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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认为，纪律检查工作要特别重视怎样保证党的路线、政策能够顺利执行，怎样克服一切破坏党的路线、政策的行为和倾向。“在党的组织中，党员中有没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有无违犯国家法律和法令、有无损害群众利益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行为和倾向。如果有，就应很好地制止，使之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没有，就应很好地预防，使这些坏的东西不能产生出来。”③朱德提出“检查和处理案件要本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要坚持原则，认真负责，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实事求是，处理问题一定要有根据，要把工作做细，弄清是非和轻重，防止因错误处分而伤害同志。他一直主张：要以思想教育为主，以执行纪律为辅。
朱德强调，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要一视同仁，“我们的党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有些人认为党的纪律只是要一般党员遵守的，自己可以例外，还有人轻视政府和法律，认为法律只是给老百姓遵守的，自己可以不遵守，这些“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和行为，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要求从事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要认清是非，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只要违反了政策，违犯了纪律，我们就去检举、纠正。”④有些案件要在党刊或报纸上公布，教育全党和人民。
根据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朱德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抓住一些典型事件及时处理，以教育全党。他还常常过问中纪委负责处理的重大案件，并按时向中央报告工作。
建国初期，有些地方的党员干部在进行征粮、收税、劝购公债、减租、土改等项工作中，往往为了单纯完成任务而强迫命令、作风蛮横，发生不少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情况，引起群众的不满。如，一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一个通报中反映：浙江省萧山县有两个区多山产竹，耕地极少，大部群众以造纸为业。但当地工作却忽视这一地区特点，有的村在划阶级时将槽户主划为地、富，工人划为贫雇农，劳力强，工资收入多的工人划为中农；在反霸时斗争了槽户主，而在征粮时又对没有田的手工业者派粮，无粮可缴的只好抛售土纸，使纸价暴跌，形成绝大多数槽户倒闭，大批手工业者失业，竹山荒毁殆荆朱德对这个通报所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立即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个通报和对手工业政策的指示，指出：“萧山县此种破坏手工业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根本方针，是一种自杀政策，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负有造成此种错误之主要责任的党员干部，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和保护的政策，而不是乱划阶级、乱斗争、乱征税的破坏政策”，对各种手工业“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会严重脱离群众，并大大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⑤一九五二年一月，朱德又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一起利用职权、压制民主、诬陷好人、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一九五○年九月间，武汉市医务部门曾有入匿名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官僚主义、工作失职（拒绝接收南下大军的急症病伤员，致使个别病伤员失治而死）等错误，中央要求武汉市委负责处理，武汉市政府将来信转给卫生局党组织查处。宋瑛见信后，却认为写信人是“动机不纯，有意破坏”，臆测这封匿名信是市属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纪凯夫等三人所写，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错误。市政府党组和副市长周季方支持宋瑛“追查控告人”。在这个期间，第二医院一九五一年四月发生一起盗窃保险柜公款的案件，周季方、宋玫等又蓄意嫁祸纪凯夫，命令公安局将纪逮捕，长期拘押逼供，并逮捕配制盗款所用钥匙的铜匠，逼使铜匠隐瞒真相诬陷好人。至此，他们还没有罢手，进而将盗窃案说成是“政治阴谋”，捏造证据诬陷纪凯夫是“特务”，并对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些党和干部进行压制打击。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了解真实情况后，都对此事提出不同意见，《人民日报》还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日于“党的生活”专栏公开批评宋玻、周季方压制民主、侵犯人权的错误，但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干预下，一九五一年十月间，以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为首，包括十一个有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朱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样一个明显简单的事件，竟弄得如此复杂，久不得决，是由于周季方、宋瑛等人宗派主义和极端恶劣的思想品质以及武汉市委负责同志的主观主义所造成的”，“这一问题的严重，不仅是诬陷了纪凯夫，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性质的错误，竟发生在武汉市的领导机关，而领导人直到现在尚不觉悟，故有向您报告的必要。”⑥二月三日，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一致同意中南局严肃处理周季方、宋玫的意见。
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中共中央中南局处理周季方、宋漠等阴谋陷害案的消息，并发表社论。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亲自到医院慰问纪凯夫，并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坚决保护人民检举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所犯错误的民主权利的。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⑦中共中央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后，朱德立即指导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紧张地投入工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展开办案定案工作。运动开始不久，即一九五二年一月六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国家直属机关开展运动的情况，并说：这次运动把过去整不到、整不掉的问题都提出来了，丰富了整党的内容。经过这场运动，不仅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刷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污毒，而巨要充实和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发扬民主作风，改善党群关系、上下关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以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政治思想水平，保持和提高党的战斗力。⑧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再次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在新的形势下643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意见。他说：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对于反对党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加强党的纪律性，巩固党的组织起了一定的作用和获得一定的成绩，但纪检工作赶不上实际的需要，主要是对重要案件的处理软弱无力和对一般案件不能及时检查处理。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党委对纪律检查工作不够重视，没有积极领导和支持这一工作，同时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和委员一般均系兼职，无暇顾及或很少顾及纪律检查工作，加以办事机关还很不健全，专职干部的配备迄今不足半数，这样对重大案件的检查，困难就更多。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朱德提出三点意见：一、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党委会议上应定期讨论纪律检查工作，对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委应给予及时的指示，在检查处理案件时，党委应给予纪检干部以有力的支持。二、健全办事机构，充实专职干部。三、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
⑨
毛泽东对朱德这个报告十分重视，在第二天就批示：“同意这样作，请安子文同志根据此项意见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简单的指示（不要太长）。”
⑩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规定：第一、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党委会议上应定期讨论纪律检查工作，在检查和处理案件时，党委应予纪律检查工作干部以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第二、要选调和提拔一批忠实可靠、作风正派、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到纪律检查部门工作，应该健全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第三、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可酌情实行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加强联系，做好工作（11）。二月初，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相结合进行的指示》，要求全党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标准八个问题的教育，并分期分批对党员进行审查和重新登记，这项工作到一九五四年春基本结束，有三十二万八千余人被开除党籍或被劝告退党，与此同时，接收新党员一百多万人，全国党员人数从一九五○年底的五百八十万余人发展到六百三十六万余人，新建立党的支部八万二千多个。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朱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中说：“三反”运动开展以来，有效地揭露了党员干部中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根据华北、华东、东北、西南、西北五个地区六月初的报告，揭发出的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者中，党员占百分之十六点五，其中将有二万人左右被开除党籍。报告说：“三反”运动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次有领导的、发动群众的、全体规模的、有系统的纪律大检查运动，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教育和考验，证明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犯有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受到了应得的处分。
报告还指出，运动暴露出我们在纪律检查工作和干部工作中存在相当严重的缺点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第一、过去有些党的组织发现了党员干部有违犯党纪的错误，不是正面地及时地提到原则高度予以批评纠正，而是采取旁敲侧击、轻描淡写的方法去对待他们，或片面地从所谓照顾干部的历史、情绪等出发，不敢或不愿正面提出批评；对于犯有严重错误不宜继续担任原来工作的高级干部，没有坚决地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使党纪松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更加发展。第二、有些党组织平时对干部的了解很差，不听群众的反映，一些坏干部就以一种极不正派的手法骗取信任、以达到个人的目的。
第三、有些部门用人单纯强调技术，忽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