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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全会结束后，朱德离开庐山回到北京，参加中央军委于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因为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曾严肃地批评过“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在这次会上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迫作了“检讨”。
在批判朱德时，林彪表现得异乎寻常地积极。九月十一日，他在会上恶意攻击朱德是什么“老野心家”、“想当领袖”，甚至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地宣称朱德在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朱德听到后只是平静地对康克清说：“总司令不是我要当的。”他又说：“我当没当过总司令，毛主席最清楚。”
（20）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中央军委作了重新调整，并于九月二十六日发出通知：毛泽东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等为常委。军委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十月，中共中央将朱德在这次会议上的“检讨”在党内下发。
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反右倾”斗争。
这场错误的斗争，打断了原已开始的在经济建设领域内纠正“左”倾错误的积极进程，严重损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地泛滥起来：提出要在全国掀起“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否认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客观事实；再度确定钢铁和粮食产量的高指标；把“包工”、“包产到户”等正确作法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提出在三到八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要求在全国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认为这是有助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
朱德对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左”的指导思想和作法虽仍持有不同意见，但由于已受到错误的批判，使他难以继续公开表示。然而，朱德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他以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见。仅在一九五九年十月至十一月的两个月内，他在北京视察了石景山钢铁厂等三十多个工厂企业。一九六○年又先后视察了上海、广东、湖北、北京、陕西、贵州、四川、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市的一些工厂企业和人民公社。朱德在外出视察时，一再强调要发展科学技术和农业多种经营。
一九六○年二月二日，朱德视察广东省从化县城郊人民公社综合农场时指出：“你们要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要搞综合利用。”（21）这年三月，朱德在视察陕西、贵州和四川重庆后，和夫人康克清一起回到他离别了五十多年的故乡——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常这是他离乡后第一次回去，也是最后一次。他曾七次到四川视察，但只有这一次回去探望了家乡亲人。
三月九日，他们从南充市出发，乘车沿着群岭逶迤、排峰突兀的大巴山北行。经过蓬安县和营山县时，听取这两个县委负责人汇报工作。他向营山县委负责人叮嘱道：粮食生产一定要过关，否则哪个国家也养不起我们这么多人。（22）在听取仪陇县新寺区委负责人汇报时，他说：你们要注意发展社办工业，增加社办工业的比重，还要注意发展副业生产。（23）朱德回到家乡后，用祖上传下的客家话问堂兄弟：“你们为啥都这么黄皮寡瘦，说话都吊不起气？”堂兄弟直通通地说：“还不是因为肚子吃不饱！”
朱德听后，用拐杖猛敲了一下地面，摇摇头说：“我知道了。”（24）当天，马鞍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朱德：前几年看到他关于多种茶树的指示后，马鞍公社已种了三百亩茶树，办了一个茶场，计划今年把茶田扩大到一千亩。还发动群众采山货，挖药材。朱德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我们四川号称‘天府之国’，那是指成都坝子一带。象我们这些山区，就是要发展多种经营。”（25）他特别指出，要根据山区的实际情况，开发山区的土特产。
仪陇县委请朱德参观在他的旧居举办的陈列。土改时，仪陇县曾计划修建朱德同志革命纪念馆，向中共川北区党委请示。朱德知道后，从北京打电话给川北区党委，要求他们立即转告仪陇县委：纪念馆不要修。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个地方，不能让他们迁走。要把那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以利于发展生产。一九五九年，因为来访的中外宾客很多，仪陇县将朱德父母住过的几间瓦房修整好，建立起朱德同志旧居陈列馆，还陈列着朱德少年时代用过的劳动工具和学习用具。朱德看完后说：“不要搞这个了。在这里办所学校，节省开支，让娃娃们念书。你们看现在就改好不好？”事后，他又几次给省委、地委打电话，再三叮嘱：把那个陈列馆办成学校。以后仪陇县委书记到北京，朱德见面后又问：“学校办起来没有？”县委书记告诉他办了一个班。朱德说：“太少了，多办几个班嘛！”县委书记解释道：天天有人来参观访问，得留几间房子陈列展品。朱德坚持说：“琳琅寨那个陈列馆，请保留我的意见。”（26）三月十一日，朱德回到仪陇县城，在同中共仪陇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仪陇这个地方，有山林竹木、山货药材，可以发展蚕桑、油桐、白蜡，还可以种植果树，生产潜力是很大的。你们一定要根据山区的特点，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发山区富源，发展山区的农、林、牧、副、渔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努力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并嘱咐，“你们要老老实实办事，关心群众生活，有事多和群众商量。”（27）第二天，朱德回南充后，在听取中共南充地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加速农业的发展，对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都有很大意义。要大力发展山区生产。“山区也有山区的长处，要根据地形的不同，从实际出发，适宜于长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强求一律。”（28）三月二十日，朱德到河南省视察。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向他汇报农业问题。朱德指出：“农业的重要问题是改革技术。”“工业一定要支援农业。”
