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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光逮个正着。无路可逃的她微微一笑，脸上挂起了两片鲜艳的红潮。我起身向她走去，我要请她跳一曲。
她很快不见了，我追出门口，追下楼，前后左右细看一遍，连她的影子都没有。再看食堂二楼，舞厅现在放的是一曲迪斯科，疯狂变幻的音乐和灯光，穿透寂静的夜色，消失在很远的地方。是否有一点歇斯第里呢？我感到很累，不想再回舞厅了，便很快走回寝室，随便洗一洗，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一上班，王霞就问我，“昨晚怎么走那么早？”
我说：“我感到有点累，就回去睡觉了。”
她说：“这样啊，我还以为谁把你给拐跑了呢。”
我一笑，反问：“谁会拐我这个大男人？”
她也一笑，说：“难说。不过我估计这样想的人不会少。”
我说：“是吗，那我可感到太幸福啦！”
她又说：“不跟你开玩笑了，说正经的，与张红梅的事情怎么样？”
我想起昨晚的情景，笑一笑，说：“我昨晚想请她跳舞，谁知道她跑的比兔子还快。”
她说：“你千万不要误会，她这个人很腼腆，从小父母管得又严，没怎么玩过，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我说：“不是已经跳了差不多一个月舞了吗？”
她说：“那不同，那是工作，跟上班开车床差不多，只是轻松一点而已。”
我摇摇头，说：“太奇怪了，我搞不明白。”
她说：“慢慢你就会明白的。”
说完王霞就去更衣室换衣服，我则继续坐在连椅上看我的书。
我觉得我的车工实习任务已经完成了，前两天我去找姚主任调换工种，他问我，“你车了几个零件？”
我说：“两个。”
他听后哈哈大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同办公室的黄副主任和文书都附和着笑。笑毕，他说：“车了两个零件就出师，真比车个零件还快啊！”说毕，姚主任看看黄副主任和文书，三个人又接着哈哈大笑。
我说：“我只是实习车工的加工方法，并不一定要学会开车床。”
他说：“不会开车床，怎么知道加工方法？”
真是对牛弹琴！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姚主任。
黄副主任停住笑，打圆场说：“好啦，你先去上班，我们研究一下再说。”
我退出来，心想，摆什么官僚驾子，半年（顶多一年）以后我还不在你这儿干哩，我又不是真的车工，求你给换工种！
此事当天就传遍了三十六车间，第二天已基本上传遍了全厂。大家在笑我的同时，连王霞也笑了。因为不知道的人在相互介绍闹笑话的我时，就说三十六车间王霞的那个徒弟。不过，王霞倒没有因此生气，反而去替我跟大家争辩。
看她有时间愤愤不平的样子，我就劝她，“我都不生气，你生的倒是那门子气呀？你有几张嘴，你怎么能讲得过大家？”
我又说：“我只是想在短时间内多了解一点东西，想不到搞出这么无聊的事情。还连累了师傅您。”
王霞被我最后一句话逗笑了，说：“想想也没啥，厂里也难得有点事情搅和一下。”
从此以后，我也懒得再去理换工种的事情。爱换不换的！其实，我还乐得继续跟着美丽的王霞师傅“学艺”。上班之后，王霞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我就干一下；没有的话，我就整天坐在连椅上看我的书，多美的事呀。
看了一会儿书，有点累，站起来活动活动。看见王霞正在车一个螺栓，我走过去，一直看着她完成。我突然想起来，问她：“昨晚刘向病了，要紧吗？”
她说：“他是心里有病。”
我奇怪，继续问：“倒底怎么回事？”
她说：“他是不想让我去跳舞，所以故意打岔。”
我恍然大悟，说：“那你后来还是去跳舞，不怕他生气？”
她气哼哼地说：“爱生不生的，我现在还没嫁给他呢！”
我劝她，说：“你们既然相处了这么久，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而且看得出刘向是非常喜欢你的，家里父母也满意，这叫天时地利人和，就应该好好珍惜才是。”
她说：“我觉得跟他越谈越没劲。他这个人太土，又心胸狭窄。”
我说：“也许是他太喜欢你了；也许是你太美丽了；也许是他怕一不小心你会飞到别处去了。”
她带点羞涩地笑着说：“你快别也许也许的了！”
我接着说：“也许已经没有也——许——”
她噗哧一下笑了，我也跟着笑。我觉得这样上班挺开心的，比下班时间好过多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你以前在学校谈过对象吗？”
我想起了杨梅，说：“这个问题暂时还保密。”
第五章
7
自团委的舞厅开办以来，场场爆满，不跳舞的人是跳舞的人的两三倍，而且有大批的小孩穿梭其间，搞得跳舞的人根本没办法再跳。后经研究，决定卖票，票价五角。自实行之日起，看热闹的大人小孩就不再进场了。舞厅一下子纯净了不少。就像预期的那样，厂里很快刮起了跳舞风：先是青年人积极投入，接着是中年人和部分老年人。厂工会抓住机会，也在福利大楼三楼开了个舞厅，面积比食堂二楼还大，装修和音响设备也比团委的好。因此，两家舞厅便有一点暗暗较劲的味道。后经协调，福利大楼的舞厅一、三、五开，团委的舞厅二、四、六开，关系才算理顺。这样一来，职工们只要自己愿意，夜夜都可以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
