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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圣人治理国家该彰显于世还是该深藏不露呢？
《周易》说：“发明器物以便于利用，制造工具以谋求天下福利，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了。”
庄子则坦言：“圣人不死，大盗也不会停止偷窃。虽然尊重圣人使天下得到了治理，但也为大盗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发明了斗斛以便称量，结果连斗带升一起都被偷了；发明了秤锤和秤杆以便称量，结果连锤带杆都给偷了；发明兵符和玉玺以便让人守信用，结果兵符和玉玺一起都给偷了；为教育民众造出仁义礼制，结果仁义也被窃走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盗窃帘钩的人被杀，而窃取国家的人却成了诸侯。只要是做了诸侯，仁义道德也就有了。所以人人争着做大盗，争着当诸侯，纷纷去盗窃仁义，以及斗斛、称以及符玺这些实际的利益，虽然有高官厚禄的诱惑，有刀钺斧锯的威胁，仍旧阻止不了。导致这种无法制止的后果，是圣人的过失！因此老子说治理国家的权柄是不能让人看见的。圣人作为天下最厉害的武器，也不能暴露给天下人。”
用圣人这把利器治理国家，掌握好隐藏和显露的时机很重要，走极端都不利于治国。
五、活学灵用巧治国
君者应该根据时势的改变不断更替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治国的方法，不思进取，因循守旧只能自取灭亡，能因时制宜、随机应变地适用政道，则是基业长兴的必由之路。备受推崇的王、霸之道，黄老之道，孔、墨之道，中、韩之道，也是各有所长，能因事因时讲究方法的运用是君王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
（一）墨子的治国术
墨子的治国之术是节俭，他认为君王只有生活节俭才能使国家财政充盈，国家富裕了，人民才好治理。
墨子认为：以前古人还不知道建造宫室作为房屋居住，只住在山陵高地的岩洞中，到了三王的时代才开始建造宫室。但其建造办法很简单：高足以避潮湿，广足以御风寒，宫墙的高只要能够分隔男女就可以了，仅此而已，完全不具有观看之功效。正因为如此，那时人民都感到财用充足。以后的王侯，所造的宫室就大不相同了。他们横征暴敛建造宏伟壮观宫室台榭，并用各种颜色刻镂彩画，宫室建造的精美绝伦。更严重的是下面的官宦都竞相效仿，结果造成国家的财用匮乏，难以抵御凶年饥荒，无法赈济孤寡贫民。国家越是贫困，人民越难以治理，天下混乱。所以建造宫室应该节约。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4）
以前古人不知道做衣服的时候，只在身上披兽皮，挂草叶，冬天虽笨重但暖和，夏天虽厚拙却清爽。三王时期，觉得这样不太中意，于是就教妇女制作衣裳。冬天用丝制成棉衣，既轻便又暖和，夏天用麻布做成纱衣既轻薄又凉爽——仅此而已，做衣和穿衣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美丽，让他人观看，只要实用即可。当时人们生活节俭，易于管理。当时的君王生活也很简朴，易于奉养。后来的君王服饰就不同了，他们大加制作华美飘逸的服装和精制的服饰，如用黄金铸制带钩，用美玉制作玉佩。他们的穿着已经不是为了防寒保暖，而是为了好看。上行下效，人们变得越来越虚荣邪僻，也越来越难以管理。君王奢华腐败，不听忠言。用奢侈腐化的君王统治的淫逸邪僻的臣民，天下不乱是不可能的。因此制作衣服也应节俭。
这就是墨家的治国之术，以节俭治国，以节俭理民。君王能在衣食住行方面节俭不奢，臣民才不敢在生活上奢华浪费，国家才能民风纯正，保持稳定。
（二）申韩的统治术
国家的治理不能离开法度，以法治国也应是明君该采取的治国方略。
商鞅说：“法令决定人的生命，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慎到也认为：“为君者舍弃法律，想以身作则来治理天下，结果受赏的人虽然感到很得当，但其欲望无穷；受罚的即使也感到很得当，但总是希望减轻自己的罪行。国君如果舍弃法律，只凭自己的主观揣度来量刑，怨恨就会萌生。所以，分马的人采用抽签的办法，分田的人采用抓阄的办法，虽说抽签、抓阄不比人的智慧高明，但这样做可以排除私心，堵塞怨恨。国君用法制而不亲力亲为，事情用法制来了断，以法制决定名分和赏罚，子民就不再寄希望于国君了，人们也就不会产生怨恨，举国上下反而会和睦相处。”
以法治国首先就要明确权责，分清名分，责权分明了，为官者就不会推诿责任，名分清楚了，臣子就不会有所隐瞒。
尸子说：“言语形成的名分，不能不分清职责权限。国君如果和大臣分担同样的职权，那么大臣们就有推脱罪责的机会了。就像用墨斗划线，弯曲的木头就暴露了，一考查名分，大臣们如有失职而又想隐瞒的，就是有罪的。”
确定名分后就是骗子也会变得诚实不欺，就是大盗也会变得廉洁不诈，自觉地安分守己。正如尹文子所言：“名分定，万物不争；职责明，私欲不行。人不争，不是因为无心争，而是因为名分已定，争也是白用心；私欲不行，并不是没有欲望，而是职责已明，有欲望也不管用。私心、私欲人人都有，能使人无私无欲的原因是制止的方法得当。”
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君制定大原则，臣分头去办。作为人君，就要拿法度去要求人臣，看看是否名实相符。名分就好像是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纲持符，天下万物就可笼络管理了。”
名分、职责都有了严格的分属，君王即使不亲自体察事件的真相，也不会受到蒙骗，即使不亲眼看到事件的经过，也不会被欺诈，因为有欺罚赏实的法度存在。所以韩非子说：“为君者的眼睛不像离朱那样明亮，耳朵不像师旷那样敏锐，如果不借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听，只等自己耳目聪明后才去观察、聆听，那么看到听到的东西就太有限了。这不是使自己不被蒙蔽的办法。明君是让整个天下为自己去听去看的人，他虽身处深宫，却能明察四海，举国上下既不能隐瞒他，也不能欺骗他，因为隐蔽之罪重，举报之赏厚。”
