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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在这样一位王太子身上寄以推动启蒙事业的希望，是很自然的事。１７４０年，腓特烈继承了王位。 他广纳欧洲名流，以“开明君主”自居。９月，他与伏尔泰在比利时初次会晤时邀请哲学家到普鲁士作客。 因夏特莱夫人劝阻，伏尔泰没有接受邀请。 夏特莱夫人去世后，普王频繁地发出邀请。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尊敬您……爱您……。您到这个国家来就如同在您的祖国、在一个怀有崇高心意的朋友家里一样……您在这里还怕什么奴役、不幸和改变吗？”此时，伏尔泰在法国已很难立足，路易十五巴不得他离开。１７５０年，他怀抱借助“开明君主”之手推动启蒙事业实现社会变革的幻想但又充满疑虑地踏上了异国土地。 这种矛盾心情在他于１７５０年１０月１３日从波茨坦写给侄女德尼夫人的信中表露出来：“人们按照法律手续将我出让给普鲁士国王了。 我被‘嫁’出去了；这是一个幸福的结合吗？我现在一无所知。但我不禁要说：‘是的。’经过多年温情脉脉的交往，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我因此心情激动。 ……七八个月前当我同你在巴黎布置我的住宅时，谁曾料到我今天会逃出三百里，寄人篱下？而且寄住在一位君主家里。 他向我保证说，我不会因此懊悔的。 ……“
起初二人倒还相得甚欢。 国王奉伏尔泰为上宾，给他优厚的年俸，在宫中演出他的悲剧。 伏尔泰则给国王修改蹩足的法文诗，整理洋洋大观而又杂乱无章的哲学论文。然而，哲学家对国王的开明度估计过高，期望值过高，国王又心怀私意拿哲学家当点缀，利用哲学家在全欧的巨大声誉；加上两人个性都很强，反目是迟早的事。 蜜月很快就结束了。 伏尔泰发现，腓特烈同他的父亲一样穷兵黩武，把国家弄得像个军营，指靠这位国王为推动启蒙事业看来是太天真了。 伏尔泰认为普王欺骗了自己，二人貌合神离，彼此猜疑。 对伏尔泰日渐不满的普王匿名发表了《一位柏林科学院院士致一名巴黎科学院院士的公开信》，含沙射影攻击伏尔泰，称他为“无耻的撒谎者”；他还马基亚弗利主义十足地谈起伏尔泰：“我需要他最多还有一年，桔子挤干了，就把皮扔掉。”愤懑而失望的伏尔泰给德尼夫人的信充满了悲凉，他写道：“由于在这个世界上我手下没有１５万精锐部队①，我丝毫没有决战一场的意图。 我只想以诚实的方式溜之大吉……忘记这三年的痴梦。”
“我很清楚，人家已经‘榨过桔子’了；现在必须设法保住‘桔子皮’。
为了自警，我准备编一本适用于国王的小词典。“我的朋友”含义为“我的奴隶”。
“我亲爱的朋友”意思是“我不把你放在眼里”。
“我将使你幸福”应理解为“只要你对我还有用处，我就容忍你”。
“请你今晚同我共进晚餐”含义为“我今晚要捉弄你”。
他在这封写于１７５２年１２月１８日的信中痛苦地继续写道：“的确，事情真让人心寒……用最慷慨的许诺使一个人离开他的祖国，但又用最卑鄙的手腕虐待他！
真是居心叵测啊！
这就是那个向我大谈哲学、并且视我为哲学家的人的真面目！
而我曾经称他为‘北方的所罗门’！“
这封信中所写的是他经过痛苦体验得到的对普王的真实认识。 不久以后又发生一件事，导致了二人公开冲突。 伏尔泰对愚蠢、偏见、无知的痛恨、特别是对无知冒充有知的痛恨驱使他在柏林科学院内部一场科学争论中以难以仿效的讽刺笔调取笑了受普王偏袒的科学院院长，普王本人也成了笑料。 腓特烈下令在伏尔泰窗前烧毁抨击性文章，一如当年法国宫廷下令烧毁《哲学通信》。伏尔泰的幻想彻底破灭。１７５３年３月２６日，他交还了勋章和自己身为侍从长的钥匙，离开了普鲁士宫廷。 路上也不顺利，在法兰克福受到普王指派的警察侮辱性的搜查，又被侮辱性地拘留了一个月。 伏尔泰的理想在普鲁士王国一无所获，反倒是他自己在普鲁士三年又脱落了１４颗牙齿，使刚到柏林尚存的２０颗牙齿只剩下六颗；原先还算健全的双眼也有一只几乎失明，再加上焚书、搜查和拘禁，情况实在不比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在叙拉古被寄以实现理想国厚望的国王卖作奴隶好出多少。不过事后客观地看，普鲁士王既不像伏尔泰原先幻想的那么开明，但也不是如伏尔泰愤懑之时所认为的以及后世许多人所认为的，他对启蒙思想的爱好纯属猎奇甚至干脆就是利用启蒙词句来掩饰暴政。伏尔泰想借普王推进启蒙运动是失败了，但启蒙思想对普王的政事并不是毫无影响。 腓特烈对外连年征战，对内独揽朝政，加强专制，从上到下人人直接对他负责。 在这些方面，他与别的专制君主无异，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但在启蒙思想影响下，他大力提倡科学与文化，召回流亡在外的德国学者，在他设立的科学院中聘请了各国许多具有启蒙思想的学者任职；又进行了立法、司法改良，禁止在审讯中拷打；取消新闻检查，废除宗教歧视，在他掌权的３０年，他带给了欧洲几乎是完全的宗教自由。 这后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伏尔泰给这个时代灌输的对独断宗教的仇恨在他身上的影响。 他把所有宗教都看成史前恐惧和无知的遗留物，认为信教无异于陷入被一小撮聪明而无耻的家伙操纵的奴性状态。正是这种几乎完全属于伏尔泰的思想使他在宗教问题上持宽容态度。 事实上，他的政府也的确不干涉宗教事务而是只要求臣民忠顺，至于思想和行为的最后评判权则给了上帝。 所以当他说在普鲁士“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法寻求拯救”，这并不算夸张。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与伏尔泰反目五年之后又开始通信重修旧好，在伏尔泰暮年进行的一场最精彩的战斗——平反卡拉冤狱——中充当了一个绝非不重要的声援者。