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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们来说，更容易忍受，也更具人性。当拆掉脚手架，去掉遮盖物，对于这些已经深陷绝望的人，就像美的狂潮席卷而来，无遮无拦，可以把它们的威力发挥到极致……他们每个人都受到了美的致命一击。
警官：那个在“天堂巷子”里找到的人是中毒身亡的。
霍夫曼博士：是的，是这个城市给他下的毒。
警官：因此，按照您的看法，威尼斯是一个连环杀手。
霍夫曼博士：请允许我引用一句老话——滴水穿石。我认为，是威尼斯的美杀死了他们，我的观点在媒体上也产生了某种反响。实际上，这个广为流传的观点出现在一份非常细致详尽的科学报告中。
警官：去年春天，在匹兹堡世界心理学研讨会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篇科学报告给你带来了声誉。
霍夫曼博士：实际上，在各国心理学家中间，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定反响。
警官：它成为当时最有创意的心理治疗案例之一。而您呢——请允许我说出来——经过很多年默默无闻的职业生涯，忽然名满天下。
霍夫曼博士：其实事情并非如此，我们学者和警察局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并不需要拉关系，才能通过选拔并获得提升。
警官：不是这样？
霍夫曼博士：作为学者和医生，我的观点是建立在一种很细致的专业研究之上的。我不知道，您是采用什么样的标尺来评估……
警官：是的，是的。我谈论的不是您作为心理医生的事业，在学心理学之前，您尝试的是另外一条路。引起我怀疑的是：在报告中，您对于建筑技术的详细描述，还有那些关于建筑的比喻。您是一位没有取得成功的建筑师，霍夫曼博士。
霍夫曼博士：您怎么能这么说！
警官：我是利用空闲时间，进行研究之后发现的——在我拉关系的间隙，我发现了这个细节。我找到了您以前的几篇文章，在文章里，您说：任何修复都是荒谬的，您建议把那些古代建筑全部拆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霍夫曼博士：我不明白，这些文章和案子有什么关系。
警官：谁知道呢。我记得，关于圣马可钟楼您写的文章。在二十世纪初，那座钟楼塌了，然后，威尼斯人按照“一模一样，原地重建”的原则，又修建了一座。您说：“想着建一座和原来一模一样的钟楼，这真是疯狂！真应该把它连根拔出。”我说得没错吧，博士？
霍夫曼博士：您说的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警官：还有关于凤凰剧院的火灾，您的狂热声明：“在那些虚伪、痛心疾首的人当中，我是唯一一个表示高兴的人，但我绝不害怕表达自己的观点。现在，终于有一座重要建筑需要重建，我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古建筑的致命狂热，让人们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剧院。我们不能再做那些死者的奴隶了，受制于我们祖先的腐烂的美学。他们当时是肆无忌惮的！难道他们尊重哥特风格，或者新古典主义吗？假如在十七世纪，当时的艺术家重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那我们还会有巴洛克艺术吗？凤凰剧院被烧毁了，这为未来主义乌托邦打开了一线希望。”
霍夫曼博士：这些都是记者们的夸大其词，永远都不要相信他们在报道里引用的话。无论如何，我已经不再是建筑师了。
警官：因为威尼斯的缘故，您一直没有成为建筑师。您痛恨这座城市，您永远都不会原谅这个城市的建筑、运河、街道、广场、教堂和廊柱。七岁时，您被父母从柏林带到这里，您在这个充满古迹、教堂和著名建筑的地方长大。这座城市已经没有地方修建任何新东西了，只能修复、维修，按照旧的建筑，重新修建一座新的。人们崇拜古代，欣赏断壁残垣。在这座城市，您要放弃表现那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东西，但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您可以留下自己的痕迹，可以留下表现自己风格的建筑。
霍夫曼博士：您意识到了吗？对一位建筑师来说，您正在描述的事情是无法忍受的！
警官：这种处境可以引发疯狂，或者让他们把愤怒发泄到别人身上。因为命运的捉弄，正好这些年，您出生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工地。当您意识到，在这期间柏林变成了一个建筑师的天堂……整个城区都被挖开，拆掉重建！
霍夫曼博士：柏林的波茨坦广场已经被重新规划了，从头到脚焕然一新……
警官：您没办法忍受这件事情。您杀害了三个人，其实他们一点儿也不害怕威尼斯的美。您把他们描述成自我毁灭者，因城市建筑的美而发狂。您牺牲了那三个人，您甚至建立了一种新的心理学治疗理论，并借此成名。您成了房地产商的偶像，您为最糟糕的房屋投机者提供了理由和话题。尤其是，您报复了威尼斯，您控诉她是一名无情的连环杀手，杀死了她的居民。现在，您可以打电话给您的律师，霍夫曼博士。
防美辐射指南
那些正在修复的建筑四周会搭建起脚手架，会用一种银灰色或者深绿色的合成布料，把钢管都包裹起来。这些脚手架材料取代了之前的竹竿，还有透明塑料膜。对于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修复工作，修复的人员会用小木板制作一张临时的、和建筑正面一样的“假面”，说是临时，但实际上有时候会用上好几年。这些建筑的“假面”都是四方形的，有时是小房子的形状，也有玻璃窗子，会让人联想到阿尔多·罗西的建筑风格，比如说“世界剧场”——这个剧院用木头建成，可以漂浮在水上，1979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这个作品被固定在海关大楼的角上。
