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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他以反六路围攻为例说：“平定游击队作战顽强，是因为领导好，作风严；相反，有的游击队一听到枪声就跑散了，清点人数只剩几个人。这种状况不能担负起配合主力作战的任务。在游击战进到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游击队要像正规部队一样，加强教育，严格训练。”
2月下旬，第二战区决定反攻太原，按照《反攻太原计划》，以十八集团军为基干，配属国民党若干正规军统由朱德指挥。一二九师的任务是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协同，截断正太路。此时，一二九师师部驻吕家村。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协同，在正太路担负阻击石家庄方面的援敌的任务。刘伯承、徐向前接到电令后，即改变原计划，决定向正太路东段井陉进击，以七六九团袭击日军重要据点旧关，吸引井陉的援敌西出；七七一团、七七二团伏于旧关和井陉间的长生口地区，围歼援敌。
22日凌晨，七六九团三营袭击旧关。当部队冲入街心时，发现日军已有准备，占据着后山工事，居高临下顽抗。七六九团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占领街内一座小庙，歼敌10余人，天亮前撤出旧关。七七一和七七二团向长生口方向设伏，先头部队刚到路边，就与敌援兵遭遇，遂改变计划，实施运动中歼敌，200多日军被消灭一部，接着又打退另一股援敌，一直追到井陉城下。这一仗，歼敌荒井丰吉少佐以下 130多人，击毁敌汽车5辆，少有缴获。两个团也伤亡了100余人。
在刘伯承、徐向前部署长生口战斗时，晋东南日军占领了长治，企图进攻临汾。第二战区反攻太原计划停止实施，朱德令刘伯承、徐向前急速率部南移，参加晋东南对敌作战。
响堂铺伏击战
1938年3月上旬，一二九师南下邯（郸）长（治）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寻机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敌人，破坏其交通线。
邯长大道东起平汉线上的邯郸，西至山西的长治，中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地，横贯太行山脉，与临屯公路相连。黎城东阳关内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寇的运输线。刘伯承打算选择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下的神头村作为伏击敌人的中心地区。他和徐向前、邓小平拟定了作战方案，于3月11日给朱、彭总副司令去电作了报告。12日，朱德、彭德怀复电称：“同意相机袭取黎城、潞城，占领东阳关，打击增援队。我们准于14日到达沁县以南之阎家沟、白家沟附近，请小平、向前来本部开会，伯承留部指挥。”
徐向前在八路军总部开会期间，朱德对他说：“你在太原见了阎锡山，在榆社见了汤恩伯，来到这里再见见曾万钟吧。”于是，这天他同朱德到了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曾万钟那里。曾万钟原属滇军，抗战开始编入第二战区，用兵保守，战绩平平，同徐向前初次见面，表现友好。讨论晋东南局势，商谈协作破敌之策，态度还算积极。可是他不敢把部队分散去打游击，怕把老本丢了。
徐向前向他介绍了一二九师出师以来打游击战的经验。说：“在日寇长驱直入、深入内地的形势下，游击战是甚为有效的形式。反六路围攻如果不是游击战争，没有游击队的配合和群众的支持，是难以取胜的。把正规部队分散，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仅不会削弱，相反，还会不断发展壮大。”说到这里，徐向前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看曾万钟，“曾将军不妨一试。”
曾万钟正窘于如何作答。这时传来了刘伯承在神头岭地方指挥陈赓旅和七六九团歼灭日军1000多人的胜利消息，曾万钟对徐向前说：“贵师初到晋东南，就取得了如此战果，旗开得胜，令人钦佩，可敬可贺！
3月下旬，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遭打击，但为了配合津浦作战，相机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仍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邯（郸）长（治）大道和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上，日军汽车往返不断，日夜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迟滞其行动，刘伯承、徐向前和邓小平决定在适当地点，对敌的运输部队进行一次较大的伏击战。刘伯承要到总部去开会，行前提议，这一仗由向前指挥。
徐向前遂派出便衣侦察组，从各个方面收集日军兵力部署情报。
日军在神头岭失利后，邯长大道沿路警戒有加强。黎城到涉县间增设了东阳关据点，驻兵150余，涉县守军增至400人，黎城千人有余。公路上常有汽车运输队经过，十几辆、几十辆、百多辆不等。
从黎城到涉县，经东阳关、王后岭、上下弯、响堂铺、河头村、椿树岭、河南店，响堂铺附近公路是沿河而行，路南陡，路北缓到河底。徐向前同旅、团指挥员陈赓、陈锡联等经过调查研究，一致意见在这里设伏。徐向前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在路北设伏，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而敌人退无路，守无凭藉，且此地居中，是东阳关和涉县两个敌人据点增援的最远距离。”
响堂铺伏击日军运输队的战斗，定在3月31日。
26日，徐向前和邓小平率部从下良出发东移，向设伏地域运动。从神头岭战斗后，部队转移到下良、强计以南地区休整。刚刚打了大胜仗，又经过短期休整，干部战士情绪高昂。这时虽然连日小雨，山上还有雪，道路泥泞，春寒逼人，但是，战士们听说又要去打伏击战，他们把寒冷抛在了脑后。
30日晚饭过后，部队带着一日干粮，从秋树垣、马家峪、庙上村隐蔽地向响堂铺进发。徐向前命令各团：31日拂晓前进入阵地；严密封锁消息，做好隐蔽、伪装和防空；由干部组织良好的观察；以电话和确实的徒步通信保证联络畅通；机关有关部门准备好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和收容伤员。