伏尔泰一生遭受国王迫害，却又三番五次与国王交谊，这也并不像许多人所指责的是出于物质虚荣，更不是出于追求，尽管他在物质上也颇为操心，在普鲁士期间还为此做过投机生意。 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流亡英国期间就确立起来的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和他在英国亲眼看到的满足于有限王权的王室，使他相信世界上能够有开明君主制王国，相信能够依靠国王来进行社会改革。 腓特烈就是被他选中来实现这个理想的。 不过他忽略了英国对王权的限制不是起始于王室自身意愿而是经历了好多世纪的斗争。 他寄希望于崇拜启蒙思想的腓特烈来实现包括有限君权在内的社会理想，实在是过高估计了思想的力量过低估计了君主自身实际利益的力量。伏尔泰思想中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因素使他在设法变理想为现实时，倾向于诉诸国王而不是诉诸民众。 这就是他对民众作用的疑虑和对暴民政治的警惕。这位１８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终身为文化、政治、宗教自由而奋斗，为出版自由、选举自由和议会自由而奋斗，但他不拥护民主，因为他不相信下层民众的自治能力。 他认为“无知的暴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会把一切都搞糟。 他相信没有财产的人不具有自由人的道德，他们将是暴政和宗教狂的支柱。 正是由于这种看法，他在读过卢梭的《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后，在书页边写下“流浪汉的哲学”的批注。 又在致卢梭的著名的信中发出断言：“最昭彰的罪愆都是由那些愚昧无知的人犯下的。”为此，他在理论上与卢梭成为对头，在实际行动上则向大国国王呼吁，不光向腓特烈呼吁，后来又向他心目中另一位开明君主叶卡捷林娜呼吁。１７６２年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是彼得大帝事业的继承人。 彼得打开了落后而庞大的俄国面向欧洲的窗口，她继而打开了一扇大门；彼得迫使欧洲承认独立且逐渐强大的俄罗斯的存在，她则确立了俄国作为欧洲一流强国的地位。 这位１７４４年嫁到俄国的德国公主少年时的家庭女教师是一位流亡德国的法国新教徒。 她从这位女教师那里接受了法国文化熏陶，了解了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和拉封丹的作品。１７４６年开始阅读伏尔泰的著作，从此自称伏尔泰的学生，以后又是百科全书的热心读者。１７６２年登基以后，她向年迈的伏尔泰致敬，又邀请百科全书派哲学家达朗贝尔赴俄指导她的儿子保罗大公的学习和继续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向狄德罗建议到彼得堡来继续印刷在法国遭禁的百科全书。 这些开明举措令当时已定居费尔奈的伏尔泰乐不可支，认为终于找到了一位真正可以实现他那包括宗教、政治、社会改革在内的自由主义理想的开明君主。 尽管女皇登基的方式极为可疑，老哲学家还是禁不住向这位他的“思想上的学生”和臆想中的理想工具表示：他非常关注女皇在政治舞台上的首次演出。还献上一首颂诗：
啊！上帝，还给我吧，你何必夺我视听，因为我也即刻同行！
啊！叶卡捷林娜！
您的睿智，使圣贤也惊诧感慨……
圣贤得识您后也甘拜下风！
女皇读着这位她心目中前无古人的伟大作家献给她的诗，受宠若惊，如痴如醉，立即回信：“因为急于拜读您的颂诗，我不得不暂时离开一群鸣冤叫屈者。 这一来，我延误了许多人的前途。对此，我毫无悔意……自从１７４６年我能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以来，您的著作是我最好的师友。在那以前，我读的只是小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您的著作，再不想看别人的了……但是，到哪里去找您的书呢？”
这封信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持续１５年的通讯联系，直至伏尔泰逝世。女皇做出的姿态使伏尔泰非常激动，以为他毕生追求的理想总算有实现的可能。 她成了他心目中“无与伦比的人”，“北方上空一颗最璀璨的星”，“他心目中理想的君主”。
他拼命地用一些夸张词句来恭维她的一些并不高明的决策。 实现理想的热切愿望甚至蒙蔽了他的高雅而挑剔的审美趣味，把女皇那些蹩足的诗和散文看成简直“后无来者的佳作”。据说，她也真心实意地想让自己配得上他的颂词。 她保护文学，鼓励发展科学、兴办学校、成立弃婴收容所，她还在这个信奉东正教的国家停止了宗教迫害，实行广泛的宗教宽容政策，接受天主教的耶稣会入境，允许穆斯林建清真寺。 然而这位持自由主义思想的女皇，在文化之外的实际决策却表明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专制君主。 她在宗教、文化上采取开明政策，但绝对无意放弃自己的权力而甘心像英国王室那样只具有象征性。 她奇妙地在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用严厉手段治国。 这种奇特结合最明显不过地体现在她于１７６６年提交杜马的《法典起草指导书》。
叶卡捷林娜称她执笔时仿佛得到两盏明灯指引：伏尔泰和孟德斯鸠。 她给达朗贝尔的信中写道：“为了敝国的利益，我不指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