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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以利亚和以利沙到阿摩司
当北国以色列的暗利—亚哈王朝时代（公元前887～854年），在亚哈王与其异国王后耶洗别的残暴统治下，其在政治上，宗教上的倒行逆施，使得坚持耶和华信仰，主张廉洁政治的师徒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应时而出。以利亚先知不避危险与拜异教巴力的先知进行反复的斗争（《列王纪上》第18章）。以利亚先知培养出来的学生以利沙先知，继承以利亚的工作，他立意推翻多行无道的暗利—亚哈王朝，支持新耶户王朝的建立。他在旧王朝中物色了掌握兵权的耶户将军，鼓动他发动军事政变而推翻了亚哈的王朝，并斩尽杀绝旧王朝家族并清除耶洗别所引进的异教势力。公元前八世纪六十年代，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当权的年代，出现了社会贫富的显著两极分化和伦理道德沦丧的败坏现象，宗教上则表现注重仪礼，徒有虚伪的形式。这时原以牧羊为职业的阿摩司出现于繁华一时而罪恶充斥的伯特利，他面对当权的宗教祭司慷慨陈词，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人，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阿摩司书》7：14～15）阿摩司先知无畏地抨击耶罗波安的国家政策，暴露社会的真实情况，说富豪“舒身躺卧在象牙床上，吃羊羔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而穷人却为一双鞋被卖为奴，“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阿摩司书》2：6～7；6：4～5）。此时的耶和华的宗教变成只注重仪式礼仪和形式，弃绝公平与社会正义。阿摩司作为耶和华神的代言人庄严宣布：“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1～24）阿摩司先知以他的公平与公义的主张因而闻名于世，被称为是“公义的先知”。
三、何西阿先知
何西阿是和阿摩司同时代的先知（公元前750～735之间进行工作），他所宣扬的是上帝始终不渝的爱。何西阿先知以自己家庭夫妻的悲剧来扮演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和教训：先知的妻子歌篾生有三个儿女，但她却另有所欢逐渐堕落为娼，离他而去。虽然如此，先知何西阿仍不忘情，仍不改初衷而爱着她，后来竟愿出赎价把她从堕落深坑挽救回来。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目的在引出一个“不渝的爱”的教训，这就是：以色列人本来忠贞爱神。但以后却背弃耶和华而去敬拜异神，正如妇人不贞堕落一样，但耶和华仍不抛弃他们，仍期待他们一朝改悔，耶和华以赎价把他们赎救回来。何西阿先知就是以此生动的例证把神人之爱比作夫妻之爱。这种比喻所代表的观念，以后延伸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保罗就是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比作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教会被比作是基督的新妇（见《新约·以弗所书》5：22～25）。何西阿先知教训的中心是强调上帝慈爱的属性，“慈爱”一词，希伯来文读作“哈赛德”（hasad）、它的含义不是指世人之间的爱，而是包含着慈爱母亲对婴儿的爱怜与照拂，是一种极纯洁的爱，它包含着一种怜恤、良善与虔诚的素质。上帝喜爱人都具有这种素质，他喜爱这种素质甚于献给他的许多祭物。因此在《何西阿书》6：6说：“我（耶和华）喜爱良善，不喜悦祭把。”“良善”一词原文即“哈赛德”，而“良善”一语尚不足表达“哈赛德”较深的内涵。圣经底注为“良善”亦可译为“怜恤”，实则亦可译为“慈爱”，即如上帝爱世人的那种“不渝的爱”。何西阿先知故亦被称为“爱的先知”。
四、以赛亚和弥迦先知
公元前八世纪出现的第一位大先知是以赛亚（公元前740～701年作先知）。以赛亚出身王族，他与南国乌西雅王是堂兄弟。乌西雅王在其长达四十年的当政期间，在内政外交、军事与农业建设上颇有建树。在宗教上虽还没有根绝异神的影响，但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使耶和华的宗教在国中居主导地位。乌西雅王在公元前740年去世，就在这同一年，以赛亚感悟自己身上负有的使命，他开始了持续近四十年的先知活动，他以耶和华神代言人的身份宣布上帝对会罪恶的严厉谴责。以赛亚对南国犹大哈斯王亲亚述的路线持强烈反对态度，亚哈斯王为讨好亚述王而大兴亚述异教的举动使先知痛心疾首。以赛亚先知的主张是上帝的圣洁。“圣洁”既包括宗教上的虔诚，诚实无伪，也包括人间伦理道德的善行与清洁无疵。以赛亚先知主张人们不仅要弃绝恶行，自我圣洁，圣洁的具体行动还应寻求公平的行为，为孤苦无告的人伸冤辨屈。先知的一句名言为：“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耶和华）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以赛亚书》1： 16～17）。以赛亚先知以主张“圣洁”著称，故亦被称为“圣洁的先知”。
