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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罗荣桓的信任和爱戴，都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直到日本投降以后，以这些保留下来的骨干为酵母，山东一下子就拉起了八个师，这些干部回过头来才认识到罗荣桓在精简整编中保留骨干的深远意义。
在整编中，新的山东军区还把抗大第一分校和第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合编为教导团，由袁仲贤（后为曾国华）任团长，梁必业任政治委员。在胶东的抗大支校改编为教导第二团。
教导团共办三期，第三期下设三个大队。原训练连排干部的大队编为第一大队；将原分校中知识分子学员分配到部队，把部队中有实战经验而文化水平较低的老战士、班长调进教导团，编为第二大队，亦称文化大队，着重进行文化训练；招收初中毕业生入伍，编为第三大队，亦称特科大队，准备培养工兵、炮兵等特种兵。这个大队的学员后来到了东北，很多人成为各军兵种的骨干。解放军空军部队中的林虎、徐登昆、张积慧等英雄人物均出自这个大队。
罗荣桓要求，教导团不仅要搞训练，而且要参加实战，要把从军训、实战、作风养成到健全生活制度都当作培养干部的环节。
罗荣桓在整编中重点建设教导团并着手培养特种兵人才，同样是着眼于战后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
此外，山东军区在整编中，还抽调了大批部队干部到地方武装工作，以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与建设。
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了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部队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团结，减少了领导层次，精简了机关，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对于转变山东的斗争形势有很大作用。同时，主力部队地方化后，与人民关系密切了，更容易发展壮大。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在游击战争中发展军事力量的正确途径，为以后部队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淮南之行
三个月过去了，罗荣桓继续尿血。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由于敌后医疗条件差，仍做不出明确诊断。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知道罗荣桓病了，拍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让罗荣桓来新四军治病。他说，新四军里有位奥地利的泌尿科专家，名叫罗生特，医术很高明。于是，经集总、军委批准，罗荣桓决定到华中新四军去治病。
四月间，罗荣桓在原一一五师的卫生部长谷广善和林月琴等陪同下，从滨海驻地出发，越过陇海路，经过苏北的淮海区、盐阜区到淮北区，然后渡过洪泽湖，于五月二十八日到达驻在淮南区盱眙县东南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
陈毅代军长立即风尘仆仆从前线赶回来。当天晚上，他请罗荣桓和林月琴吃了一顿小笼汤包。五月三十一日，新四军军部召开了欢迎会，晚间演了戏。由于军务缠身，陈毅把罗荣桓治病的事安排好后，又返回前线。
这次罗荣桓来新四军，一路上还见到了黄克诚、彭雪枫、赖传珠、张爱萍、钟伟、王东保等老战友。罗荣桓同他们一起回忆往事，缅怀先烈，往往兴奋得忘记了自己的病痛。但大家看到他憔悴的病容，又不忍心过于打扰他，妨碍他的休息。
罗荣桓到达后，罗生特便对他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弄清楚是膀胱还是肾脏出血，需要作一次膀胱镜检查。当时没有麻醉剂，做这样的检查是非常痛苦的。罗生特面有难色。
罗荣桓象是猜透了他的心思，对站在一边的翻译说：“请转告罗生特大夫，我是专程来请他治病的，他要怎么检查、治疗，就放心大胆地进行吧。”当翻译转告罗生特后，罗生特立即高兴地点了点头，然后用膀胱镜给罗荣桓进行检查。
当时的膀胱镜是金属制作的，检查时尿道内壁不可避免地会被擦破，当用稀释的硝酸银溶液冲洗膀胱时，刺激擦破的伤口，便会钻心地疼痛。可是，罗荣桓却以坚强的意志，忍住剧痛，不吭一声。他还用坚定的目光来宽慰和鼓励身旁的医护人员，仿佛告诉人们：不要替他担忧，他是能够挺得住的。其实，在场的人员从他额头上渗出的豆大的汗珠，以及整个身躯发出阵阵轻微的痉挛中，早已看出他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罗生特和在场的人员无不为之感动。罗生特一面细心地操作，尽量减轻罗荣桓的痛苦，一面不住地用不熟练的中国话叨咕：“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检查结果，膀胱本身并无病变。于是罗生特又给罗荣桓作了靛胭紫的静脉注射，以检查肾功能。结果查明了罗荣桓左右两侧的肾脏都有病变。但这种病变究竟是肾肿瘤还是多囊肾，由于当时没有X光机，无法再作进一步检查，罗生特大夫只好决定暂且进行保守治疗。
为了让他能够安静地休养，新四军的领导特意把他安排在一个环境幽静的地方。在一片水稻田和芦苇丛中，是几间桑竹掩映的新茅屋。在这里听不到枪炮声，听到的是鹊噪蝉鸣、蛙声一片。可是，罗荣桓却一心牵挂着山东战局，他无心静养，六月二十日便踏上归程。
在路上，罗荣桓对守护在担架旁的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林月琴抑制着自己的焦虑心情，安慰他说：“你的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将来革命胜利了，就有条件把病治好了。”“是吗？”罗荣桓微微一笑，没有再说什么。
秋后，陈毅又专门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专家黄农（后改名王雨田），陪同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治病。
罗生特身材高大，性格开朗活泼。在新四军时，常同性格同样十分豪爽的陈毅、彭雪枫拊掌而谈，有时还拍拍肩膀，开几句玩笑。罗生特认识罗荣桓后，发现他的性格同陈、彭完全不同。他沉静含蓄，但又十分平易近人。罗生特同他交谈时，他往往是听得多，说得少，而每次说话又都是言简意赅。
罗生特还喜欢了解一些中国革命将领的经历。到山东后，他对罗荣桓进行“采访”，然而不管他怎样动员，罗荣桓还是很少谈自己的过去。
