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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法国和瑞士都不能使他得到安宁，伏尔泰便觉得，最好站在两国中间，一只脚伸在瑞士，一只脚伸在法国，或者干脆就有四只脚。在瑞士内瓦湖畔有两座宅邸，在两国边界上再有两座，那么一旦哪边有什么风险，就可以立即逃跑，等待风声平息。刚好这时在靠近日内瓦的法国边境有两块田地出售，一处是多奈伯爵的封地，连着一切贵族的特权出让，还有一处是法尔奈庄园。伏尔泰这时早攒下大笔的财产，他把两处产业同时买下了。这样，他的三窟就布置起来了。“我左脚踏在于拉峰上， 右脚踏在阿尔卑斯山巅，阵地的前面是日内瓦湖。一座美丽的宫殿在法国边境，一座隐居的精舍在日内瓦，一个舒适的住宅在洛桑，从这一窟到那一窟，我终于幸免君王及其军队的搜索了吧！” 这位老人在安排好这一切后，终于满足地感叹了。
十五 卡拉事件
伏尔泰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反对宗教、反对教会，反对宗教狂热、宗教迫害。他几乎是多年来教会最难对付的敌手。伏尔泰不仅在言词上反对宗教狂热，而且在行动上坚决抵抗；不仅自己站起来抵制宗教狂热，而且号召一切社会进步力量同宗教作斗争。伏尔泰是教会不共戴天的仇敌。在伏尔泰看来，基督教就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话”。 的基础之上，是“最卑鄙的混蛋作出的各种最卑鄙的欺骗”的产物。宗教迷信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大敌，蒙昧主义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他认为，全部教会史是充满迫害、抢劫、谋杀等罪行的历史，是教会僧侣煽动宗教狂热和宗教偏见的罪恶史。他说 ：“自从圣处女的儿子死后，恐怕没有一天没有人不因他而被杀。” 的确，在基督教产生之后，千百万人遭到宗教的迫害死亡或流离失所。伏尔泰对这些人充满同情。他运用各种方式与教会和宗教狂热作斗争，用他手中的笔，向人民灌输对教会和宗教偏见的仇恨，宣扬理性、科学、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思想，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他还利用现实事件，抓住正在发生的宗教罪恶，揭露宗教的反动性，抨击教会和僧侣的罪行，平反冤案，解救那些受到宗教迫害的人们。
１７６１年１１月１３日， 在土鲁斯城， 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宗教迫害事件。一家绸布店的店主让卡拉，是一位胡格诺教徒。他为人和善、宽容，有六个子女，均已成年。大儿子叫马克安东尼。卡拉夫人出身在贵族，颇善于治家及教养子女。马克安东尼这年２９岁，性情抑郁。这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一位天主教徒，曾劝说马克安东尼和弟弟皮埃尔改信天主教。卡拉一家热情招待客人，没有发现儿子的异常表现。马克安东尼在大家都在吃饭时，独自到了厨房。女仆让娜对于他的突然出现很感惊讶，询问他出了什么事，是否受了凉，要不要来烤烤火。马克安东尼只说了一句“我热死了”， 便离开了厨房。
饭后，卡拉夫人让皮埃尔下楼送客。皮埃尔走到楼下，惊奇地发现门敞开着。他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便点上蜡烛。烛光下，眼前的景象令他惊呆了： 安东尼吊在门框上。他的惊呼把全家人都引了过来。大家一齐放下安东尼，并请来了医生。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安东尼已经死了。
卡拉一家开始还以为儿子是被谋杀的，及至他们确信是自杀时，所想到的就是要瞒住安东尼自杀这件事。因为天主教的教义是不允许自杀的。但是，这时已有不少人闻讯赶来。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是让卡拉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因为安东尼改信了天主教。其实这种流言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然而却被教会当成了真情。因为有的狂热的天主教徒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诬蔑说，马克安东尼是被他的父母杀死的，因为他最近改信了天主教，明天就要声明脱离胡格诺教，而按照胡格诺教的传统，做家长的宁愿置儿子于死地，也不愿他改教。这种说法如此荒谬，然而听起来却象真的一样。于是警察被召来，逮捕了卡拉一家及他的客人。
其实胡格诺教并没有禁止改教的规定和传统，并且熟悉卡拉一家的人都知道，让卡拉是一个慈爱、宽容的父亲，对子女的信仰并不加以干涉。就在这件事发生不久前，他们的一个儿子因受女仆让娜的劝说，改信了天主教，让卡拉也并没有加以责备，甚至仍旧将女仆让娜留在家中。信仰天主教的女仆让娜也为主人辩护，一个老人怎么能制服一个年富力强的青年而把他缢死呢？要么就得这样推论，全家人，包括来访的客人，都是共谋杀害马克安东尼的凶手。但这怎么可能呢 ？ 父母兄弟联合起来谋害一个嫡亲的骨肉，谁能置信呢？就连安东尼死前要改教的说法，也是没有证据的。
但就是这样荒谬的事情，被教会拿来当作耀武扬威的事例。他把马克安东尼宣布为神圣的殉道者，并且将尸体抬到教堂，念念有词地说，神灵将使尸体复活。这当然是自欺欺人。天主教是禁止自杀的，可这个违反天主教禁令而自杀的人，却得到教会的百般推崇。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教会为真正的殉道者举行的仪式都没有这么壮观，教堂中悬挂着一副向外科医生借来的骷髅，一只手握着棕榈叶，这是殉道的标志；另一只手握着据说是他签署放弃异端声明的那支笔，作为他被谋杀的证据。
