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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年底，徐向前根据中央指示，首先指挥运城战役，拔除了晋西南战略要点运城，控制了陇海路与潼关要冲，扼住了临汾胡宗南部退陕增防西安的通路，策应西北野战军主力更有力地进行保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作战。徐向前率领临时指挥所来到晋南，统一指挥临汾战役。
临汾——这座晋南最大的城市，相传是唐尧建都的地方，历来是军事重镇。自从纵贯山西全省、沟通华北与西北交通的同蒲路建成以后，这里是南段的枢纽，地位益形重要。临汾城筑在汾河东岸一片冲积而成的黄土高地上，城外地势比城内低，黄土垒砌的城墙，粘结得非常坚固，基部最厚处有30余米，墙面如牛背，倾斜向上，高达14米，顶上有10米宽，可并行3辆大车；城周长近10公里；城外的东南部又加修了一座护卫城，高厚度略次于主城，周长3公里多。整座城，西傍汾河，南、东、北三面均为开阔地。从远处看，宛似伏在汾河边上的一头黄牛。所以，临汾又称“卧牛城”。据当地人说，临汾城在历史上没有被攻破过，连闯王李自成被射瞎一只眼，也没有降伏得了这头“卧牛”，气得把盔甲挂在城外一棵树上撤兵而去。于是后人把那挂盔甲的村庄，称为“挂甲屯”。
人民解放军收复运城，临汾已成为晋南的一个孤立据点。阎锡山自上党战役惨败后，为保住晋南，更加积极经营临汾防卫，不断加修工事。集中在临汾的兵力，除胡宗南的三十旅和阎锡山的六十六师两支正规军队外，还有逃到临汾的4个伪专员公署和14个流亡伪县政府所属的各种杂牌武装还乡团、保警队等，整编成的8个团，总兵力近2．5万人，统归阎锡山的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地方武装总指挥梁培璜指挥。梁培璜，保定军校毕业，是阎军中较有作战经验的一名将领。
2月19日，徐向前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表示：“临汾敌兵力虽多，但蒋阎军内部矛盾甚深，派系复杂，指挥不统一，战斗力一般不强，我攻下运城后，均极恐慌，且城大不利防守，只要我们准备周密，攻克不成问题。”
“攻克不成问题，”表明了徐向前的必胜信念。半月前从军区出发时，他就对夫人黄杰说过：“这次出去，打不下临汾不回来！”
事实上，打临汾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军区野战军相继南征后，留在内线的多数部队，是由各分区的独立营、县大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的。兵员不充实，新战士较多，装备极差，尤其缺乏重火器。部队没有攻击强固据点的经验，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地方性、散漫性与游市习气。朱总司令指定晋冀鲁豫军区，要培养出专门的攻坚部队，要专门研究攻坚的各种问题。显然，徐向前指挥这支队伍完成攻打临汾的任务，困难是可以想见的。这时，直接给徐向前当助手的，负责司令部工作的是参谋处长梁军，负责政治工作的是宣传部长任白戈，后勤工作由队列科兼管。指挥所下属各科成员，来自不同单位，互不熟悉，有的参加革命不久，还缺乏作战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身患疾病的徐向前，只有“事必躬亲”，在使用干部时，不得不“手把手”地教，以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
有一次，侦察科汇报材料上写着：“蒋胡军的一个七排长因殴打一名阎军的士兵，引起两部之间的冲突。这个七排长被阎锡山的部队抓住打了个半死，几乎引起双方的火并械斗。”徐向前看后觉得这个情况重要，可是军队的编制，只有“七班长”和“七连长”，都不会有“七排长”。他找来写报告的参谋，说：“我揣想，你是把‘齐排长’误听成‘七排长’了。侦察参谋，还出这个笑话！同志呀，在了解和反映 个情报时，一定不能粗枝大叶，似是而非！”侦察参谋这才恍然大悟，惭愧不敢抬头。徐向前义耐心地说：“当然，这是个军事素养的问题，要靠平时的积累，要多学习，要有广泛的知识。作为一个侦察参谋，只有靠平时的积累，才能对获得的情报进行筛选，真正达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他的这番话，使年仅20岁的侦察参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感到受益不浅。
军区各参战部队，于2月中旬相继到达翼城后，整编为含第八、第十三两个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共5万余人的野战集团。同时，军委又电令吕梁军区部队接受徐向前所给予的协同作战的任务。有关战役的后勤事宜，徐向前在从军区出发途经阳城时，已召开过太岳区党委、行署及军区联席会议作了部署。地方支前的组织工作，由裴丽生负责。
为了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的敌人，徐向前部署：以八纵二十四旅位于浮山、大阳以西地区；太岳一部位于洪洞、赵城以东地区，控制同蒲路东侧；以吕梁军区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独立第三、七两旅隐蔽在汾西地区，控制同蒲路西侧。主力集结翼城、曲沃地区，如敌逃窜，即以东侧两旅占领要点，阻击敌于赵城以南地区，西侧两旅截击从汾河西岸北逃的敌人，并迟滞南下接援的敌人。为不过早地暴露行动企图，决定在战役发起时主力即以一天半急行军北上投入战斗。如敌固守不动，各部即隐蔽集训待机。