有一次，罗生特听梁兴初说，罗荣桓曾在“湖西事件”中救过他的命。罗生特颇感兴趣，去问罗荣桓，可罗荣桓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这都是应该做的”便完事。
罗生特知道罗荣桓爱吃辣椒，有一次使用蹩脚的中国话问罗荣桓：“听说你们湖南人爱吃辣椒，连吃西瓜都要放辣椒，是这样吗？”他的话把罗荣桓也逗笑了。然而，他坚决反对罗荣桓吃辣椒，说：“你这个湖南人碰上我，可就遭罪了。”
罗荣桓夫妇经常留他在家吃饭，相处如同一家人。他同罗荣桓的孩子东进混得很熟，东进称他为“大鼻子叔叔”。
罗生特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在国内曾因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被捕，在狱中被法西斯暴徒打断了两根肋骨。来山东后，罗荣桓对他非常关心。前线缴获的炼乳、咖啡等罐头，罗荣桓都吩咐送给他吃。然而，限于条件，有时罗生特也得啃煎饼。常常寄养在老乡家中的罗东进吃惯了红高粱煎饼，称之为“嘎崩”。罗生特啃起煎饼来，也是津津有味，他还学着东进的话说：“这个嘎崩很香。”
本来，罗生特大夫是专门给罗荣桓治病的，可是罗荣桓却任命他为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并向卫生部的领导同志多次交代说：“你们有外科和妇科的疑难病人，都可以请罗生特大夫会诊，还可以请他给医务人员上课，要充分发挥他的作用。”
在罗荣桓去淮南治病期间，山东分局召开了区党委书记扩大会议，由到北方局汇报工作的肖华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由朱瑞作了《山东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罗荣桓回山东后不久，八月间，朱瑞奉命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九月间，罗荣桓担任山东分局书记。
自罗荣桓主持分局和军区的领导工作后，山东根据地完全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和地方的一切工作，均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统一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时的山东分局，由罗荣桓、黎玉、肖华组成。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又增加舒同为委员，担任分局的秘书长。他们四人组成的山东分局，形成了统一领导山东斗争的核心。黎玉在领导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建立山东纵队和山东抗日根据地中，作出过卓越贡献，这时，他除了兼任山东军区副政委以外，主要是分管地方党政方面的工作。他积极支持罗荣桓并做了大量的工作。
罗荣桓担任分局书记后，非常注意和讲究领导工作的艺术。一般性的工作，他总是放手要大家大胆地干。开始，有的干部事无巨细都向他请示，罗荣桓反复向他们说明，要他们放手大胆地去处理一些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他认为，这也是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独立工作能力的一种方式。他对有关方针政策问题，有关山东全局的问题，有关重大军事行动的问题，却抓紧不放，一抓到底。这一切，充分表现了一名战略指挥员和政治家的风度。
罗荣桓还很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把党的方针、政策化为大家的实际行动。凡重大问题，别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从不独断专行，总是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他历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们常常形容与他共事的几位领导干部是他的“三头六臂”。他自己也经常对人说：“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还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所以，一九四三年以后，山东党的领导，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大家心情很舒畅，共同为尽快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在各方面的优势，改善山东抗战的局面而奋斗。
－－－－－送于出鲁，阻李入鲁反共
罗荣桓去淮南治病，所以不能久留而要赶回山东，很重要的原因是李仙洲入鲁，引起山东敌伪、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波谲云诡的形势下，如何因势利导，以改善共产党、八路军在山东的地位，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李仙洲，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山东长清县人，是蒋介石嫡系中著名的山东籍将领。卢沟桥事变后，他曾率第二十一师到居庸关、八达岭一带对日军作战，后在忻县参加歼灭了日军板垣师团一部的“南怀化之战”，负了重伤。一九三八年一月，他任第九十二军军长。一九三九年秋，蒋介石密令他准备进入山东反共破坏抗战。他率部从湖北通城北进到达皖北阜阳一线。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同新四军搞磨擦，又命令李暂停入鲁。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在全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一面阴谋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一面命令李仙洲部即行入鲁，以增强山东的反共力量。
李仙洲部入鲁之时，甲子山战役结束不久，八路军与于学忠部之间仍有芥蒂。于、李如果合流，国民党顽固派的力量将大为增强，而使八路军在三角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另一方面，李部入鲁后，敌伪同国民党之间，于学忠和李仙洲之间，李、于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也将急剧发展，山东的三角斗争将日益复杂和激化。一九四三年一月间，罗荣桓等致电北方局，具体分析了这一复杂的形势，认为必须利用有利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