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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建立农业银行之外，我们还应逐步建立工业银行、基本建设银行、商业银行、合作银行、对外贸易银行，以加强对各该部门的业务活动，并使总行更便于执行总的调剂职能和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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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中共中央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准备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朱德写信给毛泽东并转中央财委，对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五条意见：（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把钢铁、石油、煤炭、有色金属、机械、电力、化学等工业的经济和技术基础打好，同时，适当发展建筑工业和纺织等轻工业。（二）关于财政统筹统支问题，统倒好，包不了，而且也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对划分地方预算的巨大经济和政治意义，现在还认识不足。划分出地方预算，至少有这样几个好处：一是可以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二是可以节约国家开支；三是可以解决地方开支的需要；四是可以帮助地方发展工业。因此，必须逐步而又迅速地实现地方财政和区乡财政。（三）注意发展地方工业，国营工业和地方工业应当明确划分。（四）必须保证对外贸易的平衡，并力求部分出超，以形成对某些国家的储备，以备转口之用。（五）农业除兴修水利、改良技术、这种除虫外，还应逐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移民开垦。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这一方面是由于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拿钢铁的人均产量来说，在一九五○年只有二点三七公斤。
钢铁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生产资料都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材料。为了获得能依靠自己力量来实现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为了给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机器设备，需要尽可能使重工业有较大较快的发展。
朱德对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在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后不久，便在这年十一月四日视察了北京西南郊的石景山钢铁厂。
石景山钢铁厂是首都钢铁公司的前身，当时的规模还很校朱德早就到那里视察过。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他给石景山钢铁厂全体职工写了一封信，里面说：“你们的厂目前虽然还只能每年生产儿十万吨，但国家对它希望很大，它是有根大发展前途的。因此，我希望你们更好地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钢铁生产方面的新技术，为石景山钢铁厂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矗”（11）朱德这封富有远见而又热情洋溢的信，给了全厂职工以极大的鼓舞。以后，他又多次地到这个厂去视察，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包头钢铁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始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当时，我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各方面的条件还很困难。包钢在规划设计上存在着贪新、贪大的思想，没有考虑充分利用旧包头原有的基础，而是主观地设想在离旧包头市几十公里的荒原沙漠上建起一座六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而且在厂房没有建起前，就先盖起几幢高标准的西式办公大楼、职工宿舍和其他设施。朱德认为，这有悸于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应该重新考虑这个规划方案。
为了进一步弄清包钢的筹建情况，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朱德先找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周荣鑫、宋裕和，听取他们的汇报。他在听后说：“包头是否要建成一个新城市？而且又搞得那么漂亮？值得考虑。”并且指出，盖办公楼之类的房子标准不要太高，比老百姓的房子稍好一些就可以了，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多钱，省出钱来多发展工业。（12）六月五日，朱德带了有关方面负责人到包头实地考察。十日，到达包头，听取中共包头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汇报，说服他们重新考虑规划方案。他提出：城市规划是否要那么大？建筑标准是否要那么高？然后说：职工宿舍要和老百姓的住房相称才好，要“穿草鞋”。包头的人口将来不会发展得很快，不宜规划过大。要就地取材，适应当地习惯，不要大搞西式建筑，企图一劳永逸。要降低建筑标准。（13）他在到建筑现场察看后，十二日又对包钢负责人说：要在现有的基础上一步一步来。目前人民的生活还很困难，在生活上要向下看。（14）六月十四日，朱德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和包头市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你们都是想把国家工业化快些搞上去，热心是好的。但是，贪新、贪大、贪多，一切都学习苏联的经验做不到。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学外国的。目前我们国家还很穷，资金不多。在建设中，能省的就要省，尽量做到就地敢材。对包头旧城的一切要尽量利用，不能完全丢开旧的去建新的。我们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及需要和可能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脑子太热，跑得太快，结果会事与愿违。原来的设计规划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失败的。要重新考虑新的设计规划，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力求做到省和好。（15）六月十五日，朱德参加中共年蒙分局常委扩大会议。分局主要负责人发言说：“朱总司令这次来内蒙大家都很欢迎，帮助内蒙解决了很大问题，尤其是包头建设规划问题。分局和地委的干部思想基本上通了。”（16）朱德在会上就内蒙经济建设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经过朱德耐心地做工作，内蒙和有关部门的干部都想通了。他们根据朱德的意见，重新修改了规划方案，为国家节省了大笔资金。
