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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尸子》认为：“德，就是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义，是天地万物各有所宜；礼，是天地万物的根本。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宜，井然有序，就是最大的仁。”
君王如果能做到德、义、礼、仁，国家就一定能井然有序。
文子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百姓就会追随；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但只要危害一个人，百姓就会反叛。所以任何举措的出台或者放弃，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又说：“人无廉耻就无法治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约束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和睦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所以明君在上，应将爱憎明白地显示给天下，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远避他。不随便动用刑罚，同时要修礼义，任贤能。”
（二）靠农业安定国家
作为君王，要使自己国家稳定得坚不可摧，必须重视各方面的治理，尤其是对农业，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没有良好的农业就不会有好的政治。国库里连粮食都没有，国家怎么能稳固呢？所以，农业的发展是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
要想使国库内的粮食取之不尽，就必须重视农业，充分利用土地。
晁错劝汉文帝说：“现在土地和人民不比过去少，也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但粮食和积蓄却不如过去多。什么原因呢？因为土地没被充分开发，民众还有余力，能生长庄稼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垦，山林湖海的资源也没有全部利用，流民没有全部回乡务农。当务之急，在于重视粮食生产，方法就是按照生产粮食的多少作为赏罚的标准。应当招募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凡是能这样做的，百姓可以升官，有罪的可以免罪。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有了富余，国家就财源富足。不过三年，入库的粮食就会多起来。”
只有当百姓丰衣足食才会少生事端，只有储备的足够的粮食，国家才能抵御饥荒和灾害，只有当君王真正重视农业的发展，才能使国民真正认识到农业的作用。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8）
汉景帝下诏说：“崇尚奢侈，将损害农业生产；华丽的刺绣会伤害民陶纺织。农业受到损害将导致饥荒，纺织受到损害就要挨冻。饥寒交迫而百姓不为非作歹，难啊。我要亲自耕作，皇后要亲自采桑养蚕，以供奉宗庙，来带动天下民众。希望天下百姓都从事农业生产，使衣物和粮食。都有积蓄，以备灾荒。”
发展农业的根本就是扩大土地的耕种范围，大力种植桑麻，饲养六畜，因此，必须限制其他侵占土地的行为，只有如此，国库才会永不枯竭。
晁错在《盐铁论》说：“国家有丰饶的土地而人民却食物不足，是由于工商业繁荣了，而田野却荒芜了；山林江海物产丰富而人民却资财不足，是由于不致力于生产实用的物品，却过多地制作那些奢侈奇巧的东西所致。”
重视农业的英明君王汉景帝曾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要命令各郡县和诸侯各国奖励农业生产，种桑养蚕，多植树造林，这样就可以使百姓丰衣足食。官吏有征发、雇佣人开采黄金珠玉的，要按其获取的多少按盗窃论处。知道二千石以上的粮食被偷而知情不报的，要以与盗窃同罪论处。”
只有人民的生活稳定了，国家才会安定。《申鉴》说：“不怕死的人是不能用治罪来恐吓的；不热爱生命的人，无法用行善来勉励他。所以，为君者要先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稳定人心。”
（三）以制度管人
俗语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限制民众的行为就会出现纷乱。但制度的制定必须针对根源，才能顺应民心。如果制度不适应民情民意，比没有制度导致的纷乱还严重。所以为君者制定和颁布一项制度时一定要谨慎。
法令的颁布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尉缭子说：“颁布法令是为使万众一心。假如在法令出台时不反复审度，出台后又多次更改，那么法令即使颁布了，群众也不相信。所以凡是颁布的法令，即使有所不足，也不要随便更改。这样，群众就不会无所适从，法令就会得以贯彻执行。”
《尹文子》还说：“父亲给儿子下的命令，有的要照办，有的却不必。赶走尊贵的妻子，卖掉喜爱的小妾，儿子会照办；如果说：你不许有怨恨，你不许有思想，这肯定做不到。由此可知，作为君者，对法令的颁布一定要慎之又慎。”
用制度治理国家，不仅要有一定的宽泛性，还要有一定的限制性，宽严得当才是最好的治理。
文子说：“治理国家有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以有利于人民为根本。政治与教化有其规律，那就以令行禁止为准则。”
君王在选择治理百姓的官员是必须选择不争权夺利的人做官，同时要使人民各自做他们所擅长的事。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使制度得以推行。
荀子说：“察看地势高低，安排播种五谷，君子不如农民；流通货源，辨别贵贱，君子不如商人；使用工具，准备器材，君子不如工匠。至于评价一个人的品行以便恰当地任用，量能而安排官职，说话合情合理，做事抓住要害，这却是君子的特长。”
