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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颤-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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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里以种种手段和他妻子较劲,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懊丧。两人一闹矛盾,他就拿妻子“不贞洁”说事,使妻子长年被套在一个无形的锁链中遭受精神折磨,结果导致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处女膜至上”的观念扭曲了许多人的心态,已经是一种“文化”,弥漫在中国人心头。然而,这既没有任何科学根据,也没有任何宗教的神圣。按说科学发达了,人们已经知道在女性生殖器官中,处女膜只是未婚女性阴道口上的一层不完全封闭的黏膜,除了性交,剧烈运动或意外的身体碰撞都可能导致破裂。可是,庸俗的观念顽固地看重处女膜,这不仅是褊狭和自私,而且是愚蠢和反智。问题在于,不光是老年人,甚至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身上也冥顽不化,可见中国一些亘久绵延的传统思维,靠口口相传,靠潜移默化,已经成了“文化基因”。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2)



文化基因,当然和遗传基因不同。“处女膜至上”的心态,是不是人性当中固有的?就连今天的年轻人也继承了这种观念,是不是应当从弗洛伊德所说的人性潜意识中找原因?非也!在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或无意识,恰恰是性欲,是我禁忌的性本能,禁忌是后天的。“处女膜至上”是一种扭曲变态的禁忌,而绝不是性欲本能,只能是文化和观念的问题。中国的“中世纪”尤其漫长,社会对贞操的要求十分严苛。这种性文化,已远远脱离了人的本性,愈演愈烈地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没有刀枪剑戟,没有炮火硝烟,然而女性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却不亚于战争的牺牲品。为了换取一块“清白”的门帘,逃避一种“耻辱”的印记,她们不但逆来顺受,甚至是自觉自愿地摧残鲜艳的躯体,奉献青春的岁月,以至于用无边无际的压抑,用血泪和生命来维护这种捆绑自己的锁链。
所谓贞节、贞操,在开始,并不是那么绝对。秦始皇的母亲原来是秦国宰相吕不韦的侍妾,后来,吕不韦把她献给秦始皇的父亲秦王。甚至有野史认为,当时其母已有孕在身,也就是说,秦始皇实际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不管野史的传说准确与否,这件事起码说明,当时对女性所谓贞操的要求并非像后来那样苛刻。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后来,吕不韦把自己绝非处女的小老婆献给皇帝,绝对是犯了欺君之罪,至少要被砍头,甚至可能祸及全家、被灭九族。
随着集权统治的强化,皇权、父权、夫权步步走向绝对化,纲常礼教日臻强大严密。这一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节操,也在不断升级,直到宋朝、明朝,发展到了极致,内容包罗万象,形式繁冗庞杂。
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以权力为中心,这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个枢纽。顺便说一句,这其实也是解读今天中国许多危机潜伏、悖论纠缠的枢纽。所谓君臣父子,所谓夫为妻纲,所谓“夫死从子”,这些纲常礼教虽然在孔孟“原教旨”中就有,但大致从汉代以后意识形态化,演绎成专门维护皇权专制的政治文化。父权也好、夫权也好、男权也好,从微观和现象上看是有的,甚至还挺严重,但是从宏观上看,从实质上看,其实都是依附于、服务于、受制于皇权、政权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问题,就很难穿透历史和现实的迷雾。比如,一个男性的农民和一个女性的妃子相比,谁更有地位?男性的文臣武将见了武则天不也得跪拜?大清时哪个“男子汉大丈夫”敢冒犯老佛爷的淫威?再说父权,儿子当了高官,当爹的再也威风不起来。“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牺牲的都是孝。
进一步而言,今天社会尽管经济高速发展,但观念变革严重滞后。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争论中,总是有一种将传统文化“整体看待”的思维误区。整体有整体的优势,分析有分析的优势,绝不能以整体思维的优势取代分析思维的优势。该分析时必须分析,没有分析思维的“整体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取消思维。比如,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分析。今天,贞节观、贞操观有着巨大的文化心理基础,这显然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而这绝不是什么精华。可悲的是,竟然有人对此也进行了粉饰,硬是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
女性的贞节有三点至关重要:其一,嫁人时必须是处女;其二,平时要严守男女之防,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其三,就是要从一而终,而且还包括丈夫死后的“从一而终”。贞节发展到节烈,就要“赴死”。其实,活着的也生不如死。
其中,“处女”问题其实是基础。就是说,女人的贞节、贞操,要以“贞洁”为基础。如果对整个贞节观和贞节道德体系问一个为什么,回答是女人隶属于男人。所谓贞节,根本不是一个“人权”概念,而是一个“物权”概念。注意一下,奴才、奴隶、奴婢等等,“奴”字都有一个女字旁。“才”针对使用而言,“隶”针对“属于”而言,“婢”针对卑贱低下而言。汉字的结构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发生学”意义上考察一定事物的视角,是有参考价值的。
