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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与专的关系上反映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在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有些同志提出，现在在军队院校的科学研究机关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人认为只有工农出身的，我们自己培养的才能算革命知识分子。罗荣桓明确回答，应该一律称为革命知识分子。他说：“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他已经跟着党走了，已经参了军搞尖端，有什么理由还要讲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
对“四个第一”中所谓“抓活思想”的问题，罗荣桓也有另一种解释。他说：现在，在有些院校就事论事抓表面现象，甚至抓鸡毛蒜皮，好象抓活思想就排斥了基本理论学习，这也是不对的。抓活思想并不排斥书本知识，尤其是院校，是要多读书的。有的院校提出，强调读书恐怕要回到老路上去。我看，教员就是应该多读点书。
当时，林彪还提出了个“抓两头”，但实际上却只强调上头，叫做上头开方，下头吃药；上头发令，下头就“闻风而动”。对此，罗荣桓很不赞成。他说：“关于抓两头，现在有的只抓一头，抓高头。高头是要抓的……问题是怎么结合。抓高头的东西要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对高头的东西提出补充……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如果只抓上头的，那就是硬搬硬套，消化不了，就要害肠胃病。”他认为，对“闻风而动”也应当很好作解释。他说：“闻风而动不是要你去乱动，而应当是对上面的决定全面领会，结合具体情况，采取有力措施去贯彻。”
林彪强调上面开方，忽视下面的实际，只抓共性的东西，必然导致政治工作一般化、大呼隆的现象，罗荣桓对此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在院校和科研单位不能把部队的一套工作方法统统搬去。他说“你把老教授也拉去开革命军人委员会，那方法是不适当的。”“现在科研部门政治干部的工作方法要来个改变，要适应这种工作对象，适应整个院校教学工作的需要。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那些尖端部门的技术问题，就是要尊重专家，向专家学习。”
罗荣桓还认为，即使在连队，也不能运用一般化的工作方法。他指出：几年来，学生入伍的比重越来越大，在连队管理方面却出现了新问题，这就是缺乏管这些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兵的经验。他说：据说有个别连队把人家新兵带的书、提琴都收了。他们想，到部队象进学校一样，所以带来许多学习的东西，一来你就把它收了，那怎么行呐？他说，对这些有文化的战士，“不仅是不能封锁，还要开放，要适应他们的要求。比如读书就应该满足，当然要有选择，不要统统去看爱情小说。”
对于这些有文化的学生兵，罗荣桓寄予殷切的希望。他满怀热情地预见道：“他们经过士兵生活的锻炼，又有文化，恐怕我们大部分连排干部和高等军事技术学校的学生要从这些人中培养出来。这是很好的现象，不要怕麻烦。”
由于分歧日益扩大，林彪对罗荣桓越来越不满了。他终于恶狠狠地说：“什么林（彪）罗（荣桓），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到了一九六三年，新华社要发表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名单。罗瑞卿和肖华都主张公布罗荣桓的任命，林彪仍然不同意。罗荣桓知道后，感慨地说：“看来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还是不合法的。”
对于林彪的欺侮，罗荣桓为了党的团结，可以忍耐，可以委曲求全。但是同林彪的原则分歧，却是不能调和的。这正是林彪三番两次打击罗荣桓，直到罗荣桓逝世后仍不放过他的原因。
第三十章 人类庄严一典型
－－－－－－同疾病作斗争
“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这是罗荣桓经常说的一句话。多年来，他在担负繁重的工作的同时，一直在同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有的医生劝他注意养生之道，他回答说：“注意养生当然很重要，不过对于革命者来说，养生不是人生的目的，所以不能用清静无为的办法来解决养生问题，应该把养生当作保证工作效能的一个条件。争取长寿，是为了在革命事业上给后代做出更多的成果。”一九六一年，医生曾根据他的病情建议他最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离开工作，完全休息。他听了这个建议，好几天心情不愉快。他说：“我这个病既然是长期的，就应该长期对待。长时期一点事情不做，怎么过得下去呢？到哪一天为止呢？其实多少做些工作，精神反而好些，身体也会好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罗荣桓的身体状况，决定他每天接见干部不超过两批，每批不超过一小时。
因此，他虽然重病在身，仍然要找人谈话，批阅文件，读书看报。医生劝他多搞点娱乐活动，听听音乐、打打扑克，可是他对这些都不那么感兴趣，总是摇摇头谢绝了。有时医生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反复动员他。他便带着几分歉意地笑一笑说：“我是个不会休息的人，在娱乐方面没什么爱好，这是一个缺点。青年人可不要学我。”接着他又说：“娱乐是必要的，可是你们也要注意适可而止。乐而忘返乃至玩物丧志就不好了。”
