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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那些多权术而无智慧、善于见风使舵而没有脊梁骨的卖身投靠者很可以算得上伏尔泰笔下所说的“聪明人”。
１７６５年写的“文学、文人或知识分子”则写出了真正的文人不可避免的命运：孤独、不被理解、被愚人和败类围攻：文人中最能为散布在人世间少数思想家服务的乃是孤独的文人，真正的学者自闭于研究室里，他们既不在大学里的讲座上滔滔辩论，也不在学院里吞吞吐吐地表示自己的意见；而这些真正的学者，几乎人人遭受虐待。我们可怜的人类总是生就这样的。走热闹路的人，常向建议走新路的人抛石头。……向徐贝勒勃斯。 法特斯殿下进颂诗罢，为他的情妇撰情歌吧；您把一本地理著作写了题词献给他的看门的人就会好好地让你进门；——倘使你去开导人们，你就会被压得粉碎。一个文人最大的不幸，也许不是为同行所妒忌，不是成为捣蛋阴谋的牺牲品，不是为社会有势力者所轻视；却是遭受愚人们的批评。愚人们有时搞得很凶，尤其是当狂热和愚蠢的言行、愚蠢的言行和报复情绪相结合的时候。文人的不幸往往是毫无所持……全无援助；他像飞鱼：飞得高些，它就要为飞鸟所啄；潜游水中难免为大鱼所吞。
这两个辞条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现代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公认见解中看到。 无论是在伏尔泰的辞条中还是关于知识分子的现代见解中，灵魂卑劣的御用文人都被取缔了资格。伏尔泰不光把这类人逐出文人之外，还运用喜剧创作把这类人钉在耻辱柱上。 对于暴政来说，最不幸、最无奈的是它所拥有的文化败类除了缺德，还多半无才。 弗列隆就是一个标本。此人一个鹰爪鼻，一张既聪明又呈现肉欲的嘴，一双机灵但不明亮的眼睛，脸部的线条很粗，淹没在脂肪中。 一丝几乎觉察不出的诡谲微笑在上嘴角掠过，下唇却讨厌地略前翘着，使脸的下部具有一种近乎兽性的庸俗。 他没有科学头脑，也无哲学智慧。这样一个人竟自命为纯正思想的捍卫者，不自量力地充当起反对启蒙运动的首领，以他的《文学年鉴》同百科全书派较量。 他当然不是伏尔泰、狄德罗们的对手。 于是，他同时兼搞“地下斗争”，给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监马尔塞布写信密告：“狄德罗及其同伙在文学和风格方面是极危险的革新派……批评的矛头应主要指向他们。“
又指责整个《百科全书》是“骇人听闻”的作品。 好在马尔塞布是个开明人物，而且不喜欢弗列隆这种写信密告的作派，要不然，百科全书派又要有牢狱之灾了。 但密告不成又换诽谤。 他在《文学年鉴》中攻击狄德罗的《私生子》，诽谤狄德罗剽窃了意大利喜剧，还发表伪造的信件作为证据。 巴利索败坏百科全书派的喜剧就是拿弗列隆伪造的材料来借题发挥的。伏尔泰哪能放过弗列隆这么妙的题材？他把弗列隆写成他的著名喜剧《苏格兰女人》中的主人公（只不过把名字变成了弗列朗），淋漓尽致地把这个中伤者、恫吓者、告密者、伪造者和低智商的卖身投靠分子的丑行和丑态描绘出来，使弗列隆以可耻而闻名遐迩，他的名字也因此而成为生活、政治和文学中道德败坏的同义词。 只要文人还必须在利害与道义的冲突之中作出抉择，只要还有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这个形象对后世文化人的警示作用就不会消失。顺便提一下，当《苏格兰女人》上演后，弗列隆看了《苏格兰女人》的演出，伏尔泰为此而“足足乐了一个月”，而且在《巴比伦公主》末尾的戏谑词中重提旧事，大大嘲笑一番。伏尔泰创作讽刺诗、戏剧的灵感都来自现实，是为他的时代服务的。 这些作品在完成启蒙任务中起了巨大作用，也产生了巨大轰动。但它们过多地承载了宣传新思想的任务，而缺乏对深邃无比的人性世界和丰富复杂的人类情感作洞察入微的描写。 即使在伏尔泰自己最看重的悲剧作品中，同样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他给自己的悲剧作品涂上一层历史釉彩，但剧中人物实际上大多是穿着古希腊罗马服装或中世纪服装的１８世纪人物。结果就像丹纳批评的，古代衣饰妨碍现代情感，现代情感戳破古代衣饰，人物介乎古人和现代人之间而无确定性格。 他的悲剧除了《查伊尔》有较高艺术性，其他大多在领有当时的风骚后便成为过去，能够留下的只是他作为文体家和语言大师所赋予这些作品的精美。
四、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哲理小说
伏尔泰在文学上的最高成就是他自己并不看重的哲理小说。 哲理小说是他开创的文学形式，他在这方面实现了文学与哲学的完美结合，留下了一批有长久价值的名著。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汲取了拉伯雷和斯威夫特的手法，采用完全虚构的人物、背景和荒诞离奇而又引人入胜的情节，让他的哲学精神在神话或半神话氛围中自由驰骋，不仅酣畅淋漓地表现了社会世态，而且深刻地透视了永恒的人类问题。下面着重介绍几部主要作品。
