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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文帝又减轻了笞刑。这些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认真执行。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越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二年（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前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的国家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
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70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大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粮仓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归到底是地主阶级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在文景之治安定、富足的另一面，就是土地兼并势力的日益发展。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应当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17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乱平，对当时的社会和未来的历史都是一大贡献
吴楚七国之乱是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前154年）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胶西王卬。吴王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
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
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
王国势力强大的局面，是汉高祖时形成的。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王。汉五年（前202年）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7人。此后，他陆续消灭了除去长沙王吴芮以外的6人。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自己的兄弟侄9人为王，即同姓9王。高祖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大大超过中央政权所保留的15郡的土地和户口。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并不突出。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
齐王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虽有猜疑，但却难于处置。齐王肥献城阳郡地给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
当时齐王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将闾继承帝位。
刘将阁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相约连和，伺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致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他们协议，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徙封梁王。梁国是拥有110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的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袁盎、晁错等对淮南王长骄矜不法，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文帝亲自击匈奴时，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徙蜀，死于道中。这些都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卬六县，楚王戊东海郡；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印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卬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侯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守城，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62，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仍封兄子刘濞为吴王。
吴国是有50余城的大国。吴国的鄣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江之南）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奕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棋盘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20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
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20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殽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36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爰盎，建议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
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沙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与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