接连跳了一个多月的舞，我一下子对跳舞失去了兴趣。夜夜在那些高高矮矮，或端庄秀丽，或相貌平平；或拘谨怕羞，或自信开朗的姑娘们面前颠来颠去的家伙是谁呀？尤其是不知羞耻地插在人家王霞与刘向之间（尽管我自己不这样认为，但在大家的眼里却早已是这样的）想干吗啊？我看到了我的无聊和多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再说，这一切难道对我会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因此，我开始闭门思过。
第一个闪进我脑海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跑到这个山沟里来？我承认这是一个老问题，不光当初杨梅多次问过我，我自己也曾多次问过我自己。其实答案早在我心中，只不过太过私人化，且含有浓厚的梦想色彩，不便拿出来示人。但在这沉闷寂静的秋夜，坚守在寝室的我确实找不到一件足以锁定我的心事，以抵抗舞厅激动人心的旋律的诱惑的事情。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将自己到这个山沟里来的原因理一理，以便为眼下的生活找到起点或者说目标。
原因之一：我记得大一的第二学期，我与杨梅刚认识不久，一天晚上我去她寝室找她玩。她们寝室的同学在与我礼节性的打过招呼后，先后都离开了寝室。我们很自然地谈起了当时非常火爆的几位青年诗人的作品，和一些道听途说得来的他们的生平事迹。后来又谈到了我们正在筹办的刊物。当我们谈起对于未来的设计时，杨梅说她的未来最好是生活在一个有山有水的村子里，房子是木板做的，里面有许多喜欢的书籍，平时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读书、写作。每到黄昏时候，就与心爱的人一起带着孩子去田野里散步。为了使我更深地体会到她所描述的未来生活，她还向我讲述了现代散文名篇《白马湖的冬》所描述的情景。这篇散文我有幸在此之前拜读过，它描述的是“我”与夫人及孩子们在冬天的白马湖畔读书、写作的情景。因了《白马湖的冬》，我对杨梅所描述的未来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地联想。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当时杨梅说话时的陶醉神情，和我们因相互能够理解而生的激动场面。回想起来，我可能就是从那晚开始爱上杨梅的，并将她所描述的未来当作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甚至于海誓山盟的“诺言”。以至于毕业前夕，当杨梅拼命要留在西安时，我却很大气地想去山沟里的三线厂。我觉得杨梅的行为已经背叛了当年的“诺言”，我的坚持既是对“诺言”的遵守，也是对她的嘲弄；在我的心里，当时已将山沟里的三线厂当作了梦想中的“白马湖”。
原因之二：我的一位中学校友，硕士研究生，在西安某研究院工作了七年，还在挤集体宿舍。因为既没房子，又没有钱，加上来自农村，所以一直在对象一直都没对上象。这件事情使我充分地认识到，城市是别人的。城市的生存空间很小，一个房子就让你想十年八年的，也真够无聊的。我可不想那么死脑筋的在城里干熬几十年。
原因之三：去山沟里的三线厂，一开始工资就可以拿到一百四十六块，再加点奖金什么的，总收入是城里的两倍左右。我承认这可能是我下定决心的主要原因。我已经穷怕了，在这之前，我已深刻地理解了钱的重要性。记得刚进大学不久，我去买牙刷，当时搜遍所有的口袋才找到一毛八分钱。我怀着强烈地侥幸走了三站路，去到西安交大家属区的百货商场。一位漂亮的柜台小姐跟着我问买什么买什么，而我只是不断地吱唔着看所有的牙刷标价，最便宜的是两毛钱。当时的羞愧和尴尬令我面红耳赤，落慌而逃。回校的路上以及以后的很多时间，我都在想那两分钱的事情——
我正在用心良苦地要将自己整理一番，突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把记录的纸笺压在枕头下面，去打开门。原来是王霞和张红梅。
我把门开大一点，说：“请进。”
她们走进来，坐在我对面的空床边上。王霞问我，“为什么不去跳舞？一个人呆在屋里不难受？”
我说：“跳了这么长时间的舞，实在太累了，我需要休息一下。”
王霞说：“没听说跳舞还累人的，你不会是有什么事吧？”
我说：“不是身累，是心累。”
王霞和张红梅同时愣了一下，一齐用迷惑的眼光看着我。我笑一笑，又说：“再说啦，我会有什么事呢。”
王霞缓过劲来后，说：“没事就好，我们去跳舞吧。”
说完她已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着舞步，东看看西瞧瞧，很随意快乐的样子。
我看看张红梅，她也看看我，说：“没事去跳吧，一个人闲呆着，也怪闷的。”
我问她：“你敢跟我跳舞？”
王霞接口说：“你以为还是一个多月前吗？现在厂里凡是能走路的整天都在想着跳舞。以前是跳舞的怪，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厂里人看不过眼；现在是不跳舞才怪，没准是有什么毛病。”
我笑说：“是吗？这么说我已经是有什么毛病了。”
王霞大笑，忙说：“SORRY！SORRY！我可不是说你啊。”
一走进舞厅，王霞就消失了。张红梅一直跟着我。张红梅的舞确实已有很大提高，给我的感觉是非常轻松柔和，而且是有备而来，周身散发着女性特有的馨香。舞厅里也已有些不同，有人公然在跳贴面舞。我将嘴凑在张红梅耳边问她，说：“你跳过贴面舞吗？”
张红梅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低着头，过了半天，才说：“怎么会呢。”
看着张红梅窘迫的样子，我有些后悔问了她那么一个容易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