在威尼斯，教堂和古建筑的正面被“假面”覆盖，一般是采用合成材料，或者木料，这些设施保护了本地居民的眼睛。当游客看到建筑的正面时，就像遭到迎面一击，走一步台阶也会觉得举步维艰，因此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作为威尼斯居民，具有杀伤力的美景会一刻不停地伤害着他们。在这个美的王国里，每天在美的毒害里，他们不能指望毫发未伤地出去。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司汤达综合征”这个术语可能不合适，威尼斯人每天都要面对那些巷子、大广场、小广场、大运河、小运河，这和游客偶然产生的、美的消化不良症是截然不同的。那些外地人居住的城市，通常都是由雾霾、大教堂、破房子、奇形怪状的楼房、路灯和钟楼很不和谐地拼凑在一起，但是威尼斯人却生长在这种美非常密集的地方，他们没有自我防卫的工具，游客却是有备而来的。从来都没有看到一个威尼斯人，在金屋或者叹息桥面前被美镇住时，会拿出一台照相机，这些地方他们可能每天要经过两三次。我们要意识到：在威尼斯，游客拍摄的不仅仅是威尼斯著名的建筑，整个城市的角角落落都熟悉照相机的咔嚓声和录像机的嗡嗡声。这就意味着：几乎每条小运河、小胡同、运河边上的人行道、小广场和石桥，都在迸发和涌出美。
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到底有多少美不胜收的地方？二十五处、七十七处，或者一百十一处？在威尼斯，这种统计是不可能的：就像1986年“切尔诺贝利”计算器，威尼斯的“美景”计算器会很快崩溃，因为已经超出了计算的上限。在整个老城区，美不胜收的地方极多，美辐射极强：我们对于达到峰值并不感兴趣，但平均值一定不会低于“风景如画”——从画家们在威尼斯的取景就可以看出来。十九世纪写实主义画家笔下的威尼斯，画家描摹的并不是圣马可广场上的宏大场面，而是破败的小运河，描摹过威尼斯不知名小运河的画家有：鲁本斯、米莱希·法夫雷托（Milesi Favretto）、皮耶特罗·弗拉贾科莫（Pietro Fragiacomo）和恰尔迪（Ciardi）。
威尼斯的美辐射无所不在，会让你无处可逃。游客可以中和这种辐射：他们会很灵活地把美装入他们的照相机，或者录像机里。当游客身体里的“美感应器”亮起来（通常采用的普通模式）时，他们马上就会用镜头挡住自己，躲过城市的美辐射，躲过一种致命的美感染。
那些可怜的威尼斯人呢？大家都知道，十八世纪中后期，威尼斯共和国已经表现出种种没落的迹象。历史学家、市志编写者只是满足于列举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他们从来不把自己枯瘦的手指放在共和国分崩离析之前出版的图书目录上，他们没有把威尼斯的没落归因于一个哲学新流派的产生。十八世纪五十年代，鲍姆加登的《美学》的发表标志着西方人的身体里安装了一个新型的感觉接收器，每一个新功能的产生都预示着一个旧功能的废弃。假如每个器官都会出现它特有的疾病，那么，鲍姆加登的革命性发现——刚刚产生的美学器官上，无法避免会产生一系列皮疹、病变、衰老和肿瘤。
威尼斯人几十年来，从早到晚都暴露在这种美学辐射里，他们冒着什么样的风险呢？他们的病症是什么？他们受辐射器官后，透视片子是什么样的？
游客没必要在威尼斯市中心寻访所有挤在一起的美丽建筑。两个世纪以来：在最后遗留的、可以修建房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些新建筑，可以产生缓冲作用。威尼斯人的老死和流失是无法避免的，现在本地人口有七万多。威尼斯人一直以来被称为“最无忧的人”，他们不仅仅是无忧的，还要考虑到这一点：那个“最”字打破了快乐无忧的概念，快乐已经溢满、泛滥出来了，已经超出了人的神经所能承受的上限，毁坏了平静、安详的智慧。过于强化的快乐像一种病态的寂静主义，最无忧的人就好像说的是一种生理上、血液里的狂喜，一种持续性的惊异状态，长期处于幻觉，是一种“美辐射”中毒后的症状。
因此，那些脚手架，还有遮盖物是好东西，可以让古建筑正面的美辐射间歇一段时间。凡塔斯提契（Fantastici）是十九世纪锡耶纳的一名建筑师，他在《建筑词汇表》一书中非常明智地写道：“眼睛在看物体时，需要慢慢看，中间需要间歇一下，或者有个过渡期，让眼睛可以休息一下。”按照凡塔斯提契的观点，不久前，威尼斯人的眼睛也得到了“休息”，因为修复，金屋被包起来好几年！被大运河上的这座美丽建筑折磨的那些眼睛，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人们的目光可以停留在“假面”上，可以用目光划过刨得很平的木板，享受一下“间歇”。在修复赤脚修士教堂的那段时间，有好几个月，教堂正面都被一种浅灰色的塑料纸覆盖，那真是给眼睛放了一个长假！在刮风的天气里，塑料纸被风刮着，上下起伏：就像一个竖起来的游泳池，或者水塘。
糟糕的是，有些建筑的美辐射是挡不住的，上帝也无能为力。有一位保加利亚艺术家，他一生都致力于把曼·雷的作品——《伊斯多尔·杜卡萨之谜》，在规模比较大的物体上实施，他可以把一座庞大的建筑包裹起来。不了解真相的人会觉得很高兴，因为修复团队的负责人会在脚手架的塑料布上，印上卡福斯卡里和圣马可钟楼的图案，这样一来，在修复期间，游客在外面至少能看个大概。他们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那些建筑会透过包裹着它们的塑料纸渗透、泄露出来！
最严重的事情发生在圣马可广场，有好几年，公爵府被一面漂亮的屏风挡着，在这面遮盖物上，不仅仅大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