2月21日至23日，前指在翼城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徐向前特别指示工兵连排干部也参加。首先由八纵司令员王新亭总结报告运城攻坚战的经验。23日，徐向前作攻打临汾动员报告。绝大多数干部虽已久闻徐向前大名，但还是头一次见到他，都兴奋地尽量挤得靠近他坐。
徐向前在报告中，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关于为了解放内线敌占城市、要求培养专门攻坚兵团的指示，要求与会的全体于部，认真虚心学习运城攻坚经验。徐向前指出：朱总司令给我们这个任务，是光荣的、艰巨的。本军区今后的作战任务，在本区说来，就是要肃清内线的残余敌人及其残留的据点。在全国范围说来，要配合外线作战，同时要把晋冀鲁豫军区的野战军培养成为专门的攻坚部队。苏联红军，有善于野战的，有善于攻坚的，有善于巷战的。这样，各有专门的装备，各有专门的经验，作起战来非常便当而有力量。今后去收复国民党占领的许多大城市，需要多次的进行大规模的攻坚战斗。本军区春季攻势第一个战役计划，主要的对象就是临汾。关于临汾战役的意义，徐向前指出：这个战役，不仅影响本区，还将有力地配合西北和黄河以南的野战军作战。打下临汾后，晋南就没有敌人的残留据点了，晋冀鲁豫军区就可和晋绥和西北连成一片。要加强部队的训练教育，要学习自己过去的经验，要向外国的军队，尤其是苏联红军学习。也要向本国的敌人学习。学习的重点，是攻坚的战术和技术。干部和战士学习要各有重点，干部基本上是学战术，但要懂得技术；战士基本上是学技术，但要与战术结合起来。勇敢和技术结合起来，勇敢与智慧结合起来。
针对阎锡山所说的临汾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徐向前指出：在人民解放军面前，没有什么不可攻破的“铜墙铁壁”。阎锡山一贯是“乌龟战术”，胆小如鼠，轻易不敢伸头，估计不敢在解放军围攻临汾时派兵南援，但仍要充分做好围城打援的准备，要把“老鼠”当做“老虎”打；一个指挥员，首先一条，要胆大心细，打以前要心细，一打开了，就要胆大，要有“打鼠如虎”的精神，把弱敌当做强敌打，把强的敌人，当做更强的敌人打；一个指挥员，在平时就要善于管理部队，要有民主作风，要善于训练部队；各级指挥员，都应该养成良好的作风，军队的战斗作风应该是：谨慎、细致、迅速、果敢、沉着，不怕困难，不叫苦，胜不骄、败不馁。
徐向前一向重视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他在报告中着重提出，在部队中要开展三大民主运动，要求干部要爱兵，他说：“每个干部必须懂得，有了士兵才要干部，不是有了干部才要士兵，在战场上，真正冲锋陷阵的要靠士兵，因此军队干部要明确树立为兵服务的思想。这并不是说干部不重要，干部之所以重要，在于他能带好兵打好仗。军队中真正广大的群众是士兵，所以我们不管做军事工作、政治上作、后勤工作，部要看到士兵。”同时，他要求干部一定要有整体观念、政策观念，要加强党的领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保证政策纪律的彻底执行。
25日，徐向前亲自率领与会的全体十部，观看了第八纵队组织的火力、坑道爆破、突击三者结合的实兵演习，检查了模拟临汾城墙的目标被破坏的程度。在现场对各部队领导作了指示。
大会后，各部队展开练兵运动，积极进行攻临汾的各种准备上作。
部队需要训练，干部需要培训，作为一个高级指挥机关，更需要精通业务的一批参谋人员。这时指挥所只有10几名干部，人手虽少，徐向前仍要求他们多多深人连队，收集基层的情况和各种思想反映，不要蹲机关。个别参谋干事暗暗叫苦，徐向前看透了他们的心思，严肃地说：“不掌握了情，发指示、下命令就是无源之水”。他教育指挥所机关干部：“你们要敢于承担事情。对 个干部，首先看他干不干，只要干，只要努力，那怕有些事干不好，即使犯点错误，也不要紧。”
大家看到徐向前身体不好，担子那么重，总是殚精竭虑地工作，都从心里非常敬佩。叫苦的不叫了；畏难的，积极勤奋起来。部队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工作，都不断加强。在紧张而繁重的工作之暇，为了使十部增加对作战地域的历史、地理、文化、民情、风俗方面的知识的了解，徐向前常给大家讲些山西的历史掌故，讲尧舜禹汤、春秋战国、晋分三家等历史故事，讲韩侯岭地名的来历。他强调前方指挥所是前线的高级指挥机关，要特别注意政策问题。决不能随心所欲，感情用事。既要听下边的意见，又要独断、善断。还说过去在红四方面军时，指挥作战最怕张国焘到前线来。他一来前线瞎指挥就出乱子。
有一次，他和任白戈谈起柳宗元的《晋问》，文中说到临汾人民具有一些好的传统：生活俭朴，反对铺张浪费；乐于礼让，反对争权夺利；温和而不暴躁，能和睦相处；居安思危，注意防止人为的灾祸；讲求实际，能安适愉快的生活。
任自戈说：“这些很值得我们政治部门注意研究，在处理军民关系和执行城市政策时要加以考虑。”
徐向前说：“柳宗元是山西人，他把临汾人民群众在这个中国古代文化发源地带，由长期历史条件下陶冶的政治远见和道德修养，说成是唐尧那个‘圣贤’的个人模范作用和民主作风教化出来的，实际上，他是借题发挥，对自己那个时代的政治黑暗抒泄不满，表明自己的主张。他的政治思想，虽然不失为一种美好的愿望，但在封建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的，不过，有些合理的因素，还是值得我们借鉴。”他要任白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纠正上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