公元前八世纪的第四位先知是弥迦（公元前725～690年间工作）。弥迦先知出身于耶路撒冷西南迦特附近的山区，和以赛亚先知虽是同时代的人，但他们两人的社会地位悬殊，也不能证明他们两人曾经见过面，但两位先知的言论与所发布的信息，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特别对社会罪恶的谴责和对贪官富豪的揭露和谴责，许多言词犹如出自一人之口。例如《以赛亚书》5：8～12与《弥迦书》2：1～5，即为明显的例子。此外，以赛亚和弥迦两位先知对于世界未来的和平前景，充满了坚定的信心与美丽的远象，我们都预言，在未来的世界里，人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2：2～4和（弥迦书》4：1～5），这是旧约圣经中歌颂世界和平的脍炙人口的诗句。
弥迦先知和阿摩司、何西阿、以赛亚三位先知一样，强烈反对空具仪式的献祭就能够赎罪，就能够博得上帝的欢心。他尖锐指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么？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么？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么？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么？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弥迦书》6：6～8）弥迦先知在此并没有个人独特的主张，他综合阿摩司先知的公义，何西阿先知的慈爱、怜悯，与以赛亚先知的圣洁、谦卑的心的教训，指出上帝眼中的善和对世人的要求，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公元前十世纪开始的南北分国时期里，从以利亚、以利沙两位先知，以至公元前八世纪留有书卷的四位著名先知，他们最大的贡献都在于确立了独尊耶和华一神的信仰，坚决毫不妥协地与异族神的崇拜与习俗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进而昭示这位独一神所有的重要属性，这位独一上帝不是早期所表现的是复仇、惩罚、嫉妒的神，而是满有慈爱、怜悯、良善、信实、公义、和平的神。具有这些基本属性的神，他对世人的行为与伦理道德的要求也自然是这些属性的体现，就是回到弥迦先知所综合的结论上来，即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弥迦书》6：8）。
第六章 被掳时期（The Exilic Period）
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亡于新巴比伦，耶路撒冷城、所罗门圣殿被毁，国中的精华与上层人士被掳去巴比伦异邦，进入巴比伦囚虏时期，这个时期持续近半个世纪。公元前538年，波斯古列王（Cyrus元前590～529年，亦称居鲁士王）兴起，释放犹大被掳的人归回巴勒斯坦。公元前586～538年，这一段时间称为被掳时期。
第一节 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人
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犹大国家灭亡，巴比伦征服者将犹大国的官员、上层人士、技术人员掳去巴比伦，这是主要的一部分。但事实上不可能全部被掳走，剩下的一部份贫穷老弱，留下看守田园，“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列王纪下》25：12），另外还有一部份流亡于邻邦埃及，接着流散到地中海沿岸各地。
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人属于国家中的上层分子、工匠、技工、手艺人等，闻名的以西结先知也在被掳的人群中。新巴比伦王对待犹大俘虏远比以前的亚述王宽容得多，如北国以色列灭亡后，亚述王撒珥根二世将北国居民掳去亚述后，被强制分散各地，化整为零，终于使北国以色列人逐渐与异族人同化，久而久之，成为“丢失的十个支派”。这次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人从若干资料上可以证明，他们仍可以聚居一地，享有一定的自由，并保留相当程度的民族习俗与特点。根据《以西结书》第一章的记载，以西结先知本人和一部分被掳者被安置在巴比伦的迦巴鲁河边。该聚居点称为“提勒亚毕”（Tel…Abib）“提勒”希伯来文为“土丘”或“小山岗”，即被掳犹大人的聚居点。除《以西结书》3：15提到此“亚毕山岗”外，《以斯拉记》中也提到被掳百姓聚居点的地名，如“特米拉”（Tel…melah）、“特哈萨”（Tel一harsha）等（《以斯拉记》2：59）。此处地名译文的“特”，与《以西结书》3：15的“提勒”在原文都是“Tel〃，指“土丘”或“小山岗”。由此可知，被掳之民在巴比伦都有众多的“提勒”或“特”某某的大小民族聚居点。这种聚居点成为他们生活与崇拜既分散又相对集居的中心。
被掳之民在巴比伦异乡的初期情况，虽然圣经中没有很多的记载，但仅从《诗篇》第137篇这篇反映被掳时期的诗章中，就可以看出被掳之民在异乡内心的痛苦和对敌人的仇恨情绪。他们对耶路撒冷的爱恋与对巴比伦人、以东人的憎恶，形成了很鲜明的感情对比。这篇《诗篇》一开头写道：“我们曾在巴比他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诗歌的作者肯定属于一个身历其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