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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又说：“《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根本。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在《春秋》中，记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侯流亡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计其数。君王如果仔细考察这些事件的起因和经过，也就明白了为君治国的根本。”
孔子之时，因上无贤明的君王，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言论，以便判断礼义，作为评断君王的法则。如过遇到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是否就不需要著书立说，阐明明君之德，治国之略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太史公说：“伏羲最为淳厚，但他仍然作了《易经》的八卦以传后人。尧舜的盛德，因记载在《尚书》里，礼乐才因此而兴。商汤、周武王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圣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肃穆清和，天子的恩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但总觉得有些问题没有彻底说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则是下属官员的失误。所以作为臣子，如果不去记载昏君的无道，就不能给后世以警醒，如果不去记述明君的功德，更是莫大的罪过。”八、诸子百家暗含治国之智
诸子百家虽然都阐述了不同的治国观点，但其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正所谓文子所言：“圣人做事，殊途同归。秦楚燕魏的歌，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欢乐之情；各民族的哀乐，虽然声音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因此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结果。内心和悦闲适，外表就要流露出来，其他人也会受到感染。”
诸子百家之对政事持不同的观点缘于政事本来没有固定模式，所以要巩固根本，革除弊端，就要做到与时俱进。
时代在不断变化和更替，固守一种制度，顽守一种方法，显然是不能解决社会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问题。况且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了解和探知一个人的内心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所以，对于时政和民心，即便有应付万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完全掌握这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与人心之难测相比。因此，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就不能固守常规。
古代圣人治理天下，道法自然，没有什么典章制度。然而法规、制度的变化，文明和朴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开拓创新，或者是保守传统，兴兵打仗与和平交往，也都与过去大不一样了。但坐在君王的宝座上，摆出君王的仪仗，穿上君王的服装，虽然厚薄华美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或者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给达官贵人平反昭雪，对乱臣贼党施以刑罚，虽然宽松的程度有区别，但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政治，形式虽然相异，本质却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如果矫情用事，就会矫枉过正。比方说，穿着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朴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容易穷奢极侈；禁令不严，对下属过于宽容，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中，刑法过于严酷，就容易分崩离析。在曹魏时期，文人写诗撰文，极尽讥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个时期的国家风气；周秦末年的政治衰败，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22）
所以，政策法规的繁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决定，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刑书铸刻在鼎上，固然详细，然而约法三章，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简明易知。太叔因为使用了强硬的手段治国受到赞扬，子产为政宽容也让人感动。春秋时晋国的赵盾一上台就改变他父亲赵衰平和的政策，为政刚猛；而平阳侯曹参代萧何为相后，却一旨仍其旧，对萧何当相国时的法令一字不动。这些都是为政宽猛相济的例子，足以说明刚柔相尽治国之道的重要意义。
诸子百家，论述的都是政治的得失，但其中还有很多荒谬之见，只偏好于某一种学说。道家尊崇清净无为，视儒家学说为迂腐；拘泥名实的名家，却认为道家学说荒诞；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风，认为现在依然可以实行，征引切时救弊的成规，认为应当流传于后世。认真考究这些不同的观点，不难发现这些认识都各有各的弊病。
由此可见，君王在施政行令时务必应当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定，时代结束了，适用于那个时代的方法也就失去了效用；时代向前发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随之变化。只要行动不错过时机，前途必然光明。这就是与时俱进的真正内涵，是真正的君道。
（一）儒学