当这种观念确立起来,并且为专制所强化的时候,本来是女性生殖器官之一的“处女膜”已经不再属于女人,在观念和心态上,在支配和主宰人的行为的意识中,处女膜已经被让渡给了男性,已经被男性所霸占和垄断。用“见红”来检验女人对男人隶属关系,来检验男人对“物”的占有与得到,来判别这个“物”是“新的”还是“旧的”,来分辨对“物”是否“初使”或“初占”。如果说太监是将男性的生殖器官戕害阉割而完成驯化、隶属的非人化,女性“见红”检验就是通过将生殖器官抽出、实行观念垄断而完成非人化,两者是同样残酷的。因此,将属于女性的“处女膜”归还给女性,才谈得上女性向人性的回归。
一种观念被专制强权意识形态化,进而也被文化心态化,更重要的是成为支配和主宰人们心态与行为的实实在在的规则。其潜移默化的程度,可以从女性的“认同”来看,这也是十分可悲之处,那就是女性本身也成为这种观念的“认同”者,甚至是“自觉”的实施者和捍卫者。“见红”的“红”被称为“元红”、“新红”、“喜红”,备受赞颂和推崇,享有很高的地位。清末民初有一首俗曲“五更调”,唱的是“新出五更里,新人闹洞房”,唱出的恰恰是女性的心声: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3)



三更里明月来相照,
就好似狂风吹折嫩柳腰,
郎爱风流不顾奴年少,
忍痛含羞由他来颠倒。
弄出一点红,滴在白绫标,
不怕羞拿到灯前照。
新郎见喜红,心中名欢悦,
说奴是黄花闺女,
喜笑在眉梢。
不但新郎要验红,有时外面的男方家长和宾客们都要“眼见为实”地传看这块血迹斑斑的“白绫标”,那是新娘贞节的有力证据,众人交口赞叹,新郎因没有摊到“假冒伪劣”而扬眉吐气,新娘因自己是“合格产品”而自豪窃喜,的确称得上是“深入人心”。
文学作品中,即使是描写浪漫爱情的作品,也体现了高度“认同”。比如元人王实甫的《西厢记》里,张生在初夜事后因见落红而唱到“春罗元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而身价倍增,通过“资格考试”的莺莺说:“妾千金之躯,一旦去之,此皆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一点红,决定女子的身价、地位、命运、前途,如果不是“一枝红杏出墙来”,则“春色满园全关住”了。
这一点,与中世纪欧洲庄园主的“初夜权”有异曲同工之妙。封建领主(一般为贵族)领地内的所有农奴新婚时,都要把新娘交付领主首先“使用”。农奴的妻子看来必须是要失去“贞操”了。但与中国的“见红”的共同之处在于:女人仍然是男人的工具,否则怎么会发生“使用权”的转移呢?只不过在工具的使用权上按等级分配,领主依对农奴的占有权而享有使用其妻子的优先权。多么“贵重”的处女膜,多么低贱的女人。女性对扼杀自己的观念锁链予以“主动配合”,这的确是很悲惨、很令人痛心的一幕。问题在于,这样的偏见至今并没有绝迹。女性要想提高地位,就靠信奉贞节贞操,要想获得人的尊敬,就靠更严格地遵循这些扼杀、降低、残害自己人格尊严的信条,这是典型的“饮鸩止渴”。
女性贞节的第二个标志是男女授受不亲,也就是说,男女不得有任何肢体、肌肤的接触,甚至连衣服也碰不得。更有甚者,让男人看一眼也算一次“失节”。《烈女传》中,有一位贞节烈女,她的胳膊让男人拉了一下,她气愤不过,因为这胳膊已被男人弄脏了,不贞了,为了维护贞节,她把自己的胳膊砍下来。
就连女性最看重的容貌,在贞节面前也一钱不值。唐代名相房玄龄年轻时,有一次大病将死,他对妻子卢氏说:“你年少,不必守寡。”卢氏却哭着到他床前,挖出自己的一只眼睛,表白自己绝不再嫁。与当今女性的美容、整容相反,历史上多次出现自愿“丑容”、“毁容”的女性,当然是为了贞节。——“生命诚可贵,花容价更高;为了贞节故,二者皆可抛”。
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对“吃人”的道德法式进行了透彻的戳穿和批判。他说:“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这些话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今天依然振聋发聩,说明人们的观念和心态并没有发生本来应有的、更加彻底和实质的改变。
女性贞节最重要的,还要算从一而终这一条。女性的贞节,是从小就要树立的。从小就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里学习将来为人妇的道理和技能。嫁人时,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自己无权决定,嫁过去之后,要上侍公婆,服从丈夫,夫死守节,从一而终,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十六国之一的前凉王张天锡,有宠妾阎氏和薛氏。一天张重病卧床,自觉性命不长,对二妾道:“你们将何以报我?我死后,岂可再为他人妻?”二妾答:“你若不避讳谈死,妾请求殉死,供洒扫地下,誓无他志。”张天锡病危,二妾双双自刎。可是,张天锡的病却好了。
南朝梁时,有一个叫杜嶷的纳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妾。一天该女收到其父来信,正读时杜回来,妾羞以家事告杜,将信吞下。杜怀疑是情书,命令剖腹取信,信取出时,妾尚剩一口气。杜看完信,知道妾被冤枉,但妾已气断命绝。
隋朝有个崔姓妇女,十三岁时嫁给郑家,丈夫死时,崔氏年方二十,其父不忍看她年轻守寡,劝她再嫁,崔氏为表白绝不再嫁的决心,截了头发,割了耳朵,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让男人的倾慕和自己的欲念随着花容毁灭一起烟消云散。
到了宋朝,大倡贞烈之风到了荒诞地步。有人问宋朝理学家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该怎么办?程颢回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女性在这种宣传下,往往做出惨烈的牺牲以保贞节。
如果说为贞节而赴汤蹈火、自毁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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