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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与张荫桓见面
12月3日，应张荫桓之邀，我去他家里与他进行了会谈。他告诉我，广东的官吏在广州双门底教堂搜出了革命党人的文件，其中涉及到一个姓孙的。这对于目前教案问题的解决，将造成很大的障碍。我的回答是：与历史上儒生们的叛乱相比，革命党的叛乱并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并且，革命党对基督教造成的影响，也不比哥老会对儒教造成的影响大。听了我的话，他哈哈大笑。他还对我说，北京中国政府的衰弱，归因于恭亲王的体弱多病和翁同和对外国事务的茫昧无知。督察院的御史们权力很大，翁同和也怕他们。他们是朝廷手中的得力工具，其作用就是毁掉那些不受欢迎的官员。据张荫桓的意思，整个国家懂得外交事务的只有他和李鸿章（张荫桓曾任驻美公使）。外务部的所有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操持，其他人不过行尸走肉而已。 6．议政大臣刚毅 在我逗留北京的后期，2月2日那天，我如约去刚毅 自己的家中拜访他。他是满族人，62岁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那时他是山西巡抚，是那里最顽固的反对改革的官员。任何涉及到花钱的改革措施，都会被他立刻否决，他会说那是对钱的一种浪费，是劳民伤财。在山西，他同那些将古老的天文学和占星术混杂在一起的术士们打得火热。在许多个夏夜，他一边观察星星，一边听他的那些朋友们讲述有关世界的过时了的认识，内容是天体对人类命运的影响。每当接到为士兵演习买子弹的申请书时，他的回复总是，铅子弹太昂贵了，并命令士兵用土块演习。这次会面中，他非常友好，一举一动像总理大臣翁同和那样令人感到愉快。他对自己在山西、江苏、广东当巡抚时采取的政策非常自信，然而我却没有听到他给我介绍一项改革措施。但他努力做到了两袖清风。他非常急于向我说明，汉族官员是中外建立友好关系的阻碍者，而不是满洲人。汉人是固执的排外者。我努力提醒他中国不学习其他国家方式和方法的危险性。我强调了外国人的启发的必要性，并建议从外国聘请两名女政治家做慈禧太后的顾问，也为光绪皇帝请两位外国师傅。第二天，我派我的秘书去见他，问他能不能为我疏通一下，入朝觐见，以便向皇帝提出这些建议。两人就此事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他说的是：他对皇帝没有任何影响力，因为翁同和一手遮天；在内阁里，汉族官员独行其事，甚至恭亲王与李亲王都无足轻重。他声言，翁同和把皇帝引进了一团黑暗里，“蒙蔽了他的双眼”。刚毅的友善态度——尽管在感情上他是排外的，与其他满族官员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恭亲王像Lucner 那样傲慢自负，King Shin 要多粗鲁有多粗鲁。在这次会面中，满汉官员间的相互妒忌非常明显。刚毅后来成为维新运动的最大反对者，支持慈禧太后的反动政策。后来，他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组建团练，导致了1900年爆发的规模巨大的排外运动。 7．向翁同和和李鸿章告别2月24日，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翁同和派人把他的名片送到我在伦敦会的住处。按中国的风俗，这时非常正式的问候。我回赠他我的名片，并感谢他的厚意。没想到，他就在外面，有重要的事情要同我商量。这是空前的举动，此前没有一位中国的总理大臣曾拜访过传教士的住处。我们就宗教宽容和政治改革问题谈了一个小时。首先，他为朝廷没有发布政令，批准传教士的请愿书向我表示歉意，说他的上司不想支持他（见前章）。我请求不要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区别对待，并强调倘若能做到这一点，一切麻烦都将不复存在。他谈的第二件事是问我能不能帮助强学会，因为政府打算恢复它的合法地位。对此，我的答复是，如果强学会不能对中国做一些切实有用的事情，我不想跟它发生任何联系。他离开后不久，派人送来了四匹丝绸，还有让我路上吃的八盒点心。这些，加上孙家鼐送我的一对花瓶，我倍加珍惜，因为它们是友情的标志。那天晚上，我跟李鸿章最后见了一面。他已被指派出席沙皇的加冕典礼。尽管他对我们广学会的一些出版物的价值表示过肯定，但却没有打算为我们学会捐助点资金；在他总督任内，二十年时间里，我一直致力于赈灾、出版和中国的改革，但他从来不承认基督教会为中国做了一点好事。针对他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白梯克先生概括道：“谁能从荆棘丛中收获葡萄？”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变法维新的过程