（29）
四月二日，朱德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这次外出视察的情况。报告中提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都不相同，农作物的种类又非常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
“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30）朱德坚持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的这些主张，实际上表明他对“以粮为纲”和取消商品生产这些“左”的错误仍是不同意的。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的继续发展，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愈来愈严重，一九五九年的工农业生产遭到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破坏。从一九六○年上半年起，全国的市场供应日趋紧张，粮食供应更是严重不足。一九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31）朱德对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极为关注。六月十一日，他在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致函刘少奇，对解决当前粮食不足问题提出四条意见：一、要多种红薯、玉米、高粱等高产作物，以增加粮食数量。同时，还要多种瓜、菜，以代替粮食，做到有啥吃啥。二、在新疆、青海、内蒙和东北等高寒地区，要多种深根作物，如糖萝卜等。三、在粮食吃法上，应提倡粗粮和细粮混吃。四、要注意发展短途运输，以便把“死角粮”运出来。
（32）中央很重视朱德这封信，把它作为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之一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
严重的经济困难，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一九六○年下半年，中央开始注意纠正以“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调整有关政策。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33）朱德对这些规定十分赞赏。
不久，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等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朱德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他着重讲了“农轻重”的关系问题。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对农村工作情况和“农轻重”的关系搞清楚了，摸到了底。过去我们虽然也常说“农轻重”，但实际上没有那样做，仍然是“重轻农”。我国的轻工业和手工业是有底子的，今后应注意发展轻工业。钢铁工业宁肯少建设一点，也要多给轻工业一点投资，这应该成为今后的长期方针。轻工业发展了，可以多出口一些轻工业产品，换回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来。今后的对外贸易，主要应出口轻工业产品，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主要出口农副产品。这是一件大事，应该重视。（34）接着，中共中央又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进行整风整社。一月十八日，朱德在全体会议上发言，高兴他说：今年我们是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很好。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再来发展重工业，这是正确的方向。他还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发展农业一定要注意开荒和兴修水利；发展交通运输业要特别注意发展铁路和轮船运输事业，因为我国的铁路和轮船运输事业比较落后，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了，就可以减少人力运输，以便腾出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和轻工业生产。
（35）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这次会议是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重要转折点，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会议刚一结束，朱德立刻在一月二十日离京南下，到上海、浙江进行调查研究。一月二十六日，他在视察杭州西湖人民公社龙井茶叶生产队时，健步登上狮子峰，俯瞰盘山条田和碧绿的茶树，怀着喜悦的心情对陪同人员说：我国荒山很多，如果都能象这样开发出来，在南方种上茶树、柑桔，在北方种上核桃、柿子，能创造多少财富啊！这才叫“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呢。他还即兴作了《看西湖茶区》诗一首：狮峰龙井产名茶，生产小队一百家。
开辟斜坡四百亩，年年收入有增加。（36）朱德在浙江视察时，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