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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得？天津的情况那样复杂，你带他到处跑，出了问题你负得了责任？”
天津街上，有很多留守单位的骡马大车，是供给部、卫生部和其他部队从东北带来的。牲口满街拉粪，市民很有意见。罗荣桓了解到这一情况，找有关负责人说：“大车为什么要进城？搞得满街是粪！不要说老百姓嫌脏，这也显得我们解放军不文明嘛！”他要求把各单位的大车骡马，一律放到城外去。
随军南下的东北骡马大车十几万辆，好多牲口到南方后，拉稀的拉稀，死亡的死亡，罗荣桓吩咐发电报给四野后勤部长周纯全进行调查，原来是因为吃谷草的东北牲口，到了南方吃不惯稻草；牲口在外露宿，风吹雨淋，水土不服。罗荣桓让在天津的后勤部政委陈沂发电报给林彪，建议将十几万辆大车全部送回东北。他对陈沂说：
“十几万辆大车就有几十万匹牲口，这些牲口回东北，对东北的农业生产有很大帮助。东北人民支援战争贡献很大，历史上要大书特书。牲口到南方不适应，应该全部回去。”
一次，何长工去看罗荣桓，罗荣桓说：“部队南下，仗还是有得打的。要警惕那个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部队。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蛮顽强，又善于爬山。从湖北的武胜关到湖南的武陵山脉，恐怕就要同这些两广部队作战。部队要有思想准备，尤其是指挥员，更要心中有底，要准备付出一定伤亡的代价。”
这个时候，四野许多部队的留守处驻在天津。留守人员中，大部分是团以上干部的家属，因为孩子拖累，无法随军南下。照顾好这些干部家属，就可以减少在前方打仗的干部的牵挂。素来以关心爱护干部著称的罗荣桓，从来都是把这类干部生活问题放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加以考虑的。他把后勤部第二部长李聚奎找来，说：“大部队已经南下了，后方这一摊子交给你，担子是不轻的。有的人把管理家属小孩看成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非常错误的，这可不是小事，一定要把它做好。那些女同志和娃娃们，连着前方干部的心，如果出了岔子就没法向前方交代。干部在前方打仗，他们的老婆孩子留在后方，就靠组织照顾了。你要向各留守处的领导讲，必须把她们照管好，吃饭、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要一件件落实。这是义不容辞的，也是对战斗胜利的一份贡献嘛！”他不仅这样要求部队，而且对一些干部的家庭生活问题，亲自去处理。当二月间罗荣桓还在北平的时候，一次，他在北京饭店遇到来开会的第四十军十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得知他的妻子在北京就要临产，便立刻派罗生特大夫为她作检查，关照赶快送她进医院，又安慰刘振华和他的妻子，叫他们不必紧张。他说：“不要怕，孩子总归要生下来的，又增加了革命后代，是值得庆贺的事嘛！”后来果然母子平安，夫妻二人非常感谢罗政委的亲切关怀。
第二十四章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
－－－－－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组建总干部部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及华中军区，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他因病未随军南下，回到北京继续休养，住在颐和园中的清华轩。八月间，中央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将由他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向中央反映，自己身体不好，恐不能胜任。但他推辞不得，便决定留在北京。随后他举家从颐和园迁至南池子一八号。这个院子虽然东面临街，但当时汽车很少，环境还算安静。罗荣桓全家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五四年秋天。
九月二十日，罗荣桓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接着，他在参加了开国大典后，便忙于抓检察署的机构建设，从部队调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全国和各省市的检察机关。
由于罗荣桓从红军建军起，便从事政治工作，亲自参加了创建解放军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党内和军内有崇高的威望，一九五○年四月，中央又决定由他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并指定他负责着手筹建总干部管理部，由他兼任部长。于是，他便请李六如、蓝公武副检察长多管一些检察署的工作，而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组建总政和总干方面。
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早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即已建立，当时叫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一九三三年六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间，罗荣桓曾任总政动员部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总政就是八路军政治部，也是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与部队分散在各解放区的情况相适应，总政的机构很小，直到进入北平，仍是这样。当罗荣桓接任主任时，机关只有十二十个人。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军队从干部配备、组织编制、各项制度、武器装备、工作计划都开始走向统一，需要加强集中领导，建立健全的领导机构。
罗荣桓一上任首先抓的就是配备领导干部。为了使领导机关能够迅速熟悉和掌握在不同地区作战的各部队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交流各部队的经验，在配备干部时，罗荣桓在坚持“德才兼备”条件的同时，特别注意掌握“五湖四海”的原则。在他的建议下，中央军委任命傅钟（原在红四方面军、延安总部）和肖华（原在红一方面军、第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任副主任。后来，又调甘泗淇（原在红二方面军、第十二○师、第一野战军）任副主任。