荀子也说：“职责明确，事业有序，材尽其用，官尽其能，天下没有得不到治理的。品德好的人得到晋升，廉清的人得到重用，加上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那么就会事事清楚，无所遗漏。君王的英明之处就是能够做到不看而能看见，不听而能听见，不思考而能知道，不行动而能使事业成功，岿然不动而能使天下顺从他的意志。”这也就是循名责实的深意。
尸子又进一步说明：“明君要想确保自己的权势，就应当形象端庄，心怀天下，目视九州而不烦，眼观红尘而不淫，文武百官的职权了然于心，与人言谈对应得体。这样，就能端立于朝堂之上，纵然有所隐瞒遗漏，疏远忽略，也不会太多。明君无须使用耳目或间谍去侦察刺探，也不勉强去听去看。有物则观，有声则听，事至则应，身边的事情不让轻易漏过，远处的事情也能得到妥善处理。贤明的人才不让流失，微贱的人就会对他毕恭毕敬。如此万事万物都不能脱离他的控制了。”
因此，有道之君要用名分来匡正一切不合名分的现象，按实际情况确定名分，各负其责，整个国家才会井然有序。
尧治理天下，处理政务靠的就是名分，因为名分正，天下大治；桀治理天下，处理政务，同样是依靠名，因为名不正，天下大乱。因此，正名很重要，名正则天下正，名不正则天下乱。
尸子说：“舜因为能明确手下各自的职责：让大禹治理水患；后稷播种五谷；皋陶掌管刑罚。所以他虽没去具体办什么事情，他却成为了全国臣民的父母。”
能者上，愚者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君王在任用人才，明确权责、确定名分时应依照这一原则，各有所得，才不会引起纷乱。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5）
姜太公对周文王说：“天有经常的形象，人有经常的活法，能与上天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天下才会太平。”这就是“事自定”的意思。尹文子也说：“因为贤能的人有用，人君便不得不用；因为愚昧的人没用，所以人君不能使用他们。用与不用，各得其所，不必担心天下大乱。”
严惩小失，重赏小善，能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尸子说；“君王处理朝政之道就是明确下臣的职责。发现有特别好的大臣，一定要问清是谁举荐的；有重大过失的，一定要问清是谁任用的。然后决定赏罚，并用这种办法来考察优劣，使该负其责的大臣不敢徇私舞弊，文武百官就不会徒有其名。优秀的就会受到尊重，失职的就受到蔑视。好与坏，忠与奸，就黑白分明。”
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信中说：“韩非认为：‘慈爱的母亲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厉的主人没有强悍的奴仆。’原因就在能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商鞅变法，对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随便倒垃圾是小罪都要严惩，更何况重罪？所以人人不敢犯法。因此，要使人不犯法，就不能去学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做法。”轻罪重罚就是商鞅和申韩的治国之术。
商鞅在变法时规定：以伍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九家连坐，不告发者腰斩。同时明确尊卑、爵位、等级，贵族所拥有的田宅、奴婢、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使有军功的感到荣耀，无军功的富有也没有光影。注重农业和演兵争战。这些都是商鞅变法的主要措施。
桓范认为；“商、申、韩崇尚人的狡诈智谋，专门推行苛刻的法制。主张废除礼仪，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因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全国各地出现伤风败俗的景象。从这方面看，他们是伊尹、周公和吕公的罪人。然而他们在使人君尊贵，臣子卑下，富国强兵，信守法度，坚持法制等方面还是可取的。以法治国发展到了汉朝，出现了宁成、郅都等酷吏，效仿商、韩，进行残暴杀戮的统治，迎合人君的旨意，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干尽了祸国殃民的事情。但是这些酷吏在抑制豪强，抚慰孤独贫弱，自身清正廉洁，使官吏出于畏惧忘私为公方面同样存在可取之处。发展到后来，那些所谓的能人，就是一些执法犯法，仰仗权势，不为百姓办事，只想徇私舞弊，等到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做官不担心受处罚，根本不体察同情百姓当中受冤枉的人。这成了申、韩、宁、郅的罪人。”
总而言之，用王霸、黄老、孔墨、申商之术治国，具体情况是有所不同的，适用范围也有所差异，纠正前代流弊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希望能振兴国家、普济众生。每一种方法都不是万般皆准的真理，都存在不能避免的瑕疵，为君者应重点审视其中对治国有利的一面为己所用，更应该认真明察其中的弊端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惟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而用之”才是君者的治国之道
（三）王道与霸道之别
王道的统治，是先将祸害人间的暴徒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