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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帝国-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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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的,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   
大都新城的平面呈长方形,周长28。6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相当于唐长安城面积的五分之三,接近宋东京的面积。元大都道路规划整齐、经纬分明。考古发掘证实,大都中轴线上的大街宽度为28米,其他主要街道宽度为25米,小街宽度为大街的一半,火巷(胡同)宽度大致是小街的一半。由于城市轮廓方整,街道笔直而规则,使城市格局显得格外壮观。   
元大都建成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繁荣的城市,根据文献记载,仅赋役人口就有约40万。推测当时大都城市人口近百万人。元大都从城市建筑规模之雄伟恢宏、建筑工艺之精美壮丽、商业贸易之繁华发达以及东西文化交流之丰富多彩,都是当时世界上其他城市所难以相比的,是13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一些欧洲旅行家也不远万里慕名而来,有的还写下了游记。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用了许多篇幅和形容词赞叹大都之繁华。如“宫殿之大,前所未闻”;各种建筑“巧夺天工,登峰造极”;艺术作品“金碧辉煌,琳琅满目”“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出售商品之多,是世界上任何城市所不能相比的。”   
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约翰阿拉的《大可汗国记》中,也认为大都的“货物种类,较罗马、巴黎为多,蕴藏金银宝石尤富。”难怪当时的西方人读到这些游记后,会对中国和大都惊羡不已,以至掀起了寻找东方航路的热潮。   
大都城最繁华的地方要数全城的中心钟鼓楼一带。这里西濒南北大运河的终点海子,南来的商船聚泊在这里。沿岸歌台、酒楼遍布。钟楼的附近有米市、面市、缎子市、毛皮市等,而西城羊角市一带还有羊市、马牛市、骆驼市。甚至附近还有专门贩卖驱奴的人市。中都旧址虽日趋冷落,然道观寺庙却仍然香火盛行。每年正月十九京城的居民纷纷来白云观游玩,称之为“燕九节”或“安邱节”,届时人流拥挤,摩肩接踵,热闹非常。   
为了保证京城的粮食需求,元朝政府开通了海上运输线,疏凿了杭州至大都的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元大都的经济繁荣同开凿通惠河密不可分。史书记载当时元大都每年要从南方运进粮食百万石以上,多时高达300余万石。在通惠河开凿之前,粮食从水路运抵通州后,要转经陆路方能抵达元大都城内。   
元朝的运河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南行越过黄河、淮河、长江、太湖流域,直达杭州。这条大运河自汴河以南利用了隋朝以来的旧有河道。汴河以北主要是新开的河道。新开的河道有两段:一段是会通河,从山东东平,向西北至临清,接通原有的运河河道。再有一段是通惠河,从大都到通州。   
公元1291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元世祖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元朝的大运河总长3000余里,和今天的大运河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样,大运河的通航,网织起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资交流网,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突破性的发展。大运河的通航,也大大促进了南北科学文化的交流。同时,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因为有了发达的水路和陆路,所以,大量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使者和商队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第三章 海纳百川大融合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特殊的一页,是北方蒙古民族建立的一个朝代。在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元代的统一促进了我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元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那海纳百川的融合性,尤其在元朝建立的初期,这种融合性更为突出。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它疆域的融合性。元朝的疆域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要辽阔。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为: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   
在这如此大的区域里,涵盖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要把这些民族都统一管理到一个国家,就必须要求各个方面的全面融合。在元朝统治下,不仅中原居民、北方居民得以进一步融合,而且西北、西南的民族和中原民族的关系也得以进一步密切。同时,在中国还涌入了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居民,以他们为主体,在吸纳土著居民的基础上,形成了人口众多的新兴民族——回族。   
在元代的最高统治者看来,这种融合也是要有限度的,他们不可能完全被其他民族融合、同化。这是他们所不允许的。例如他们懂得汉族文化的优越性,又懂得要保持蒙古祖制,保证民族特权的重要性。因此,忽必烈制定的纲领是:“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他要求继承蒙古族的祖宗成法,采取中原王朝的仪文制度,力图把两者融合起来。这种吸收式的融合从他主持的大都兴建的风格上就突显得淋漓尽致。   
