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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一座待开发的宝藏
历代封建政府虽然很重视地方志，但是他们对地方志的认识相当狭隘，主要是看重它“资治”（辅助统治）的作用。明朝有个官吏叫郑复亨，被派到海州（江苏东海）去做剌史，一进入海州地界，看到的是满目荒凉，茅屋不飘炊烟，镇子上只剩寥寥几户人家，孔庙也坍塌了。他立即去查考州志，想要研究海州这样破败的原因，他说，比如行医，州的百姓就是病人，州的志书就是经过验证的药方，他要按病求方，再根据方子来治病。清朝四川保宁府（今阆中县）有个太守也说过：“守，不知何以能守，不读志何以能知。”（徐宗斡：《（道光）保宁府志序》）长期以来，地方志的功用基本上就局限在这个狭小的天地中。
科学文明的进步开阔了人类的视野，地方志的真正价值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在志书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祖国山河的壮丽，物产的丰饶，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对侵略压迫的坚强不屈；看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生活和生产经验的记录；看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取之不尽的研究素材。地方志的“资治”作用仍然存在，但早已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涵义，它不但是各级领导者认识国情的教科书，而且正在成为各行各业的决策参谋。地方志是一座信息密集的知识宝库，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它的多方面的功能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第一节 丰富的资源信息
地方志中关于地形、山川、土壤、物产的记载，对于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对于各地区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制订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往往有直接的启发。
早在1937年，地质学家章士钊已经注意到方志中矿产记录的价值。他辑地方志和其他文献编成《古矿录》，于1954年经修订后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地质工作者更广泛收集志书的记载，编成《祖国两千年铁矿开采和冶炼》、《中国古今铜矿录》，并根据地方志提供的线索查明了一批矿藏。近年来，各地区也往往以地方志作为寻找矿藏的向导，如浙江曾根据《（光绪）诸暨县志》的记载，探明了金涧山金矿，现在已经投入生产；贵州省石阡县根据《（民国）石阡县志》中所记的煤矿的分布和开采情况，重新普查本县煤矿资源，有计划地组织开采；据安徽《（道光）繁昌县志》记载，繁昌曾发现一块“紫玉”，后来做成用器，“献于太庙”。经过省地质队勘探，这里的墨玉石（紫玉）确实质地优良，而且储量颇丰，是制造建筑装饰材料和工艺品的好原料，于是建起了墨玉厂；云南的云龙县则根据旧志中的信息开发了锡矿和银矿，等等。
山东禹城县境内，有一道三四里宽、20多里长的沙河，白沙一片，寸草不生。但是在《（民国）禹城县志》中有一段记载说：“据近村农民察其地性，并非纯沙不毛之地。稍施人工，定堪种植。”这段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经过科学考察，证实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于是禹城县决定开发大沙河。他们平整土地，植树造林，疏浚河道，修筑道路，开展多种经营，几年下来，农、渔、副业全面丰收，1987年仅藕、鱼、稻三项收入就达到几十万元。
油茶树是一种重要的木本油料树种，榨出的油称为茶油，是一种工业原料。据清代和民国的安县县志记载，四川安县的自然条件很适宜油茶树的生长，过去曾经大量种植。于是安县决定大力发展油茶生产，为丘陵地区增加了一条致富之路。
陕西千阳县地处山区，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瘠薄。但是根据志书的描述，古时候这里原是林木茂盛，土地肥沃的好地方。宋代曾将它划为牧马良区。清朝以后，山坡被垦殖，森林减少，千阳才逐渐变成了穷山区。地方志中还有当地种桑养蚕经验的记录。千阳县参考这些记载，决定以种草植树，发展多种经营来重新振兴山区经济，并且将种桑养蚕列为其中一个重要项目。
此外，如盛产棉花的陕西渭南县，曾参考明代县志关于棉区分布的记载，调整了本县棉花生产的布局；河南开封龙亭区则受旧志的启发，恢复了开封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特产汴绸的生产。有的地方根据地方志的提示，还发现了一些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旅游胜地。
浙江省建德县的“灵栖洞天”，由彼此相连的五个石灰岩溶洞组成。其中的灵栖洞、清风洞、霭云洞虽然古已有之，但已经淤没了600多年。通过查阅志书，人们很快找到了清风、霭云两洞的位置。再按照志书提示的地点深挖，又找到了另一处溶洞和地下暗河，洞中有唐宋元明历朝题咏几十处，证明它就是旧志所记载的灵栖洞。现在，这里经过疏浚整修，游人可以漫步而入，泛舟而出，成为浙江的一处胜景。
贵州省注意到《（道光）大定府志》（贵州大方）有“黄坪十里杜鹃”的记载，经过考察，果然在大方、黔西两县境内的丛山翠岭之中，发现一条宽约五华里，绵延100多华里的杜鹃林带。10多个品种的杜鹃形成一个罕有的天然杜鹃花园，其中还有不少珍稀动物。现在这里已经开辟为自然保护区，也是被称为“百里杜鹃”的著名游览胜地。
地方志中的这一类信息，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1956—195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就曾从几千种地方志中大量摘抄编成《地方志物产》等资料。1961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从地方志中辑出《上海物产资料汇辑》。近年来，许多地方都根据志书的记载编辑了本地区物产或土特产的资料汇编。这些资料，将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我国各种资源的现状，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和合理地利用大自然赐给我们的财富。
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珍贵记录
