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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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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f—criticism,自我批评。”(30)尽管毛泽东这时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但他并没有认识到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根本错误的。当局恩来在批判林彪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时,毛泽东又觉得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因而又错误地支持江青一伙把林彪集团的性质定为极右而不是极“左”,使周恩来等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努力归于夭折。江青等乘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周恩来等。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在中直机关、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以“批林批孔”为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不指名地进行攻击。 
  康克清参加了这次大会,她回忆说:“我参加了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回来,感到紧张,就把开会的内容向朱总讲了。我说:‘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朱总听了我的话,说:‘你不要害怕,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会赞成的。’”(31)事隔两年多,当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党内健康力量同“四人帮”之间发展到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康克清乘车到西山叶剑英的住处。她后来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望叶帅,他把我带进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打开收音机,音量放得很大。他问我:‘朱老总逝世前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就把朱总对形势分析的那段话说给了他。他听后说:‘噢,朱老总还有这样的分析。’”(32)这年八月,八十八岁的朱德来到秦皇岛海军基地,在接见舰艇指战员时,又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们党的老干部是宝贝呀??我们做的事情是光荣的,是有前途的。”(33)这年,被林彪、江青一伙关押了七年半的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走出监狱,便来看望朱德。朱德对他说:“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事儿。瑞金、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挫折,我们都踏着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这几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插曲。革命总是要经历曲折反复的,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凡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别看它眼前兴时得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最后在历史上总是站不住脚的。”(34)这次谈话,正是在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前夜。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朱德主持了开幕式。周恩来带着重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中间相隔十年,又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决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使经受了多年“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人民心中又燃起新的希望。朱德在这次会上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时,他已是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了。他在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在庄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久,他又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他在七三年也曾多次写过这一内容的条幅。”(35)在这以后到他逝世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频繁地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单单出席接受国书的仪式就达到四十多次。 
  四届人大后不久,周恩来总理病情加重。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在短短九个月里,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各个领域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 
  对邓小平取得的成就,朱德是十分欣慰的,他称赞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很好。(36)原辽宁省委书记周桓回忆说:“一九七五年底,我去看望总司令,他对我说:‘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思想上还未顺过来。’接着,他又谈到,要抢班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嘛?!他们要打倒我,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是党树起来的,要打倒我,就得先打倒共产党。现在虽然有人还在捣乱,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要胜利。”(37)然而,整顿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同时,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正是在这样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全国人民顿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朱德同周恩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他是一九二二年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的。五十多年来,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多少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周恩来是在发现癌症两年后的一九七四年六月才住院的。朱德同他最后一次相见是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那天周恩来身体稍好一些,起床后在病房内作“八段锦”运动。他的卫士高振普回忆道:“他边运动边对我说,‘你去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朱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接着说:‘现在是四点多钟,如果老总可以来,五点钟可以到这里,大约谈上半个小时,五点半可以离开,六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未一趟。’周总理住院后,朱老总几次想来看望,只是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周总理也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有让来。今天,总理约朱老总来,是想到朱老总过几天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总理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所以,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我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总理在病房里来回走了几趟,对我说:‘换上衣服,到客厅里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五时五十分,朱老总到了,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客厅,周总理起身迎向老总,两人同时伸出双手,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总理:‘你好吗?’总理回答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朱老总已八十九高龄,动作有些迟缓,我们扶他坐在沙发上。总理关心地问老总:‘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老总说:‘这个可以。’总理示意关上客厅的门,我们都退了出来,客厅里开始了两位老战友的谈话。” 
  “六时十五分,谈话结束了,总理送老总走出客厅,紧紧地握手告别,警卫员搀扶着老总上了车,总理目送着汽车开走,才转身回到病房。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几十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的最后相见!”(38)周恩来这样快地去世,是朱德怎么样也想不到,也难以相信的。她的女儿朱敏在第二年回忆道:“去年元旦,我父亲病刚好一些,就出了院。他在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告诉他总理病重的消息。一月八日,总理逝世时,一开始也不敢告诉他。 
  那天下午,他正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妈妈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他听了后,连这也不相信,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敬爱的周总理会这么快去世,他没有想到,也不愿想到呀!晚上八时,当他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后,眼泪马上就流了下来。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父亲掉泪的。一九七四年,我哥哥因病突然去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没有掉一滴眼泪。” 
  “当他听到总理临终遗言,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时,便很严肃地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我们:‘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我们说:‘知道一点,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他却说:‘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就开始讲总理革命的一生。当时,我们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说很多,但他不时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他自己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向总理遗体告别时,父亲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在总理的遗容前,他庄严地向总理举手致敬!回来后,他一句话不说,也不吃东西。治丧委员会的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只参加一次吊唁仪式,他却坚持要全部参加。开追悼会时,他原来决定是要出席的,但是就在出发之前,九十高龄的父亲,由于哀悼总理过分悲痛,两条腿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因而没有去成!”(39)周恩来的逝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满的花圈、挽联、悼词??不仅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失去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悲痛与怀念,而且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焦虑心情。这牢四月“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矗朱德有一次同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谈话,针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40)这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朱德前往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而朱德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在放有冷气的房间里等了近一个小时。回到家中,他便感到身体不舒服,经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二十五日晚,朱德因病情加重,被送入北京医院治疗。 
  几天后,朱德的病情稍有缓解。但进入七月后,他的病情又再次加重,多种病症并发。 
  朱德住院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委托他的女儿“几乎每天打电话到医院,询问朱老总的病情。”(41)邓颖超、聂荣臻、李先念等纷纷前往医院探望朱德。在病榻上,朱德同看望他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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