午夜，邓小平率师直属队进到佛堂沟。31日凌晨，部队进入伏击地域。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七六九团在响堂铺以东，位于杨家山、江家庄一线；七七一团在响堂铺正面位于宽漳、后宽漳一线；七七二团位于师指挥所右后方的马家拐。陈赓的旅指挥所在七七一团的阵地后面。设伏阵地，多是背阴处，坑坑洼洼里积雪刚化，深夜又结了一层冰，战士们忍受着寒冷，都在等待着，徐向前守着电话机，心情和全师指战员一样，希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而不发生意外。
意外的事偏偏发生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指挥所紧张起来。电话里是陈赓旅长的声音：“七七二团报告，东阳关之敌200余人进到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陈赓判断，可能敌人发现了我设伏企图，欲从右翼侧击，截断后路。他请示徐向前副师长：“是不是把主力撤回到庙上村、鸭儿山去截击敌人？”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徐向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是敌人发现了设伏企图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是很危险的，这就应该撤出阵地，放弃这次战斗或别作他图；如果不是这样，盲目撤出，失掉胜利的机会，那是没打败仗的败仗。徐向前在思索、判断着。
“撤不撤？”陈赓又打来电话问。这时他已把埋伏在路南的两个连撤到了路北，防备万一。
指挥部里，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徐向前。
“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徐向前两眼盯着地图。他判断：情报不可靠。如果敌人发现设伏企图，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前来“打草惊蛇”。遂拿起电话对陈赓说：“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得变更。部队不能动，要严密埋伏，不得暴露。情况先不要向下传。”
放下电话，徐向前又对参谋说：“你们注意，敌情没搞清之前，不要向邓政委报告。我们在前面，不能报告不明不白的情况，给他出难题。”接着，就派邓仕俊和另一位参谋，到东阳关和苏家蚊方向探听虚实。反复叮嘱：“一定要把情况搞确实。快去快回！”
参谋出发了，徐向前拿出大烟斗，装了满满一锅烟，站在地图前，使劲地抽着……
约两小时，参谋回来了。得到的情报，完全如大家所希望的那样：东阳关方向，敌人没有异常动静；警戒分队看到的“敌骑兵”，是几头驮驴，由老百姓赶着向北去了。
听完参谋的汇报，徐向前高兴地说：“好！太好了！”遂向邓小平报告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告诉他：“仗是可以打的！”
8点半钟，日军180多辆汽车排着长龙式的队伍，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路段开来。9点左右，完全进入设伏地域。顿时，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沉寂的山沟一下子沸腾起来。
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张惶失措，车在山沟里乱冲乱撞。就在敌人混乱之时，埋伏一夜的战士，犹如猛虎下山一样冲了上去，用手榴弹、刺刀解决那些顽抗之敌。日军从东阳关和涉县出动的援兵，也被埋伏在那里的部队打了回去。激战两个多小时，战斗结束了。这一仗，毙伤敌400多人，180多辆汽车全部被摧毁。日军第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队两个汽车中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缴获甚多。
下午5时，日军出动10多架飞机，对响堂铺狂轰滥炸。但徐向前已率领部队转移到了秋树垣一带。陈赓风趣地说：“这不是打我们的，是给死鬼子吊丧的。”
40多年后，徐向前有七言诗一首回顾这次战斗：
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隘隐弓弦。
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弃豕突敌胆寒。
扑天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见《将帅诗词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
响堂铺战斗的规模同徐向前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指挥的诸战役是不能相比的，但在抗战初期的游击战中，算是一个不小的胜利。问题还不在这里，可贵的是在紧急关头，“特别是在后路上的苏家蚊，风传有敌人到来，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而未放弃这次胜利的战斗。”（引自1938年《一二九师战斗总结》。）
战后，当徐向前见到刘伯承时，刘伯承向他道贺说：“向前还是当年之勇，沉着果敢！
第十五章 平原造“人山”
进入冀南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不仅向着山地，而且向着平原蓬勃发展。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发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全国坚持抗战与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这些地区应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为主要形式；应即在河北、山东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根据这个指示，朱德、彭德怀令一二九师主力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迅速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4月下旬在辽县西河头召开会议，研究具体行动部署。会议决定全师主力以平汉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