我国的科学技术有过灿烂辉煌的历史，曾经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只是最近二三百年才走了下坡路。封建时代的旧志，由于主要是“资治”之书，不太重视记载劳动者的发明创造。尽管如此，历代志书中仍然留下了不少有关科学技术的生动记录。
历代地方志大量记录了自然界的各种“异常”现象，如日月食、彗星、陨石、反常的气候、各种自然灾害、植物的变异和珍禽异兽等。古代的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这些现象，往往把它们看作上天向人类显示的凶兆或吉兆，记入地方志的“灾异”或“灾祥”类，同一些有迷信成分的无稽之谈混在一起。但以现代科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当时当地的观测记录，都是极为难得的科学资料。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曾根据几千种地方志和其他史籍，辑出太阳黑子、极光、陨石、日月食、超新星、彗星、流星及有关天文学的人物、著作、学说、机构、仪器等的记录一共几百万字，编成《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和《中国天文史料汇编》。有一段时间，中外学者对“太阳活动蒙德极小期”讨论很热烈。由于史书上缺乏1645——1715年太阳黑子的资料，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在这一段时间里，“太阳活动实际停止了”。但是，从《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看，在我国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志中，这一时期太阳黑子的记录有12项之多，从而中国学者以充分的证据否定了“太阳活动停止”的错误论断。
地震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地方志中记载尤为详细。1954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建议整理地震史料，供选择厂矿地址参考。于是由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写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于1956年出版，1980年又加以核实补充成为《中国地震资料汇编》。它汇聚了公元前12世纪到1955年的1180次大地震的记录，其中可以断定为八级以上的地震有八次。内容这样丰富全备的地震史料巨著，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它所依据的8000多种文献中，地方志占了5600种。
方志记载地震，既有时间、地点，又有具体情状的描述。震前有前兆，震后有灾情统计。一次大的地震，波及的各处往往都有记载，如同当时派出了许多观察员在各地同时观察记录。如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556年1月23日）一次以陕西华州（今华县）为中心的大地震，有200多种州县志书作了记载。《（隆庆）华州志》卷一○记的是震中地区的情况：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晡时，觉地旋运，因而头晕，天昏惨。及夜半，月益无光，地反立，苑树如数扑地。忽西南如万车惊突，又如雷自地出，民惊溃，起者卧者皆失措，而垣屋无声皆倒坍矣。忽又见西南天裂，闪闪有光，忽又合之，而地在在皆陷裂，裂之大者，水出火出，怪不可状……原阜旋移，地高下尽改故迹。后计压伤者数万人……”
湖北景陵县（今天门市）在这次地震时距震中较远，《（康熙）景陵县志》卷二所记该县感震的情景是：
“地震有声，自东北起西南去，房屋动摇，人民惊骇。”
即使在相距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根据这些记录全面考察这次地震，判断它的震中、震级、力度、范围等。
这1180大次地震的记录，为我国划分震区、规划国民经济建设布局及开展地震预报工作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地方志中其他有关地质和地理的记载，同样是科学工作者重要的资料之源。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大量利用方志资料研究古城的兴衰演变，总结出今内蒙古毛乌素沙漠由古代的农牧并茂变成沙漠的历史进程，对于了解沙漠地貌发育的规律，对于如何防风治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作出了贡献。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曾从方志中发掘素材，研究古代绍兴地区湖泊的兴废、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于农业的影响。1985年6月12日，长江三峡的新滩发生大滑坡。由于科技人员查阅过多种旧志的记载，经过科学的分析研究，基本上掌握了这个地区滑坡的规律和范围，对于这次滑坡的时间、地点作出了准确的预报，所以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所以地方志中有许多关于气象和自然灾害的记录。著名的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曾根据方志记载的植物分布及花开花落时间的变化，研究中国历代气候变化的规律。他的名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将5000年的气候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其中之一就称为“方志时期”（公元1400—1900年），即利用数量众多的明清方志，探讨明清两代500年中长江、黄河流域气候变动的情形。此后，中央气象局也曾据方志资料编成《近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变迁》、《五百年来我国旱、水灾资料》。山东、安徽等省都曾从志书中辑录汇编本省水、旱、风暴霜雪、蝗虫等自然灾害的记录。这些记录不仅是气象、水文等学科的珍贵研究资料，而且对我国防灾减灾工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四川省内江市1981年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洪灾过后，他们研究了市志委员会提供的历史上的洪灾记录，就决定调整市政建设的布局，改变了沿江建设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