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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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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一再中断。康熙十六年,当时尽管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尚未最后平定,清政府还是任命靳辅为治河总督,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

  陈潢是靳辅的幕僚,平时重视调查研究,知识渊博。在治河方面,他虽与前人一样,主张“必以堤防为先务”,强调筑堤的作用,但他又力主治河方法多样化,认为必须因地制宜,并说“或疏、或蓄、或束、或泄、或分、或合,而俱得自然之宜”。后来,他甚至提出,阻止泥沙下行,是治河之本。萌发了后代保持水土的思想。这一思想虽然一时未被当时人们所重视,但他的其他治河主张,却被靳辅在治河实践中采用了。

  靳辅、陈潢治河,主要措施与潘季驯基本相同,即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但筑堤范围要比潘氏广泛,除修复潘氏旧堤外,又在潘氏不曾修建的河段加以修建。如河南境内,他们认为“河南在上游,河南有失,则江南(原文为南字,当为北字之误)河道淤淀不旋踵”。因此,在河南中部和东部的荥阳、仪封、考城(仪、考都已并入兰考)等地,都修建了缕、遥二堤。又如在苏北云梯关(今滨海县县治)以东,潘氏认为这里地近黄海,不屑修建河堤。而靳、陈认为“治河者必先从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则上流自不饱涨”。因而也修建了18000丈束水攻沙的河堤。

  但靳、陈治河除上面所说的与潘氏有异同外,还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潘氏。潘氏只强调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而靳、陈除了也很强调束水攻沙外,又十分重视人力的疏导作用。他认为三年以内的新淤,比较疏松,河水容易冲刷,而五年以上的旧淤,已经板结,非靠人力浚挖不可。他们不仅注意人力浚挖,还总结出一套“川”字形的挖土法。其法,在堵塞决口以前,在旧河床上的水道两侧三丈处,各开一条宽八丈深沟,加上水道,成为“川”字形。堵决口、挽正流后,三条水道很快便可将中间未挖的泥沙冲掉。“川”字形挖土法,可减轻挖土的工作量,挖出来的泥沙,又可用来加固堤防。在疏浚河口时,他们还创造了带水作业的刷沙机械,系铁扫帚于船尾,当船来回行驶时,可以翻起河底的泥沙,再利用流水的冲力,将泥沙送到深海中。这是我国利用机械治河的滥觞。

  靳、陈等经过10年不懈的努力,堵决口,疏河道,筑堤防,成绩超过前人。以筑堤为例,累计筑了1000多里。这样,不仅确保了南北运河的畅通,也为豫东、鲁西、冀南、苏北的复苏,创造了条件(图17)。

  靳辅、陈潢等虽然在治河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不久,却遭到坏人陷害,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当他们基本上治平河患后,黄河下游一些因洪水泛滥而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耕种了。一些有政治后台的豪强们,利用权势,纷纷霸占这些土地。靳、陈加以制止,并用这些土地募民屯垦。认为这样做,一可以安置流民,二可以增加治河经费。结果,遭到了豪强们的诬告,诬以“攘夺民田,妄称屯垦”。结果,靳辅被罢官,陈潢被下狱。

  为了开发黄河下游,为了这一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元、明、清三代还为了保运,千百年来,人们与黄河的水沙灾害,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他们取得了许多成就,为这一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提供最必要的保证。但黄河下游水沙灾害的根源不在下游本身,而是在中上游,特别是中游。然而古人对这个问题缺乏认识,或认识不深,将全部力量放在下游。只知筑堤、浚河等,不知治本、治理中游的水土流失,所以受到很大的局限。只有统筹安排,综合治理,以中游为主,兼及上游和下游;以保持水土为主,兼及建水库、筑堤防、浚河道,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图17 清代(公元1644——1911年)“黄河修堤图”

  第十章 苏、沪、浙海塘史

  第一节 苏、沪、浙沿海的潮灾

  我国江苏、上海、浙江三省市沿海都有潮灾。特别是从浙北到苏北,因为地势低平,大部分地区潮水汹涌,潮灾更多更重。

  苏北和浙北,都属冲积平原。12世纪,苏北海岸线尚在今盐城县治到东台县治附近,后来,由于黄河和淮水泥沙的沉积,到19世纪,仅700年,便把大片海域变为平原,海岸线东移了50到60公里。在苏南,公元4世纪,海岸线约在今嘉定县治到奉贤县治一线附近,以东便是汪洋大海。由于长江和钱塘江的泥沙堆积,到12世纪,海洋后退了,海岸线东推到川沙、南汇一带。那就是说,今日沪东大部分土地,都在这七八百年中淤积而成。浙江绍兴萧山以北一带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钱塘江泥沙的沉积和潮水对泥沙的搬迁,海岸线也在北推,平原也在扩大。这些冲积平原的海拔很低,一般只有几米,有些地方甚至低到二米上下。

  冲积平原的土壤松软,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矿物质,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所以当它成陆不久,人们就较快地将它开发成高产农田。宋、元、明、清以来,松江、嘉兴等府,成为我国重要的产粮区,即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又由于它濒临大海,具有优越的生产海盐的条件,所以苏北长期以来,都是我国海盐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钱塘江南北也是如此。

  但是,从浙北到苏北一带的沿海,都有较大的涌潮,它往往又会淹没新淤成的土地。特别是杭州湾和长江口的涌潮。钱塘江口和古代长江口(崇明岛没有形成以前)都很宽大,从南端到北端,分别各在200公里上下,口内则急剧缩小,形如喇叭,江底还有沙坝隆起。这样的河口结构,在后浪推前浪时,前浪因为流路太窄,必然迅速抬高,形成高潮。所以,古代长江口上的广陵潮和钱塘江上的钱塘潮,都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闻名于世。西汉枚乘《七发·观涛》,写的便是广陵潮。钱塘潮和广陵潮都可涌高数米。江、浙一带常有台风登陆。涌潮凭借风势,可以涌高到八九米。当代测得的钱塘潮最高潮差为8。93米。

