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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和川军展开了抢时间、比意志的急行军。川军第二路田颂尧部发现三、四两路溃逃后，已令部队西撤。
红军经一个多月来的连续作战，日夜追击，疲惫到了顶点。跑着跑着，有人就一头栽倒路边的草丛里，呼呼地睡起来。害烂脚病的人拖着红肿的双腿，吃力地赶路。铺满藓苔的小路，又湿又滑，跌得战士们浑身都是泥污、伤痕。疲乏饥饿的战马，摇头摆尾喘着粗气，拿鞭子抽也不想动弹。行进队伍的距离越拉越长，掉队的人越来越多。经一天一夜急行军，赶到黄猫垭的才刚够一连人。
黄猫垭地势险要，四周是崇山峻岭，卡住正面的山垭口，就能挡住川军西撤的道路。这时，川军打前站的人员正大摇大摆地向黄猫垭走来，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当了俘虏。程世才带领的红军先头连队从俘虏的口中得知，大股敌人还在后面，于是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准备。入夜，第二路敌人的先头部队果然冲上来了，企图夺路而逃。程世才指挥部队死死顶住敌人。掉队的战士，陆陆续续地赶来，立即投入战斗。拂晓前，敌人的兵力愈来愈多，攻势愈来愈猛。恰好，徐向前、李先念率大部队赶了上来。总指挥向程世才简要问了一下情况，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高兴地说：“好！这下我们可要痛痛快快打个歼灭战啦！”旋即令部队展开，包围敌人。
9时许，徐向前下令发起总攻击。经半日多激战，红军全歼川军 10余四，计毙伤其旅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俘旅长以下万余人，缴获长短枪7000余支，迫击炮40余门。
在夕阳映红的黄猫垭的山岩上，徐向前不断地挥手，向漫山遍野的振臂欢呼的他的钢铁战士们致意。
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胜利结束。东西两线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先后共歼敌8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飞机1架。空前伟大的胜利，令人鼓舞和振奋！为表扬战役过程中功绩突出的部队，方面军总部在11月上旬召开的毛裕镇党政工作会议上，分别授予九军七十三团以“攻如猛虎”、七十五团以‘’守如泰山”的奖旗；授予三十军二六三团以“钢军”、一二六五团以“夜老虎”的奖旗；授于三十一军二七四团以“夜袭常胜军”、三十三军一二六九团以“百发百中”的奖旗。同时，表扬四军二十八团、三十三团和三十一军二七一团、二七九团等团队。会上张国焘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陈昌浩作了党政工作报告，徐向前作了军事工作报告。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反六路围攻以来的党政工作经验，通过和制定了《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案》、《团政治处暂行工作细则》、《军师政治部的暂行工作细则》、《红四方面军军训》、《各军革命竟赛条例》。会议对全面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有重要推动作用。
1934年11月中旬，在巴中清江渡召开了军事会议，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入川以来作战的基本经验。徐向前在会上指出：敌人对付红军的方法是，防御时采用碉堡政策，经济封锁，反动游击；进攻时实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分进合击。针对敌人的方法，红军的全般战略应是大大发动赤区和白区的群众斗争，积极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不断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以战胜敌人。对付敌人围攻的战略方针是决战防御，即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逐次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并予以大量消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待造成有利条件即集中兵力反攻，以迂回包围手段，大量歼灭敌人。在战术上，则以各个击破来对付敌之分进合击；发挥夜袭作战特长，对来敌据险扼守；以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打破敌之封锁围困和配合主力红军运动作战。
这些，就是徐向前在川陕苏区时期的军事思想，当然，也是广大军民鲜血和汗水的宝贵结晶。
第十章 川西会师
冲破“川陕会剿”
1934年秋，正当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反六路围攻战役之际，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战略转移。
消息传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都深为震动。徐向前纵观全国红军的处境，感到中国革命又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关头。他期望中央红军行动顺利，也为红四方面军的前景忧虑。他亲自向电台负责人交待：要随时注意侦听、破译敌人的电讯，及时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情况。电台工作人员理解徐总指挥的心情，日夜守在电台旁，随时将得到的中央红军的行踪报告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和总部机关人员，把从空中截取的情况，经过分析筛选，用电台不断通报给中央红军。
蒋介石为实现其对各地红军各个击破的诡计，在挥军大举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加紧“川陕会剿”的部署。他令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的刘湘于10月22日“复职”，并在南京亲自接见他，面授机宜。年底，蒋介石义以“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送请中央派兵入川”为口实，着嫡系部队胡宗南一部，由甘入川，接管了川北咽喉要地广元、昭化的防务。在川陕苏区周围，蒋介石重新部署的“会剿”兵力达200个团以上，企图以稳扎稳打、筑碉封锁、步步为营、南北夹击的合围战术，置红四方面军于死地。