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他游历各国，广播儒学精华，他的弟子们也深谙其道，与他一起传扬儒家思想。可是自孔子去世后，他经典的言论就断绝了，他的七十二位成名弟子去世后，儒家的要旨开始变得混乱不堪。战国时形势纵横交错，真伪纷争，诸子百家纷然杂乱。
儒家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其职能是帮助君王和顺阴阳，昌明教化的。追随儒家的信徒们都遍读六经，注重仁义道德品质的修养，师法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为宗师，他们都是儒学中的高人。但发展到后来，有些对儒学了解不深的人，已经失去了儒学的精神本质，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又随时代的变迁对儒学进行贬低或抬高，更加背离了儒家的本旨，更有甚者用儒家学说哗众取宠，浅薄的儒士带来的祸患越来越多。
儒学思想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检验，虽然被众多有识之士推崇和效仿，但其还是不能顺利传成更广，究其原因与儒学道理之深奥不无关系。
司马谈这样评述儒学说：“儒家学说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照办。但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妻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经传不下千万，就是一辈子苦读，也无法精通它的学说，通晓它的礼制。所以儒学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别君臣父子之间的礼数，区别夫妇长幼尊卑的次序，则是哪一家也不能替代的。”
儒学因过于注重对仁义道德的遵守，而使乱世当头时许多志士仁人都恪守其信条而处境尴尬。
范晔说：“当时儒学者们到处游学求教，身着儒衣，谈论的不离仁义，所传授的，都是圣人的思想。所以人们都知道君臣父子的纲常和改邪归正的方法。但自汉桓帝和汉灵帝以来，朝纲被遭到破坏，国内的矛盾频频暴发，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都知道国家分崩离析之原因，豪强权臣隐藏着自己的阴谋，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屈从于卑鄙浅薄的谬论。但人们仍然背诵着先王的遗言，对叛逆之势无所畏惧。张温、皇甫嵩之流，只是使国家稍有安定，但名声却远播四海。俯仰顾盼之间，天下又风云变幻，仍然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昏君，处境尴尬地奉行君命，收集残兵败将，遵守各路豪杰的讨贼盟约，毫无悔恨，这些不都是儒学的功效在起作用吗？”
由此可以看出，儒学对后世的影响太大了，对激励和警示后人都有重要作用。
（二）道家
道家学说，同样也是诸子百家的代表，他们推崇的思想意义深刻，但却浅显易懂，易于为民众接受，所以，传播深广，但由于后世的拙劣仿效，也产生了一些流弊，影响了道家思想的传承。
道家大都出于史官，他们经历、记载了历代成败的经验教训，抓住大要和根本，主张清静自守，卑弱自持。这是君人南面之术。道家的精神与尧的克己谦让、《周易》的谦恭十分吻合，这是道家的长处。等到后世放浪形骸的狂士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抛弃了礼乐的束缚，也抛弃了仁义，主张用清静虚无，来治理天下。这是道家的流弊。
道家思想发展上产生的不利因素，并未影响世人对道家精神的崇尚，道家精神之内涵是君者治国之道的根本。
司马谈说：“道家精神专一，行为超脱与万物相合，源自于阴阳四时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名家和法家的精华，顺应时代的变迁和人事的变化来待人处世，所以无处不适。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扬无为的同时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虽一般人却不易理解，但却容易实行。他们以虚无为根本，以顺应自然为目的，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也没有一定的形状，所以能探究万物的实际情况。在应付万物时，既不抢先，也不居后，因此而主宰了万物。道家之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是否设置限制，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他们说：圣人之所以不朽，是因为能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原则。总之，虚无是道家的规律，因循是帝王的纲领，君臣各尽其才，使他们各自都有自知之明，这才是统治天下的最高艺术。”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23）
君王如能深刻领悟道家思想的精华，因循道家的意旨治国，无为而制，臣君人尽其才，统治天下，理顺万民是完全不难做到的。
（三）阴阳家与阴阳之术
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吏许多都成了阴阳家，他们尊崇上天，具有推算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本领，能够准确地通告天气。但由于后来者拘泥不化，阴阳家的发展受到了诸多限制，在小的术数上过分关注，信仰鬼神舍弃了人事，使阴阳之术生出弊端。
在司马谈眼里，阴阳之术利弊共存，他说：“阴阳之术，博大详尽，但忌讳太多，使人受到许多约束。但其主张顺应一年四季的节令从事农作，却是正确的。阴阳家对于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宿、二十四节气都有明确的界定与忌讳。但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则未必。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拘而多忌’。但阴阳家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就没了秩序，所以，阴阳之术是‘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是值得肯定的。”
阴阳之术虽主要是天象运转的规律，但天下万物都是相通的，尤其是天象与人的活动都是相对应的，即阴阳的更替和变化，一定预示着世间人事的变动。
《汉书》说：“天和人之间，精气互相震荡，善与恶之间互相推动。事情出现在人间，八卦图征兆就会在天上显示出来。所以，阴阳之理就在于各自都有感应。阴气发动，寂静的就会运动，阳气会被掩盖，明亮的东西就会变暗，这时水旱之灾就会降临。所以说，日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