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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干部教育。罗荣桓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他经常对干部说：“虽然现在是战争环境，但是我们必须从紧迫的时间里再挤出些时间来，多读点书，多学习些东西，以适应未来革命的发展。”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规定，只要情况许可，干部每天都要挤出两小时进行学习。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罗荣桓还给师直属队的同志系统宣讲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要求广大干部战士都要懂得，除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外，革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而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坚定革命的意志。
干部教育还包括文化教育。对此罗荣桓一贯重视。早在一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罗荣桓在《关于巩固、严密及审查部队党组织的指示》中便指出：“提高文化水准须认为是提高政治水准的重要手段，不能识字要识字，不能阅读要阅读，不能书写要书写，不能作文要作文。因此，提高文化水准不仅限于在一般党员中……还应包括高上级干部，须按各人现有程度提高。”
罗荣桓签发这份文件以前，专门对师直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准作了了解。当他得知教导大队长李梓斌在文件上签名将“斌”写错了时，便派人将李请到师部，和蔼地问道：“你读过书没有？”
李：“我是平江山沟里的放牛娃出身。小时候听说附近庙里有个教书先生，可学堂的门朝哪儿开我还不晓得呢。”
罗荣桓被他逗得笑了起来：“啊呀，我还不晓得呢，你后来是怎么识字的？”
李：“我是当连长开始学的。以前当班、排长的时候，连钟表也不认识，搞不清几点钟。夜里换岗都是点根香，以香为准，一刮风，那岗就换得快了。当连长后，上级来了通知，我连‘通知’这两个字也不认识，就让文书给我念，念完后，通信员叫我在通知上画个‘知’字。我不会画，文书就教给我。因此，我头一个会认的字就是这个‘知’字，以后再一个一个地学。”
罗荣桓颇有兴致地听他讲完，然后问道：
“听说你签名有时还要文书代笔，是吗？”
“是的。”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怎么行呢？”罗荣桓皱起了眉头。
李梓斌辩解道：“现在我有图章了。到时候，盖个章就行了，不用签名。”
“唉，”罗荣桓摇了摇头，“老粗太粗了也不行啊！你识多少字啊？”
“我也不晓得。不过，一般文件都能看下来，可字潦草了不行。陈光代师长的签名一笔一划写得真，我能认得。不过，有的字笔划多，就秀才认半边，念白字是常有的事。”
罗荣桓语重心长地说：“偶尔念个把白字，也在所难免，但多了就不好了。教导大队好比是一所学校，你这个大队长就好比是校长，你都当了校长了，不提高文化水准不行，字不但要会念，还要会讲、会写、会用。”
李梓斌问道：“那我应该怎么学呢？”
“用到什么，你就可以学什么，慢慢的积少成多。比如唱歌：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你不仅要会唱，而且要会讲、会写、会用。”罗荣桓招呼李梓斌坐到自己跟前，拿起了一支铅笔边写边说：“比如这个游，就是游来游去，活动的意思……”
罗荣桓在逐字讲解了歌词后，问道：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啦？”
李梓斌激动地表示：“我回去一定好好学习。”
他回去后，买了纸、墨、笔、砚，装进自己缝制的布袋，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有时反“扫荡”上了山，就用大石头当桌子，坚持练习。几个月后，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的作业在“八一”军政大检阅时被展览出来，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扬。
一九四一年七月，中央军委政治部印发的第三号《宣教通报》介绍了第一一五师干部教育的成果。通报说：“一一五师半年来干部教育，在政策教育和文化教育方面收到了比较显著之成绩。主要表现在一般干部都知道对根据地的工作应作长期打算，表现在违反政策以及各种不良倾向的减少，有个别干部受训前常犯错误，受训后则（判）若两人。文化教育的收获表现在工农干部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几个旅级干部过去识字很少。现在能自己起草电稿和写信……有几个团能做到全体干部作日记。有几个连队由于干部文化学习的推动与影响，使战士学习情绪提高，有（的连）全连九十四个战士能记日记。”
罗荣桓认为，连队是战斗编成的基本单位，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师部召开连队工作会议总结介绍教二旅的经验时，罗荣桓专门谈了连队政治工作问题。
他指出：连队一切工作要求与组织形式都是以完成战斗任务为目的。因此，连队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主要是以政治工作的手段，来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罗荣桓指出，作为一个政治指导员，决不能成为一个事务主义者，更不能代替军事行政，对军事行政的关系是从政治工作中去坚强军事行政，是要在耐心与不断的教育中，去逐渐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一直提到可能提高的程度。然而，在教育的内容上应当实事求是，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基本教育应有充分的现实的内容，切忌任何抽象的东西，一切问题要从战士能够领会讲起。要用老师教学生、长兄教幼弟的办法，来教育战士。
