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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自恶欲来
●民贫必生奸邪
改革之初，我国的个体、集体经济还只能以替补队员的地位活跃在城乡。经济体制转轨后，个体经济终于摆脱了夹缝之苦，扯去欲说还休的盖头，昂首阔步，走向中国经济的前台，大有与国有经济分庭抗礼之势。个体不再是一个羞涩的名字。纷纷扬扬的下海潮正是冲着“个体”而来，于是乎，一时间，中国的经济成份出现了诸侯争雄的局面。国有也罢，个体也罢，“合资”也罢，在市场经济的法则下，同样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至今，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个体经济的蓬勃发展现象百思不解。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夹板中，个体经济都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不断扩展自己的地盘，堪称一奇。其实，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对中国个体经济的发展历史并不会感到奇怪。个体经济方便了居民的生活，补充了国有经济的不足，这一功绩已是有目可睹，因此受到国人的欢迎和中国政治的确认。这首先是有其生存的必需土壤。个体经济的生存战略不能不是其以弱胜强的胜利之本。人们用一句话概括了这生存战略：没有不敢赚的钱。
赚钱是个体经营者的首要动机。至于社会责任、道德责任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的东西，都不在他们首先考虑之列。“坑完老张坑老李”一语，生动地刻划了绝大部分个体经营者的经营策略。道德不是经济因素，自然不在赚钱之列。在国人心态仍处于心理不平衡状态时，对漠视道德的人及行为都会表示出不屑一顾或鄙视。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社会伦理道德轻经济商业的教育体制，使国人精神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难以言状的畸型，这就是伦理道德的超前。常常，国人在一提及干“个体”，就噤若寒蝉，不但有失面子，也没有身份。在择业上流行一句口头禅：“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们去干个体户。”个体户成为择业路上的梁山泊。只有被逼无奈，才有人想起走上这条险途。由此，个体户在国人中被人为地贩低一等就是必然的结果。国人在经历计划经济的锤炼后，共同走向市场经济的海洋时和终于悟出了道德和金钱的关系时，也开始了对个体户的新理解，有的还勇敢入行。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虽已历时两年，可真要完成转轨这一历史的命题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个体经济以其微弱的技术、资金，企图在市场中与国有经济这一庞然大物争雄天下。尽管不可能。但“鱼有鱼路，虾有虾道。”个体经济明知无力抗衡，只得改用“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自我生存，自我发展战略。
个体经济的技术落后，资金不足，生产规模必然弱小，产品必然不尽人意。纵观国内情况，个体产品虽也冒出了不少占领国内或国际市场的拳头产品，但是“伪劣残次”的恶名太难驱散。每次打假，个体经济首当其冲。尤其是处于那些穷困山区的个体经济，一无技术，二无资金。靠徒手起家，所谓的生存发展也多靠“坑蒙拐骗”。于是，个体经济的圈子里千奇百怪，无所不有，无所不做。假酒、假药、假枪，贩毒等等不法活动早已为世人所知。可是假钱的个体户，世人还有所不知。
金钱的瘟疫蔓延中国大陆后，一本万利的买卖勾起了不法分子贪婪的欲望。特别是那些在解放前或解放初曾有过“一技之长”的造假老手，又一次看到赚钱的机会，于是不由自主地重操旧业，有了这些“老骨干”的加入，中国的造假行列愈发壮大，呈现出老中青配套的年龄结构。
广西、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一些山村，在国民党时期就有“假钱村”的恶名。那时，战乱频繁，匪患四起。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山村，成了造假钱的最安全的基地。这些山村的造假历史已无法考证，但据罪犯的交代，早在明朝时，那里就有人操此营生。以此，代代相传，造假钱的技术积淀到了那块贫瘠的土壤里。有的村子造假术妇幼皆知，贩假时父子齐上阵，家家有作坊。国民党统治时期，造假金元券、假美金，广散天下，大发不义之财。解放初期，趁那些山沟里政权不稳定时，有些村民仍未停止造恶。伪造第一套人民币，运进深山老林里，欺骗那些无知的村民，与国民党特务遥相呼应，为虎作伥。后来，政府采取了强硬手段，镇压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造伪分子，强化了基层政权的建设。从此后，造伪活动销声匿迹。
我国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基层政权瘫痪的危险。“放羊”后的村民象一盘散沙各显其能，各展绝招。地方政府的这一重大失误给那些造伪分子“旧病复发”创造了极好的机遇。山外金钱“瘟疫”的传入，更是山民们的心骚乱不安。伴随着“南下的民工潮”，造伪老手们也在破棉破絮中裹上那套深藏了几十年的工具，踏上了“致富”的路。几年下来，在那“麻雀寻食不下坡”的山沟旮旯里也崛起了一二幢小洋楼。也出现了桃李遍天下的师傅，也有了南来北往求“艺”的学徒。山沟自此有了从未有过的热闹和繁荣。在这群造伪者中冒出了一批“声名远播”的高手，如罩文溪、许运昌、范金元等民间造币“好手”。在这些被人恭敬的背后累积着一连串万恶不赦的罪案。在这些洋楼的墙壁里砌入了无数被伪钞坑害的良民的痛苦和哀怜。在这些热闹的气氛里隐藏着射向中国经济的暗器。