接着就是研究和确定总政和全军各级政治机关组织机构的设置。罗荣桓、傅钟、肖华等认为，政治机关除需保留并加强原有的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联络部以外，应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具体需要，增设新的部门。
随着总干部管理部的建立，组织部门已将干部工作划分出去。为了管理好政治工作干部，在总政设立了政治干部管理部（简称干部部）。
解放军的成员绝大部分是青年，青年工作有着光荣的传统。早在罗荣桓担任红四军政委时，部队便普遍建立了共青团组织，以后又设立了青年部，但抗战后一度取消。在罗荣桓倡议下，政治部将青年工作从组织部门划分出来，恢复了青年部门。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的需要及文体活动设施的增加，文学艺术水平的提高，电影放映的经常化，文艺出版、体育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专管文化工作的部门。在罗荣桓倡议下，将文化工作从宣传部划分出来，成立了文化部，提出了“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方针，接着又延揽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曲家、画家、导演、演员、运动员，陆续建立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包括歌舞、话剧、歌剧、杂技、曲艺团（有一个时期还有越剧、评剧和京剧团）在内的文工团，军乐团，解放军文艺社，八一体工大队等单位，对繁荣军队的文学艺术和体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国际国内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九五二年八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和文艺会演，检阅了部队体育和文艺活动的成绩，对部队文体活动更广泛、更深入的开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总政治部还先后建立了八一杂志社、解放军报社、解放军画报社和军事博物馆等单位。
总政的部、处长也从各野战军选调。组织部副部长由原在一野工作的朱明担任（后任部长），宣传部长由原在二野工作的刘志坚担任，保卫部副部长由原在华北野战军工作的蔡顺礼（后任部长）担任，青年部长由原在华北和第一野战军工作的王宗槐担任，政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由王宗槐兼任，文化部长由原在第四野战军的陈沂担任，联络部副部长由原在第三野战军的黄远担任，秘书长由延安时代总政治部的魏传统担任。
一九五○年九月，总干部管理部正式成立。九月十三日，朱德出席了总干全体干部会议并讲了话。他在阐明了干部工作的艰巨任务后说：“正因为干部部从事的是件伟大的工作，必须建立，并归毛主席领导，由罗荣桓同志当部长（他在我军是很有信仰的），因此希望大家都下决心来长期的办。”总干部部同样依据“五湖四海”的原则组建了领导班子。第四野战军的赖传珠①和第一野战军的徐立清担任副部长〔赖传珠一九四六年九月以前在三野的前身新四军工作〕，不久又调二野的宋任穷和华北野战军的甘渭汉任副部长。总干部部有了从各野战军调来的领导干部，就可以做到熟悉并合理调配、使用各方面的干部。
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罗荣桓是会议的主席团成员，他在会议结束时致了闭幕词。这是一次对解放战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战斗英雄、工作模范、民兵英雄进行表彰，以鼓励全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推动各项工作完成的盛会，是一次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会。
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罗荣桓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他对出国参战部队非常关心。他主持总政治部具体组织了抗美援朝的政治工作，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运动，做好国内部队轮换出国参战的动员工作，调配志愿军的高级政治工作干部，加强志愿军政治工作的研究，组织全国规模的慰问志愿军的活动，开展瓦解敌军和管理俘虏的工作，等等。
在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一些负责干部路过北京看望罗荣桓，他都要详细了解出国部队的情况并提出做好出国部队政治工作的意见。
出国作战，这在中国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罗荣桓认为，出国部队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特点。一九五一年，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率志愿军战斗英雄归国观礼代表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在京期间，罗荣桓多次同杜谈了这一问题。他说：志愿军必须做好团结工作，对内要团结各大军区去的部队，对外要尊重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团结人民军，做好群众工作。要比在国内更加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杜平提出，由于语言不通，群众工作比国内难做。罗荣桓对他说：“志愿军语言不通，做群众工作有困难，可以用挑水、扫地等行动去做，要通过广大指战员爱护朝鲜人民、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的实际行动去做。这种行动本身是比言辞更好的宣传工作。为了使指战员都能用实际行动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在部队进行深入的国际主义教育，使大家认识到做好群众工作，不仅体现了军民一致的原则，而且是维护中朝两国两党团结的大事。”
五十年代初期，在解放战争后期作战和抗美援朝的同时，部队正逐步转入和平时期的整编训练：由单一兵种发展成多军兵种的合成军队，由分散走向集中，由农村开进城市，由住民房到进驻营房……正处于承先启后的转变时期，工作十分繁重。
当时的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