8 变法维新的过程在我回国休假期间，变法维新的愿望迅速弥漫了全中国。林乐知先生——他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风行一时——被邀请担任将在上海开办的一所大学大校长，但他拒绝了。不过，他同意起草一份建立现代国际教育体系的章程，并以大英政府在印度建立的教育制度为主要底本，精心准备一个实施方案。变法运动像巨大冰川的消融，像阿穆尔河（黑龙江）坚冰的破裂，阻碍水流的巨大冰块被裹挟着，冲进大海。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报纸，叫《时务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报纸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它得到了驻节武昌的总督张之洞的和其他一些官员的大力支持。它的写作风格介于高级的文言（一种属于古典文学的高级文体）——只有相对较少的学者才能理解——与白话之间，后者一般的苦力都能理解。它的内容很纯粹，博得了每一位学者的推崇；它的风格很朴实，每一位读者都能明白。甚至湖南省，曾因它对基督教的卑鄙下流的诽谤而使帝国蒙羞，也在1897年邀请梁启超到长沙——它的首府——担任一所改革派开办的学院的校长。很多湖南人成为改革的热心倡导者。他们还邀请我的秘书蔡尔康先生——在上海时他协助我做一些文字工作——为他们举办讲座，被蔡谢绝了，他说，所有新观念都是外国人的，而不是他的。维新变法运动大有希望的一个迹象是，人们开始认识到，由来已久的对外国人的仇恨是不公正的；与外国人的友谊应当得到培养；中国古老的教育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必须引进西方的学问。有一些改革者甚至走得更远，声称儒教过于功利和世俗，大胆地主张采用基督教为国教。这个时期大有希望的另一个迹象是报纸的突然增多：在三年之内，由19家增加到70家。9 中国女学1897年底，我又回到了中国，发现变法维新运动正风起云涌。一所女子学校在上海创办，倡始者是中国电报局的局长（总办）和其他一些改革家。学校坐落在去江南制造局的路上，距圣凯瑟林桥不远。我的妻子理查德夫人应邀推荐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孩，条件是在美国新教圣公会接受过培训；另外推荐一名外国妇女，教授英文课。这个职位她推荐了林乐知博士的女儿。她自己则被要求至少每月巡视学校一次，检查一下有什么做得不到位。1898年2月，强学会在上海出版了《时论新编》（）其中四十四篇文章是梁启超写的，三十八篇出自康有为之手，而我的文章则有三十一篇被编者选中。陈炽——曾帮助我修改、写定献给翁同和的改革草案——也奉献了一些文章。10 光绪帝令人吃惊的变法诏书这时，康有为已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秘书，对皇帝很有影响力。张荫桓，前一年曾作为特别使者观光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既是内阁成员又是总理衙门大臣，也加入了变法维新派。内阁里的低级秘书们 对改革充满热情。年轻的皇帝很快就表示了他对改革派大信任，把他们的改革建议付诸实施，其结果就是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变法诏令：⑴废除已经实行了500年的八股考试制度；⑵在北京成立一所大学，研究西方科学；⑶将所有庙宇转变成从事西式教育的学校；⑷成立一个翻译委员会（译书局），负责将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⑸成立专利局，鼓励各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新式发明；⑹保护基督徒，使之不再受任何侵犯；⑺将改革派的报纸《时务报》确认为政府的政治喉舌；⑻废除中央及各省无用大机构；⑼鼓励年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