◎“民间造币专家”
●身手不凡者的代代归宿
覃文溪已是第三次来贵州授“艺”。
在贵州的山村里有多少他的学徒，他难以记清楚，广西北流县穷山沟村里，是他罩广溪第一家盖起了令四邻羡慕的两层小瓦房。盖房的钱都是靠他的手艺活赚来的——收授学徒的拜师钱。在贵州的榕江、黎平、从江三县的结合部周围几公里，覃文溪已赢得了“民间造币专家”的尊号。
覃文溪，58岁，以田耕为生。覃的父亲和祖父都曾是北流一带的造币高手。解放前，覃家生活殷实，在当地号称为大户，其家庭的生活主要依靠那世代单传的造假币绝活。在覃家当时有一条严格“家规”，造伪技术传子不传女。覃家三代都是单传，所以这手绝活能得以完整地流传下来。在战乱纷纷的年代，西南各地的假币贩子公认罩家的货色为“名牌”，自然覃家的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覃广溪从小就耳濡目染，对造假币心有灵犀一点通。刚解放时，正是少年的罩文溪就已与父辈一起倒腾起假币来。不久，其父作为首要分子和一批造假币分子被人民政府以扰乱金融秩序罪就地处决。覃文溪因年幼而免于刑事惩处。从此，北流的造假活动销声匿迹。
人民公社化以后，覃文溪因不会庄稼活，被村委会安排其在附近的一个小集镇上去开了一个刻印社，可为村里赚些收入，也可发挥其雕刻的专长。也别说，覃文溪的雕刻技术在当地一直还无人敢与他比高低。于是，覃文溪安稳了几十年。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覃文溪也分得了几分水田和几亩旱地。五谷不分的覃文溪也只得把分得的土地租借给别的村民去耕种，自己仍旧在集镇上刻他的印章。虽活儿不多，也可以此养家糊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小镇上的人也开始活络起来。街头于是有了私营企业，有了家庭作坊。也于是出现了暴发户，出现了“款爷”。也时不时的有南风的吹入，有成群结队的青年南下去闯世界。已是暮年的覃文溪望着外面花花绿绿的世界，也动起了捞钱的念头。
有一天，一位“大款”来到罩文溪的刻印社，要求马上刻印一枚公章，声称：“公司马上要与一家外商签定一份合同，需要办理一项手续，急需刻印一枚公章。”说完，来人从包里掏出一把钞票放进了覃文溪的衣袋里。也是钱迷心窍，连应由当地公安机关出示的证明材料也被罩文溪忘记看了，就迅速为来人刻起公章来。很快，一枚标准的公章就交到了来人手中。晚上，覃文溪回家后从袋中掏出那把钞票数了起来，不多不少，足足两千元，相当于罩文溪一年的劳动所得。
覃文溪第一次尝到来钱容易的幸福感后，虽有几次感到后怕，可后来还是继续帮别人刻了几枚那样的公章。得手的钱自然是正常一枚公章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不义之财终于勾起他贪婪的心。以后干脆来者不拒，胆子越来越大，生意越来越多，金钱越聚越厚。家中不仅比左邻右舍早几年实现了电器化，银行里还有一笔不小的存款，准备回乡下去盖楼房积蓄的。也是覃文溪多行不义的报应，那家公司原本是一家皮包公司，靠“空手道”骗钱。一次，居然真与一家外商搭上了句，正准备下手坑老外一把的时候，被人识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顺藤摸出了伪造公章的主凶。覃文溪由此被判刑2年，非法所得全部没收国库。覃文溪进监狱后，老婆带着他们唯一男孩离开了他。
覃文溪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两年后，覃文溪又回到了北流。
刻印社的执照被没收了，覃文溪只得回到乡下去种地。
第一年，覃文溪到年关结算时，不但没有还清国家和地方的各种税款，还欠下乡亲们一大笔债。
这年的春节，乡亲们见覃文溪家门外挂着一把大铁锁，以为他去走亲戚了，谁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上。直到开春时，乡亲们看见覃家的铁锁还挂在外面，才想起他可能外出打工了。这一年，外出打工的北流人特别地多。
“覃文溪选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悄悄地离开了村庄。他的随身物品除了一床旧棉被外，还有一套雕刻工具。
覃文溪离开村庄后，想起了在监狱时的狱友王军。两个人往狱中同住一个号子，而且睡的是上下床，又是问一天出狱。王军是贵州榕江人，比覃小10岁，仍是光棍一条。
出狱那天，王军问覃文溪有何打算。覃只回了他一句话：“回去见了老婆和孩子再说。”王军无话，留下了他的住址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见面。
覃文溪回到家中才知道人去房空，自己已是光棍一条。当时，覃还有一老母亲在世，需人在身边照顾，覃克制住自己的那颗早就想外溜的野心，留在老母身边。不料春节前，覃的老母一病不起，不久一命归天。还是在左邻右舍的资助下，才草草把老母安葬。
就在春节前的一天，覃在村庄里消失了。
覃文溪来到贵州榕江，很容易就找到了王军。
一年多不见，王军发大了。家中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盖起了一幢小洋楼。家中电器基本齐全。
当晚，王军安排在当地一家最豪华酒家为这位狱中“患难知己”接风洗尘。
酒过三巡，王军问起覃文溪来贵州的事。覃已象落水之狗一样，见到眼前这位一心来投靠的狱友变得如此阔绰，仿佛见到救星一般，就把自己回家的境遇和盘托出。之后，覃顺水推舟，直言明说：“大哥此次出来就是一心要来投奔小弟寻碗饭吃。不知小弟是否嫌弃。”酒席之中，王军并没有把自己的生意内容告诉给覃。以前，王军曾有几次还专门去广西寻找过覃。都因不知覃文溪的具体地址而作罢。王军进大牢就是因为倒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