案件被提交土鲁斯高级法院审理。检查官迪库觉得，一个头发花白、年近古稀的老人卡拉，怎么能吊死一年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呢？于是他勇敢地出庭，为卡拉辩护。可他却被宣布停职三个月。律师续德尔陈述了事实真相，却被法官斥为无能。案子落到这样一位狂妄好事的法官手里，卡拉一家全被拘禁起来，法院一不容申辩，二不作现场调查，最后的八票对五票通过，父亲被判处车裂的死刑，儿子皮埃尔被判充军，其他的人被宣告无罪。这样的判决真是残酷而又荒谬，因为要么是全家人共谋，都应判有罪，要么是全家人都是无辜。卡拉老人从始至终也未承认自己有罪，当法官询问他与何人共谋的时候，他老是回答说 ：“唉，既然没有犯罪，哪里来的共谋？”
１７６２年３月１１日，善良的老卡拉在土鲁斯广场被车裂处死。 在临刑前， 卡拉对他身旁的神父说 ：“我无辜而死，耶稣基督简直是无辜的代名词，他自愿受比我更残酷的极刑。我对我的生命毫无遗憾，因为我希望这场结局会引我去享受永恒的幸福。我哀怜我的妻与子，但对于那个我为了礼貌而留他晚餐的客人，我尤其觉得遗憾。在场的旧教教士们都相信他是无罪的，说他虽然是新教徒，但他的死与殉道者的受难完全一样。
伏尔泰刚刚听到这个故事时，以为卡拉真的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不由地痛恨这个胡格诺教徒，认为他比亚伯拉罕还要坏，因为亚伯拉罕是奉神之命准备杀死自己的儿子，而卡拉是主动这么做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典型事例，留心着这件事的发展。可是随着他得知的消息越来越多，他也越发地对整件事情发生疑问。无论是卡拉杀死自己的儿子，还是法院对卡拉的判决有误，最终得出的结论，这都是宗教狂热的可怕后果。于是，伏尔泰决定弄清事实真相，为无辜的人伸张正义。他在给达兰贝尔的信中说 ：“为了热爱上帝，请您尽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究竟是狂热引导一个父亲吊死了自己的儿子，还是狂热使八个法官把一个无辜处于车刑。”
伏尔泰经过多方调查，了解到让卡拉是无辜的。马克安东尼改信天主教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那不过是天主教的狂热分子捏造的莫须有的罪行。６０多岁的老人根本无法吊死年轻力壮的儿子，并且父亲决没有干涉子女的信仰问题。马克安东尼自杀的真正原因是选择职业上的烦恼。让卡拉是无辜的，这样的悲剧之所以发生，是宗教和法律制度的缺陷造成的，一方面是法官的宗教狂热，一方面是秘密审判，这两个方面的错误导致了卡拉无辜的死亡。
伏尔泰一旦了解了真相，就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力沉默，他必须站出来为无辜伸冤。因此他一面救助让卡拉的遗属，一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关系、金钱以及自己手中的笔，与他愤恨的宗教狂热进行斗争。卡拉的两个儿子逃到了瑞士，女儿被送进了修道院，只有卡拉夫人一人“孤零零地留在广袤的世界上，没有面包，没有希望，悲惨的结局使她极度忧郁”。 有人劝她去巴黎向国王申诉，而这个可怜的女人的父母当初正是因为宗教信仰而从巴黎逃走，在她的想象中，巴黎比土鲁斯人还要可怕。但是为丈夫报仇的责任使她克服了恐惧。她去往巴黎，一路上饥寒交迫，到达巴黎时，她几乎要死了。幸运的是，她在那里得到了伏尔泰朋友的同情和帮助。
伏尔泰开始发起为卡拉昭雪的活动。他给许多地位较高的朋友写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希望，以获得他们对他的支持。他组织了一个辩护委员会，其中包括巴黎高等法院最著名的律师。卡拉夫人还得到法国各界人士和欧洲许多国家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这正是伏尔泰所希望的 ：“在法庭判决之前很久，公共舆论已经对这个案件做出判决。”
在其后的４年中，伏尔泰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将为卡拉一家伸冤当作他的一件大事。他说动了旭阿素公爵、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和凯塞琳女皇为之声援。１７６３年２月３日，伏尔泰亲自写了上诉书，作出“我敢肯定这一家人无辜”的结论，并坚决要求当地议会和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审讯。为了这件工作，伏尔泰花费了很多的心机。他认为，为卡拉进行的辩护不应搞成对土鲁斯法官的控诉，不要指责土鲁斯的法官，只能说他们是执行法律，卡拉被判有罪，而证据却不充分确凿。虽然法官有很大责任，但这样做就可以避免直接与法官对抗，比较易于与巴黎高等法院结成统一战线。但事实上，虽然伏尔泰想的很周到，却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卡拉案推翻就等于是公开指责土鲁斯法院的法官。因此，伏尔泰的这项工作很难进行，有些狂热教徒甚至主张，与其让八位法官承认错误，修改判决，不如宁可车裂一个无辜的加尔文教徒。另外更有甚者，有人提出，因为法官人数多于卡拉一家的人数，因而卡拉一家应当为保全法官的荣誉而牺牲。对此，伏尔泰愤怒地指出 ：“他们有没有想过，法官的荣誉和别人一样，在于补救自己的过失。”
伏尔泰下定决心，至死不放弃为卡拉伸冤的事业。在伏尔泰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们的努力下，巴黎高等法院终于复审了卡拉案件。１７６３年３月７日，凡尔塞宫举行国务会议，全体大臣出席了会议，一个法官以公正的态度作了卡拉案件的报告，会议最后作出决议；对土鲁斯法院提出抗诉，责令它呈送审判过程的全部文件，并且要说明判处让卡拉的理由。国王表示赞同这一决议。
在为卡拉一家申冤报仇而四处活动的同时，伏尔泰也在进行《论宽容》的写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概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