文子也说：“力量可以胜任的，举起来也不沉重；能力够了，做起来也不难。”
只有制定一些能发挥人民特长的弹性制度，人民才能“心甘情愿”地执行。
为了严明法纪，为君者应该明确告知臣民做什么样的事情要被处死。但这种严厉的惩罚必须符合道义。
孔子告诫为君者说：“当君王的丧失道义去杀部下，是不符合礼教的。”因此三军大败，将领不可斩；法治不彰，刑罚不能动用。因为颁布制度的人对人民没有进行教育，责任不在民众。蔑视法律而灭亡的是盗贼；横征暴敛的是暴君；不预先告诫民众，却责备百姓的是虐政。政策没有这三种弊端，然后才能实行法治。宣传道德先使人民心悦诚服，这样做不行，就树立榜样来教育人民；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撤掉无能的官吏。如果这样仍然有不法之徒为非作歹，这就得用严刑峻法了。”
由此可见，严刑的动用是有限制的。
其实，治理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德治和法制并施，仁义和法令并行，两种方法兼用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的统治。
东汉袁安说：“仁义和礼制，是法治的根本，法令和刑罚是治国的末节。没有根本，国家就无从建立，没有末节，根本就无法完成。为什么这样说呢？实施以道德为教化的政治，必须先以仁义教育人，再示之以礼让，使人迁恶向善，不知不觉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行动。儒家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不需要刑法。他们不明白有法治为依托，仁义礼让才会在上面形成。实施法治，是为了扬善抑恶。提倡文明，禁止荒淫。这是治国的关键。法家如商鞅和韩非子等人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无须以仁义为本。，他们不知道以仁义为根本；法令才能执行。如果只有刑法而没有仁义，人民就产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愤怒。而有仁义而无刑法，人民就会轻慢，邪恶就会随之产生。以仁义为根本，靠法令来完成，双管齐下，二者并重，才会天下大治。”
桓范说：“夏桀、商纣使用刑罚，不是把人做成肉酱，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来越多，终于灭亡，就是因为他们不把仁义作为治国的根本。”所以说，法律的宽恕是仁，法律的决断是义。仁义乃刑罚的根本。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9）
仲长子说：“从前秦国用商鞅变法，张弥天之法网以便严密控制天下苍生，然而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万众响应。举国上下都不愿为朝廷效力，这是因为百姓极度的怨恨郁结于心的缘故。”
因此，孙子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没有一种制度是绝对完美的，只有将不同制度中的优点都集中在一起发挥作用，才是相对完善合理的制度。做到仁治不难，利用法治也不难，难的是将两种制度很好地揉搓到一起，而这恰是为君者最该考虑的问题。
（四）政策应长远，选官须谨慎
法令是指导臣民活动的准则，必须具有相对的长远性，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图一时方便就苟且敷衍。
董仲舒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来说明政策的指定应该以国家长治久安为目的，他说：“安定边境之策，想让汉朝与匈奴和亲，又以匈奴单于的爱子作为人质，是达不到目的的。班固认为匈奴人桀骜不驯，每当有人投降汉朝，他们便扣留汉朝使者来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拿爱子作人质呢？孝文帝时，单于娶了汉家女子为妻，可是屡次违背和约。他们如此利令智昏，怎么能希望他们不为利益而牺牲人质呢？谋略大事，制定国策，不求长治久安，只图一时的稳定，这样的政策不能久远。”
荀悦还认为：政策应该具有权威性和导向性及简明性，他说；“高明的政治，在于抓住纲纪，阐明道义。如果一切政策都要大家去评议，揣度它是否合乎时宜，迫不得已才采用它，若非有重大理由，不应当这样做。”
君王如能任用适当的臣子为自己谋事，则会事半功倍。何者为适当的臣子呢？能审时度势，明察国计民生，并能恰当地选用人才的人，就可以推拥他为大臣。
荀子告诉君王在选用臣子时要慎重对待三种情况，他说：“学习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去实行它，那就可以称王了；学习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去实行它，那就可以称霸了；学习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去实行它，自然会一同灭亡。与有礼义的君子共事，可以称王；与正直诚信的人共事，可以称霸；与妄图颠覆国家的人共事，只能自取灭亡。明智的君王应该谨慎地对待这三种情况。”
对于何人适应何职，管仲的意见很明确，他说；“执政者不仁，不能把政权交给他；有了贤能的人不让位，不能让他居于尊贵的地位；因为是自己的亲戚，就不使用刑罚，不能让他掌管兵权；不喜欢农业，不能让他治理地方。”
还说：“让贤者靠本事吃饭的人，就会使国君尊贵；能让勇士靠战功而谋生的人，士兵就会为他卖命。这两种政策一旦确立，天下就得到治理了。”这应该是君者在选用臣子时最有效的考察原则，即：能者上。
臣子在使用时应进行必要的考核，以观察其才智和才能。傅玄给出了六种考察臣子的方法：“第一，以文明教化的情况来考察他的业绩，他就会重视自身的道德；第二，以清正廉明来考察他的工作，他就会言行谨慎；第三，以才能来考察用人情况，他就会慎重地推荐人才；第四，以租税服役来考察是否公平，他就会处事谨慎；第五，以农业知识来考察他的水平，官吏就会致力于农业；第六，以执法情况来考察诉讼，他就会认真审理案件。”
通常这样做，臣子的使用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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