宫阙建筑风格本于汉制,城门、坊名本于《易经》,而内庭摆设又带有蒙古斡耳朵(宫帐)的特色。大都除了修建一些伊斯兰教清真寺与基督教堂之外,元朝还在元大都兴建了国子监(孔庙)、白塔、妙应寺、白云观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筑,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融会。   
此外,人口的迁移,交通的发达,民族的杂居,也是导致各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蒙军南下,军旅中多有“回纥、羌、浑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来归者。”他们随军屯驻,大多数成了当地居民。同时,元军兵锋西指,西域归附,驿路畅通,方便了商贾往来,民族杂处,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和交流,对促进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元朝对民族融合是有贡献的。   
这最明显的要数契丹人和女真人。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8种汉人中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   
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差异,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到了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在融合的浪潮中,最具冲击力的,最有影响力的要数文化的融合了。这其中被汉族文化的融合是占有主流地位的。从历史角度地看,起于漠北的元朝入主中原,在它夺取统治权及其统治的前期,打断中原文化,即以儒学思想为主的华夏文明的正常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元朝最终成为继续华夏“正统”的一环,其发展华夏文明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元朝灭金亡宋,不仅打破了原本相对稳定的文化圈,而且,其横扫亚欧,疆域猛增,又给中原文化注入了外来文明的新鲜血液,丰富了中原文化的成因。从整个文化史上讲,元代这次巨大的文化转型,正处于华夏文化从开放走向封闭的转折点。   
这种汉化首先是从统治者开始的。只有统治阶级的意志和重视,才能更快的转化为行动。元朝统治者在汉化的过程中,不仅接受金朝统治区的中原文化以及南宋统治区的江南文化,而且,他还广泛地接受了包括西域文化在内的大量外来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增加了外来文化的因子。   
同时,其亡金灭宋的过程中,也导致了中原与江南文化的大迁移,先是在金朝统治区里形成以大都为中心的大都文化圈,在灭宋的过程中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它又对江南进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典籍文化及精英知识分子北上。这些行为,对江南文化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但这一文化的迁移,更增加了大都文化圈里汉文化因素的分量,从而为形成元朝的文化特质提供了可能。   
这种文化的融合,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有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熏陶,还擅长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例如贯云石(回纥人)、阿鲁威(蒙古人)、薛昂夫(西域人)所写的诗词或散曲,造诣颇高;杂剧作家则有杨景贤(蒙古人)、李直夫(蒙古人)等,其中李直夫所著杂剧,有《虎头牌》等11种。这一批来自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笔端流露出各式各样的风情格调。西北游牧民族特有的质朴粗犷、豪放率直的性格,注入作品的形象中,使元代的文坛更加多姿多彩。      
第四章 思想自由与宗教宽容   
元朝的全方位大融合也造就了思想上的空前活跃。在思想文化上,元朝的统治者与辽、金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一样,他们积极吸取、接受汉族文化传统,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治海内”,并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为正统思想,作为儒学宗师的孔子,也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朝廷还设立官学,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自京师至于偏州下邑,海陬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有学”。元朝的最高统治者还亲自带头学习经史,表示对于儒学的重视。并下令翻译儒家著作,还请名儒学大师讲授汉文经典,要求皇室成员、群臣百官都必须习读儒经。   
在朝廷中,统治者任用儒士,如耶律楚材、赵复、许衡、姚枢等一批汉族或少数民族中的儒林名士,都先后委以要职。在他们的宣传、影响之下,使儒家学说在元代得到广泛的传播。   
在程朱理学的地位被统治者得到确认的同时,儒学声势的显赫也存在着很多不和谐的韵律。因为,元朝统治集团的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事实上,元朝的最高统治者懂得不同的学说、教派,也知道其有着不同的效用。元仁宗常常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因而都予以宽容。   
至于儒学本身,也在各种思想的碰撞中,在崇尚功利的社会心态影响下,分化为不同的流派,甚至分裂出像邓牧那样把儒家大同理念与道家无为主张结合起来,敢于抨击皇帝专制和官吏贪暴的思想家。总之,“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程朱理学独尊的局面也发生了变化,演化出各种各样的复合体和交叉体,思想领域呈现出各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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