难关头，朱德沉着镇定地“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情绪和坚定信心。”（27）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28）粟裕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曾说：“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陈毅同志对之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说，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29）陈毅所说的两条政治纲领，就是指：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
朱德的讲话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中认清了方向，受到鼓舞，增加了信心，陈毅说：“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他说，是会垮定的。”“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30）三十年后，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副教育长邓逸凡曾问朱德：“还听说三河坝失败后，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动摇和混乱现象，当时您号召说，谁愿革命就跟我走。”朱德并不把这些归功于自己，回答说，“有这样一回事。你们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应该把它看作是集体的事业，看作是党的领导。当时我所讲的，也并不是我个人独到的见解，而是革命的经验。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部队要巩固，就要经常在部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党的组织。那时党员比较多，把党的组织加以整顿以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就依靠他们去巩固队伍。”（31）不论行军还是打仗，朱德一直和士兵们一起，一样穿灰色土布军装，一样吃大锅饭。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见人就谈，谈革命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
“对于中国今后的革命战争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主要形式。’对于反革命整天跟在后面怎么办的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他总有一天不追的，因为中国军阀的军阀性、买办性、封建性，他们之间不能协调，他们自己打起来，就不会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32）他的讲话，士兵很爱听。他是很坚定的，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也受到大家的衷心爱戴。“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33）在天心圩整顿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离队了，大约走了三百多名军官和士兵。（34）但留下来的却更加坚定了。人数虽然减少，但都是革命的精华，为人民军队保存下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经过天心圩的整顿和以后行军途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队的情绪有了转变，开小差的减少了。
天心圩整顿，是起义军余部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是“赣南三整”的开端。这次整顿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思想教育，统一大家的认识，振奋革命精神，扭转了部队中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朱德在这支部队生死攸关、需要作出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挺身而出，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把部队带出绝境，并且博得了全军对他的巨大信任。
大余整编是在十月底进行的，重要内容是进行组织整顿，先后做了两件事：一是整顿党团组织，二是整编部队。
粟裕回忆这次整编的历史背景时说：“一九二七年十月底，我们的队伍从信丰来到了赣粤边境的大余地区。正如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