川陕苏区虽然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但经过10个月的战争消耗，在徐向前和他指挥的红军面前，是这样一个局面：兵员、物力、财力已达枯竭的地步；大巴山下，到处是荒芜的土地，饥饿的人群；野菜挖光了，盐井破坏了，伤寒、痢疾等疫病广为蔓延，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人民和红军都面临饥荒、疫病的严重威胁。如果没有一定的时间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要再对付国民党军大规模“会剿”，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在这样的严重形势下，究竟怎么办？这是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日夜考虑的问题。在11月初召开的毛裕镇政工会上，曾确定了当前的中心任务：全力巩固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果实，在继续坚决进攻中来准备应付更大更残酷的战争，以达到消灭敌人，冲破“川陕会剿”，“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胜利”。但这毕竟只是号召性的，并不是解决钱、粮、衣、药等实际困难的具体措施。张国焘愁眉苦脸，提不起精神来。会议期间同徐向前闲谈时，他拖着悲观的腔调说：“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苏区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我们去汉中行不行？”
徐向前不同意离开川陕苏区。他回答说：“原来我和先念同志主张趁敌人溃退时，派一部兵力从南部渡江，跨嘉陵江两岸发展，你没有同意，现在敌人增兵固守已不好办了。汉中地区是去不得的，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岭，回旋余地不大。我们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为好。”
11月中旬，在巴中清江渡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方面军领导人正式讨论了下一步的战略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是委托徐向前准备和提出的。主要内容是：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标，夺取甘南的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川陕甘根据地。
徐向前提出川陕甘计划的着眼点在于：第一，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该部虽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的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四川军阀是被红军打怕了的，西北军对红军敬而远之，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他们很可能袖手旁观。而消灭胡宗南部，正是粉碎蒋介石“川陕会剿”计划的重要一着棋。第二，文、武、成、康地区位于汉水和白龙江流域，人口不少，也较富庶，利于红军解决物资和兵员问题，摆脱眼前的困难。第三，依托老区，向川陕甘边发展，进退自如，回旋余地大，不致造成无后方作战的危险。
会上，徐向前充满信心地说：“我看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们集中3个军以上的精锐部队突然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搞掉胡宗南，我们的武器弹药就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兵员问题、粮食问题也好解决，对付敌人新的‘会剿’就好得多了。”
会上，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均认为徐向前的分析判断正确，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计划，表示赞同。会后，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整训。准备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的领导，实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航道。会后，中央红军向川黔边的赤水河进军，拟从泸州至宜宾一带渡江北上，向川西北转移。
这时，胡宗南的丁德隆旅刚奉令入川，进据广元、昭化，另有两团抵三磊坝、羊模坝一线，以固广、昭侧背，一个团开进川陕边的阳平关，遥为策应。红四方面军总部为实现“川陕甘计划”，粉碎蒋介石的“会剿”，决定趁胡宗南部刚刚入川，立足未稳，先取广昭，后击甘南。1月22日，徐向前率军发起广昭战役，以一部兵力逼近嘉陵江东岸的广元，而以主力11个团连夜涉水渡江，向敌侧背三磊坝、羊模坝地带出击，切断两城敌军的联系，完成了对广元、昭化的包围。24日开始攻城，但因敌军凭坚固守，红军久攻难克，胡宗南又不出兵来援，吸打援敌的计划难以实现，相持下去十分不利。
2月初，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撤围回师，另图发展。
正当徐向前指挥广昭战役之际，中央红军已离开遵义，向赤水城前进。1月22日，中共中央及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要求四方面军积极策应。电称：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人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的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锡侯部将南调，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不言而喻，这提出了一个牵动全局的行动方针问题。
2月初，徐向前率军从广元、昭化回川陕苏区后，出席了方面军总部在旺苍坝召开的会议，讨论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问题。这时，中央红军因在赤水城和土城受阻，一渡赤水，改道向古蔺、叙永前进。会上，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找不出立即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好办法来。原因有三：一是苍溪、阆中、南部一带处嘉陵江中游，江阔水深，对岸沿江及纵深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