１。《如此世界》（１７４６）
这是伏尔泰的第一部哲理小说。 它展示了一个善与恶难分难解地纠结在一起的复杂人世间。 掌管天下万国的神灵伊多里埃为了决定对疯狂与放荡的柏塞波里斯城究竟是惩罚还是干脆毁灭掉，派使者巴蒲克下凡调查。一到人间，印入巴蒲克眼帘的是一派恶浊：教士热衷于教派斗争，以至于屠杀、焚烧、战祸丛生；官场上标卖官职，连法院判决也按价出售；学者不研究智慧，专门趋炎附势，制造虚假的和欺善扬恶的舆论……他给这个恶行累累的城市定了灭顶之罪：“让这批蛀虫在大毁灭中送命。”
他也看到一些并不犯毁灭之罪的愚行。 例如一位祭司把男女信众召集拢来，“把无需分析的道理分作几部，把明白了当的事有条不紊地加以证明，把无人不知的东西教给大众”，他辛苦得满头大汗，结果是“用足了功夫叫二三百个市民受罪”。
在更多的观察后，巴蒲克在到处看见罪恶和愚行时又看到了被淹没在罪恶之中的许多慷慨豪爽、仁爱侠义的行为，在目睹出家人的贪婪、野心时也接触到一些圣洁心灵，在看到伪学者到处招摇时也看到了不与俗流为伍的真学者，知道了他“招待的是一批学究的渣滓”，懂得了“每个行业中间总是最没资格的人老着面皮出现，真正的贤者隐在一边”。
在看到愚蠢的同时也看到了高度的文明。 他熟知了这个城市的所有弱点和弊端，也了解到它的灿烂文化和精巧的社会机制。善恶相混、投鼠忌器。 于是他请城中最高明的铸匠用各种金属、泥，把最名贵的金属和最粗劣的石子混合起来铸了一尊小小的人像作为考察报告，对伊多里埃说：“你是否因为这美丽的神像不是纯金打的或钻石雕的，就把他毁掉？”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盛行的恶不是正当的，但靠外力消灭恶，结果是玉石俱焚。 这个世界怎样才能变得少些罪恶多些良善从而变得好一些，这是人类自己的问题。
２。《查第格》（１７４７）
中篇小说《查第格》同样注目于人类永远必须面对的善恶问题，但有了更多的暴露和嘲讽，有了更强烈的审判现实的意味。巴比伦青年查第格聪明漂亮、品行优良。 但他的一切优点全成了他的致祸之源。 他相信太阳自转，相信一年有十二个月而被大祭司视为心术不正，还被上纲到与国家为敌。 他因为观察力出众而被判缴罚金；因为智慧超群又具有雄辩的才华而冒犯了愚蠢，险些被当作妖人烧死；他见义勇为救了一位挨打的妇女结果自己就得当奴隶；他以理性反对活人殉葬，救了阿拉伯所有青年孤孀的生命，却被人告密：等待他的报答是要把他用文火烧死……。 末了，查第格终于悟出：“学问、品行、勇气，从头到尾只替我惹祸招殃”；他还痛苦地发现，“要是我和别人一样凶恶，也就跟他们一样快乐了。”
这一切使他不得不怀疑有什么残酷的命运在操纵一切，专门惩善扬恶。 经历了太多意想不到的苦难，查第格对人类生存状态万分悲哀：人的实际情况不过是一些虫蚁挤在一颗小泥丸上互相吞食。 他由此感到自己的生命和巴比伦的存在都是虚空。伏尔泰通过查第格的遭遇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个政治腐败、司法黑暗、人情险恶、思想禁锢，好人不得自由、不得安宁的社会环境；通过查第格的痛苦体验表达了处于专制压迫下的人的窒息感。 所有这一切都向人们尖锐地提出了怎样看待善恶之间关系的问题。 伏尔泰试图对这个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作出回答，在“隐士”一章提出善恶相生：厄运对人是一种磨练。 查第格最终以他的智慧和勇敢获得胜利，做了哲学王，以理性和仁爱治国。 在查第格身上，伏尔泰写出启蒙哲学家的命运，又以查第格最终胜利的结局寄托了启蒙哲学家的希望。 还通过查第格的宽厚品性表达了对人类弱点抱体谅态度的思想以及“罚一无辜不如赦一有罪”的先进的法律思想。 整部小说所触及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答案的探索都饱含智慧且对人类有长久价值。
３。《天真汉》（１７６７）
《天真汉》又名《自然之子》。它不同于伏尔泰的其他哲理小说。 它不是通过半神话式的故事或伪托古代的异国，而是把故事直接安排在１７世纪末路易十四的法国，又以一个从小在印第安部落长大的法国血统的青年作主人公。 这样，一方面随着情节展开对社会现实作尖锐而直率的批判，另一方面又通过青年主人公与法国社会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以及他与文明的接触，来解决“自然人”与“文明社会”的问题，以此与卢梭论战。一个法国人后裔童年时流落到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休伦人中间，成年后当了英国人俘虏，先到了英国，随后又到了法国。他成长在休伦人中间，养成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习惯，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