罗荣桓非常关心连队的生活和战士的疾苦。他每次到连队，总要到伙房看看伙食好不好；有时还到厕所去看看清洁不清洁、方便不方便；战士没有牙刷、牙粉，他提出用纱布和盐代替；发不起蚊帐，他建议用蒿草熏蚊子。他还特别嘱咐连队指导员要做好来队家属工作，吃饭时要给来队家属加菜，放哨时要安排替班，让战士和家属有较多的时间在一起。他认为，只有耐心的说服教育加上对战士体贴入微的关怀，才是巩固部队的根本措施。
罗荣桓很重视运用报纸对指战员进行宣传教育。开始《战士报》是油印的，每期两版，只能登二千多字。可有的编辑写文章，词句罗嗦，拖得很长，一期报纸登不了几篇稿子。有一天，罗荣桓亲自参加《战士报》社的座谈会，他针对报纸存在的问题，要求写短文章。句子要短，少用形容词，简单明了，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战士能一目了然。为此，他要求编辑、记者深入部队，深入实际，熟悉连队，熟悉战士。罗荣桓还经常亲自审改《战士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有时自己动手写社论。
为了加大报纸的容量，提高报纸的印刷质量，罗荣桓积极主张将油印改为铅印。他听说在湖西活动的教四旅有印刷机，便吩咐去教四旅检查工作的组织部长梁必业把印刷机带回来。梁必业带了装运印刷机的船队过微山湖东来时，罗荣桓派教二旅第五团的干部带了几百名战士去接。印刷机运到后，《战士报》即改为铅印。这时，罗荣桓又教育印刷厂的干部和工人，在物质条件有了改善的情况下，仍然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当时报纸没有铜版，无法印刷照片。报社干部设法用木刻印出宣传画。罗荣桓看了，马上给予表扬。
有一次，印报的纸张没有了，供给部不拨给报社买纸的经费。印刷厂的负责人向罗荣桓汇报。罗荣桓说：“走，你跟我去找供给部。”他对供给部长说：“为什么不给报社经费呀？你们不要轻视报纸工作嘛，有时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
罗荣桓非常关心战士剧社的成长。他给年轻的队员们讲剧社的历史，要求战士剧社要有战斗作风，要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宣传队员们自己组织了战斗班，扛起大枪，经常跟着罗荣桓反“扫荡”，一面行军打仗，一面搞宣传工作。
为了使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罗荣桓鼓励战士剧社编演战斗性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节目。战士剧社的王汝俊编了一个关于发动妇女参加抗日的小戏，叫《老太婆的觉悟》。剧社社长朱明男扮女装演老太婆，非常逼真。罗荣桓去看了两三次，给作者和演员以热情的鼓励。在一九四一年“八一”举行军政检阅时，这个小戏被评为文艺一等奖，发了五元钱的奖金。
对宣传队员，罗荣桓既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又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当他知道队员们烟不够抽时，就嘱咐管理科长说：“剧社的教员都是文艺工作者，写作、演出，常常熬夜，还要同大家一样行军打仗。凡是会抽烟的，今后每人每月发给一斤黄烟。”
第十二章 严峻的考验
－－－－－－留田突围
从一九四一年起，和在华北各地一样，日军也在山东野蛮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进行频繁的“扫荡”。三四月间，日军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首先在敌占区内强化伪组织，然后再对各根据地进行“扫荡”。七月至九月，搞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又对鲁南、鲁中、清河等地进行大“扫荡”。秋天，敌人将“扫荡”重点放在沂蒙山区。
在这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解决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的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一九四一年八月决定：
“（甲）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时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
（乙）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
（丙）将山纵及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肖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山东分局随即开会研究贯彻执行中央这一决定的意见，决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十月二日，罗荣桓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了第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对秋季反“扫荡”也进行了具体部署。会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和第一一五师分别发出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第一一五师的指示指出：在敌人大“扫荡”时，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小部队要树立独立自主作战的精神，不要在遭受敌人第一次合击后陷干被动，应当适时跳出合击圈。在情况未查明前，先以敌为轴心转动，不宜跳得过远，免遭新的合击。要切实掩护群众，不使敌人杀害群众和抓走壮丁。连排干部要熟悉地形，做到六十里以内行动不请向导。指示下达后，罗荣桓又亲自组织参谋人员到各处察看了地形、道路，布置情报通信网，组织精干的游击小组，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大“扫荡”作了具体充分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