对重工业建设中利用原有基地、提高产品质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等问题，朱德很注意。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他对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说：过去我们对石景山、本溪、上海等地钢铁工业的老底子注意不够。在五年计划中，建设新的工厂固然重要，但改建老厂也很重要，因为这样做又快又剩建设工业，大的厂要搞，小的厂也要搞，而且小厂有时候也能解决很大的问题。（17）同月二十四日，他对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说：要特别注意保证产品的质量。东德的蔡斯工厂技术很高，产品都是经过严格检验的，所以它的产品在世界上有根高的信誉。我们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18）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对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何长工说：矿砂出口比粮食出口值钱得多，用这些东西换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就能加快我们的建设。（19）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朱德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后，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表扬了该厂在建设中少花钱多办事、勤俭办企业的做法，建议向全国转发该厂的经验。（20）这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同黄敬谈话时又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建了很多厂，但缺乏原料，现在不得不返回头来搞原料。我主张把钢、铁、煤等原料工业搞突出些。如果缺乏钢材，还可以进口一些。（21）我国在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由于自己缺乏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基本上是沿用苏联的做法，强调中央集权。这在当时说来是必要的，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来建设国家急需的重点项目。但它也存在弊端，主要是中央统得过多、过死，限制了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些弊端就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了。
朱德对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认识得比较早。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他说：“最近一个时期，在财政统一上所发生的统多了、统死了的错误，相当地削弱了一些地方政权的积极性，因为想办事没有钱，这是不利于发展生产的。”（22）他认为，要比较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只靠中央的积极性是不够的，必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建立起能同时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几个方面的关系中，当时他更多注意的还是如何在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六日，朱德指出，今后为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进一步贯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财政分级管理的方针”。（23）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同黑龙江省领导人欧阳钦谈话时说：“要逐步建立中央、盛县、乡四级财政，各自都有独立性。这样才能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4）十二月七日，朱德在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现在中央一切都包了，整个社会不能发展，不能发挥下面的积极性。”“现在的制度是死制度，不是活制度。”（25）在工业管理体制上，朱德也主张将部分工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一九五六年五月，他视察山西省的工业生产后，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今后中央有关部门最好把一些小煤矿及金、银、铜，铁等有色金属小矿和小型炼铁炉让给地方去搞。地方工业利润问题，请中央考虑能规定一定的比例给地方，在中央全盘计划下，经中央批准，把利润主要用在发展地方工业上，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26）六月，朱德又到辽宁省视察工业生产情况。
回京后，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上边统得大死”，“我认为国营工商企业由中央各部和地方实行双重领导最为合理。”（27）在商业管理体制上，朱德主张放得更活一些。他向来认为国家在这方面不要管得过多过细，应该放开一些。他说：象蔬菜、水果这类东西，要放开，让合作社去办，可以养活很多人。经济是国家的命脉，要流通。经济流通了，国家才能发展。（28）小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也应该让合作社去搞，不能把什么都收归地方国营企业所有。否则，一方面国家要吃亏；另一方面对群众也不方便。“社会主义不一定什么都交给国家搞，合作社搞也是集体经济。”
（29）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他还对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说：商业部门是管商业流通的，要多想生产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不能光想赢利，不能说赚钱越多越好。（30）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个讲话给了朱德很大的激励。他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在八月间写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以下筒称《意见》），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思想作了许多重要发挥，并且再一次强调了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的问题。在谈到四级财政体制问题时他认为：“起码也应该先把中央和省（市）这两级划分清楚。至于省（市）以下的那两级，可由省（市）量力而行，能划分下去的就划分下去，不能划分下去的就由省（市）暂时包起来。”（31）在谈到工业体制问题时，计对那种认为地方上管不了、管不好的错误观点说：“难道地方党不管就可以搞好吗？重要的问题在于把职权划分清楚。”（32）在谈到商业体制问题时说：“如果全归国家所有，一方面商业业务复杂，涉及面很广，上至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国营商业很不容易领导起来；另一方面在工资、福利、修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