在战争年代，有时战友们打扑克，三缺一的时候，他推脱不掉，也只好过去摸两把。但是他的注意力怎么也集中不到牌上来，加上眼睛不好，有人就当他的面在牌上做手脚，而他往往是浑然不觉，发觉了也是一笑置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除了偶尔同孩子们玩两把“憋七”外，基本上就不打扑克了。
对于罗荣桓的健康，同他住地相邻的贺龙十分关心。贺龙去看望他时，常对他热情地宣传钓鱼对身心健康的好处。罗荣桓一开始不想去，贺龙又邀来聂荣臻一道劝驾。盛情难却，罗荣桓便去了。贺龙一路上向他讲解钓鱼的ABC，到了龙潭湖后，又帮他撒鱼饵做窝子、往鱼钩上装饵……罗荣桓下竿不久，就有一条大鱼上钩了，咬着鱼钩拼命往深水里钻。罗荣桓没有思想准备，被猛地拉了一个趔趄。贺龙见状，忙放下自己的钓竿，一边说着“老罗，莫慌，我来我来”，一边便以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的敏捷跑过来，接过罗荣桓的钓竿，一面放线一面说：“这叫放长线，钓大鱼。”罗荣桓站在岸上，兴致勃勃地看着贺龙放线收线，反复多次，经过二三十分钟，才把鱼钓上来。一称，有十七斤。罗荣桓为钓上这么大的鱼而感到兴奋和新奇，可又怕龙潭湖公园吃了亏。当他了解到每季度交几十块钱钓鱼费，鱼钓多了就交给公园时，才解除了这个顾虑。从那以后，罗荣桓开始对钓鱼发生兴趣了。但是他钓鱼时，有时思考问题，常常是鱼咬钩了都忘了提竿。贺龙便诙谐地对他说：“老罗，姜太公钓鱼是愿者上钩。可是你呀，鱼咬钩了也不提竿。”罗荣桓听了也不禁哑然失笑。比较起来，他最喜欢的仍然是工作。有一次，他为疾病所苦，几乎是坐卧不宁。服药之后，比较好些，但仍然很不舒服，林月琴给他打开收音机，拿来画报，都解除不了他的苦恼。忽然，外面有通信员送文件来了，他立刻喜形于色，高兴地说：“对喽，快拿文件来看吧！”文件到手，他马上忘记了病痛，沉浸在工作的愉快之中。
罗荣桓认为，同疾病作斗争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多年来，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坚持黎明即起，在清晨新鲜的空气中散步一小时。开始有的医生担心他活动量太大，他就在每次散步之后量量血压脉搏，用事实证明适当的活动对身体并没有坏处，来说服医生。遇上雨雪天气不能到外面去，他也要在室内做一做自己编的一套体操。管理部门知道他有每天散步的习惯，准备将他住地院内的一排平房改造一下，搞一条走廊。但是他坚决不同意。只是在他病重住院后，管理部门才乘机将走廊修好。然而，这条走廊却一次也没有响起过他的足音。
做为一个住医院的病人，罗荣桓是最自觉、最守纪律的。他尊重医护人员，积极配合治疗，而且处处为医护人员着想。经常为他看病的保健医生大都是一些刚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青年人。罗荣桓总是鼓励他们大胆工作，从来不提出请专家教授专门来给他看病，也不要求用什么特殊的药物。他经常心绞痛，可是一用硝酸甘油就又引起头痛。医生遇到这种情况，用药有思想顾虑。他说：“没关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嘛！”医生、护士为他做点事，他总是很不安地说：“我病了，使你们得不到休息，真对不起。”一九六二年，罗荣桓病情越来越重。但他仍然尽量注意不麻烦医护人员。他很少按床头的电铃呼叫医护人员。一到晚间，他就叫医护人员去休息。一些本应由医护人员做的事，比如搀扶去盥洗室等等，都是由林月琴做。在同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中，他同医护人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精神好一些的时候，常常和医生、护士谈心，讲自己青年时代怎样由相信读书救国转变到信仰共产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鼓励大家保持革命精神，努力学习，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还对护士们说：“在医疗战线上，护士是在第一线。这项工作需要细致、耐心、热心，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责任心，真是不行啊！我看，如果把这项工作做到了家，也确实是了不起的专家。你们既是战士又是专家。”医护人员都非常敬重这一位坦诚待人的长者。
－－－－－－弥留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罗荣桓因病情严重再次住进北京医院。这次不只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肾功能也不行了。他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着最后的斗争。
肾功能衰竭引起尿毒症，非蛋白氮指数高达110 、120 （一般超过100 人就要昏迷）。当时医院没有人工肾的设备，只能采取腹膜透析的办法，就是向腹内注射一千毫升生理盐水，停半小时再抽出来。盐水注进去，肚子胀得象鼓一样，看的人都觉得受不了，他却一声不吭，默默地忍受着。由于尿中毒，浑身奇痒，有时把皮肤挠破了也止不住。为了止痒只好做热敷，常常烫出泡来，他也一句话不讲，更不责怪别人。
最痛苦的是尿毒刺激肠胃，不能吃饭，吃了就吐。医生想尽一切办法，也不能制止呕吐。人不吃饭怎么行呢？他以坚强的意志，把饭一口一口吞下去，一面吃一面和旁边的人谈话，以分散精神，减少痛苦。吃下去又吐出来，吐完了再继续吃。一顿饭有时要吃四五次。每当勉强吃下一点东西没有再吐的时候，他就带着胜利的笑容说：“又打了一个胜仗。看起来，对于病也得要抗，不抗是不行的。”
随着病情的发展，他已经很难起床了，但是他还是一次一次地挣扎着要坐起来，反复地说：“让我坐起来，站起来，能站起来就胜利了。”那时医院里设备还很不齐全，为了能使他下床活动，林月琴把家里的一把旧靠椅装上四个轮子，搬到医院里让他坐，推着他在走廊里转一转。走廊里静悄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