  涌潮,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可以利用它来发电。但在古代,除可供人欣赏其壮观外,应该说很少有什么好处了。它为害甚大,轻则破坏农业生产和盐业基地,重则危及人民的生命,更严重的,甚至还吞没大片大片的陆地,变陆地为海洋。杭州湾北岸,在历史上便因为严重的涌潮冲击,海岸线不断内迁。例如王盘山,它在东晋时还和大陆联在一起,为东晋重要的屯兵之地。经涌潮不断冲击后,附近的平地,全部沦为海洋,王盘山虽然没有沉没,但它距陆地已有几十公里之远,孤立于杭州湾之中。

  为了防止潮汐灾害,苏、沪、浙沿海人民修建起了伟大的防潮工程——海塘。它在苏北,被称为海堤;在苏、松和两浙,被称为海塘。这些工程,开始修建于秦、汉,后来不断发展,由短塘扩展为长塘,由土塘进步到石塘,终于形成一座海岸长城,它北起江苏连云港,南到浙江上虞。

  第二节 古代海塘的兴起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设钱唐县,治所在今杭州灵隐山脚。“唐,堤也。”古代唐塘通用。以钱唐作县名,可能当时已有海塘。传说也认为,秦朝为征服涌潮,在钱塘江边修建海塘。

  《水经注·浙江水》转引《钱塘记》中的这样一段传说,大意是:钱唐县东一里左右,有一条“防海大塘”,名叫钱塘。钱塘名称的由来与曹华信用钱诱人筑塘有关。曹是汉魏时人,宣称:“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后来,因为华信无信,诈称等到海塘峻工以后,再给大家付钱。众人盛怒之下,弃土江边而去。结果堆成一段海塘,名为钱塘。这个故事反映了作《钱塘记》时,钱塘江上已有海塘。

  有关苏北的海堤记载,最早见于6世纪中叶。当时有一位名叫杜弼的北齐官吏,他在任职海州(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时,“于州东带海而起长堰,外遏咸潮,内引淡水”。(《北齐书·杜弼传》)这里的遏潮长堰就是防潮长堤。如果说前面提到的钱塘江边秦、汉时的海塘,因以地名和传说为据,还不能确凿可信的话,那末,海州的海堤是无可怀疑的。这是我国关于海堤建筑最早最明确的记载。

  有人认为,东晋咸和年间(公元326—334年),吴内史虞潭在长江三角洲前沿建沪渎垒,是我国最早最确切的有关海塘建筑的记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在其所著《长水集》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晋书·虞潭传》所载虞潭“修沪渎垒,以防海抄”的沪渎垒,不是海塘,而是城堡,这一工程不是防“海沙”,而是防海抄。海抄就是海盗。谭氏的意见是正确的。

  到隋唐时期,随着苏、沪、浙沿海的逐步开发,这里的人口和耕地面积都有所增加,涌潮所造成的损失也日见严重。于是,防潮工程的修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在钱塘江北岸到长江南岸,《新唐书·地理志五》载,建成了一条长124里的捍海塘。它南起盐官(今浙江海宁),经平湖、金山、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奉贤、南汇,北至吴淞江口。这是一条见于记载的较早较长的海塘,它捍卫着沪、浙间易受涌潮之害的城镇和农田。

  在苏北,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淮南黜陟使李承也筑了一条比较重要的捍海堤。它南起通州(治所在今南通市),北至盐城,长142里,以“遮护民田,屏蔽盐灶”,名常丰堰。此外,为了抗御海潮,在海州也筑了一条永安堤,长七里。

  自秦汉到隋唐,是我国海塘初建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都是土塘,或者在海岸附近夯筑泥土为塘;或者像筑墙一样,用版筑法建造。这种土塘,修建起来比较容易,可以就地取土,还省工省力,技术也比较简单。但经不起大潮冲击,平时也必需经常维修。

  第三节 宋、元海塘的初步发展

  从五代、两宋到元朝,苏、沪、浙的海塘,有了初步发展。

  天宝三年(公元910年),吴越王钱镠〔liu流〕在杭州候潮门外和通江门外,用“石囤木桩法”构筑海塘。这种方法,编竹为笼,将石块装在竹笼内,码于海滨,堆成海塘,再在塘前塘后打上粗大的木桩加固,还在上面铺上大石。这种新塘,不像土塘那样经不起潮水冲刷,比较坚固,防潮汐的性能较好。但是,石囤塘的竹木容易腐朽,必须经常维修;同时,散装石块缺乏整体性能,无力抵御大潮。人们摸索着加以改进,于是有正式石塘的兴建。

  较早修建正式石塘的是杭州府知府余献卿。他于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在杭州江岸,建了一条几十里的石塘。正式石塘的建立,在塘工技术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余塘是壁立式石塘,向海面用条石砌成,整体性较好,远比土塘、石囤塘坚固。但因为向海面壁立,直上直下,受到涌潮冲击时不能分散潮力,所以仍然易被冲毁。

  几年后,即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转运使田瑜、杭州府知府杨偕在余塘的基础上,作较大的改革,在杭州东面的钱塘江岸,建成2000多丈新石塘。它用条石垒砌,高宽各四丈,迎潮面砌石逐层内收,形成底宽顶窄的塘型。塘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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