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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科学技术相当发达，丝织业、制瓷业、造船业均领先世界，沈括的《梦溪笔谈》记录了当时科学技术方面的突出成就。北宋城市规模之巨大，商业之繁荣均超过前代，纸币“交子”的使用就是明证。当时海外贸易尤其发达，广州、泉州是闻名世界的大商港。北宋都城开封已经是人口超百万的大型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表现了开封当时的繁华景象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北宋时期繁荣的经济、发达的科技，为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文化消费的增长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词的兴盛与城市经济、特别是娱乐业的繁荣有极大关系。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促使印刷业迅速发展起来，对科技文化的传播产生了巨大作用。北宋印刷业空前发展，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上万卷。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著的首次出现就是一个明证。
北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赵匡胤和赵匡义以下历代皇帝都好读书，重用文士。城市规模的扩大、经济的繁荣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农业技术的改革极大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宋代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三位宰相相继兴学又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北宋继承唐代教育制度，在府、州、县、路等行政区域内设立学校。北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倡导“庆历兴学”，在东京兴办太学，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应科举者需先受300日的州县学校教育；考试先考策论，次考诗赋，不考贴经、墨义。宋神宗赵顼时，王安石倡导“熙宁元丰兴学”，进一步扩建太学，学生名额增加到两千四百人，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整顿地方官学，统一学校和科举内容；科考取士本于学校，取消诗赋、帖经考试。宋徽宗赵佶时，蔡京倡导“崇宁兴学”，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有学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停罢科举，在各州县普遍设立学校，由学校选拔人才，学校教育达到极盛时期。《宋史…选举志一》说：“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学校也日益兴盛。官学、私学与书院构建了宋代的办学格局。宋代书院尤盛，一般皆选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蒐集图书，延聘学者，聚徒研习儒家经典，讲授孔孟学说。声名最著者为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等“四大书院”。南唐的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北宋改称白鹿洞书院，就是著名的藏书与讲学之地。四大书院的规模和学术水准都堪与官办学校媲美。宋代学者普遍重视教育，教育的普及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宋代成为中国文化教育高度发展的时期。
在继承唐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宋代科考的内容和侧重点不断变化，时而重经文，时而重诗赋，时而重策论，但诗赋始终受到文人的重视。宋代科举实行弥封制度，进士及第都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科举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有效手段。宋代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广泛开放，文人的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社会门阀势力完全消失，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又名《励学篇》）为读书人描绘了美妙的前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因而当时士人皆以读书为第一要务。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都出身于寒微家庭。宋王朝优渥文士，文人士大夫地位之高、待遇之优，其它朝代都难以相比。宋代对待文人的政治环境相当宽松。据说宋太祖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如吕蒙正天天吃鸡舌汤，宋祁夜夜拥妓豪饮，文人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社会，宋王朝通过科举加强了对文人的思想控制。北宋王朝以崇尚儒学为标榜，同时也提倡佛、道思想，“三教合一”的趋向在这时开始形成。从维护高度专制的政权出发，大多数士大夫以儒学安身立命，既要保持儒学的优势地位，也对儒学加以适当改造，希望以伦理道德的内化来解决社会矛盾，儒家伦理观念被不断强化。宋代科举考试的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籍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自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的语文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诗经》被确定为“十三经”之一，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北宋也是一个思想统治开始严厉的时代。熙宁年间，苏轼就因“乌台诗案”被捕受审而险些丧命。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文人大都只能在忠君报国的前提下确定自我角色，注重道德情操，重理智而轻感情，个性内敛，“修身齐家”成为文人的自觉追求。这种思想倾向对宋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文学被当作政治与教化的工具，受政治及伦理观念的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宋代文学就是在儒家思想约束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宋代文学、尤其是被视为正宗的诗文中常常充满政治说教和道德理念。
北宋文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城市和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市民文化的兴盛。戏曲、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种趋势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是市井文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与都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兴起关系密切。北宋词的境界进一步得到扩展，从题材到形制，从作家到作品，词的创作达到巅峰状态，成为与唐诗并称的奇葩。
北宋帝王崇儒好学，多具有较深厚的文化修养，爱好文学，多能诗词，愈往后愈甚。宋太祖赵匡胤在未发迹时就曾吟咏过一些表现宏大志向的诗篇。宋太宗时，姚铉以一首《赏花钓鱼侍宴应制》赢得太宗的激赏，为时人羡慕。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很有名气。由于道统文学观的兴起和理学的逐渐形成，诗歌也被视为传道的工具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宋代文人真正最重视的、也最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性格的文学体裁，仍然是诗歌。傅璇琮领衔主编的《全宋诗》收录两宋9000余位诗人的作品二十余万首。唐代诗人对宋代诗人影响很大，最突出的是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等人。北宋著名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都对杜甫推崇备至，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特点。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歌都不同程度受到韩愈诗风的影响。北宋诗人在诗歌的语言技巧方面尤有显著的创新与发展，他们比唐人更多地运用日常口语及散文句法，使得诗歌的意象自然亲切、意脉流动顺畅，意境平常冲淡；又将生僻语词、典故及特异句式引入诗中，使得作诗成为诗人比赛学问和机智的工具，诗歌变得更精致、更含蓄。
词至两宋达到顶峰，在意境、形式、技巧等方面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唐圭璋编纂的宋词总集《全宋词》（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版）收录两宋词人1400余家，词21000余首。在传统上，词最初是唐代歌妓在酒宴上演唱的歌曲，与乐歌有密切联系，以抒情委婉细致见长，抒情性与音乐性要比诗歌讲究。晚唐五代的花间词有浓郁的宫体气息，题材大抵是男女艳情、离愁别恨，语言精心雕琢，艳丽精美。受其影响，宋词的正宗依然是吟风弄月、儿女情长。诗庄词媚，诗大词小，重诗轻词，是北宋文人的基本观念。北宋初期，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据说宋太宗“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续湘山野录》）。不过词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提高，它仍然只是文人在樽前花间一觞一咏之际的娱乐性创作。北宋庆历以后，词的创作在内容、技巧、体制各方面都出现了飞跃发展，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词人，其中晏殊、晏几道、张先、欧阳修、柳永尤为出色，而苏轼的成就尤其卓越。宋仁宗“颇好”柳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陈师道《后山诗话》）。虽然词在宋代许多文人眼中依然不如诗那样崇高庄严，但它已经赢得了与诗并驾齐驱的文学地位。北宋词人，从柳永、二晏、周邦彦、姜夔到吴文英等，恪守词的传统，使词的形制更丰富、语言更精炼、意境更深婉、风格更细腻，音律更精美，保持了词家本色。苏轼则异军突起，以其雄大才气开创了词的新境界。他打破了词的题材限制，把“诗言志”的传统引入词中，而且把散文句式用在词里，使词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技巧更多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人词的面目。
著名的开国君主赵匡胤卓著的建树在于政治和军事方面，诗文并非其所长。但他流传下来的两首诗《咏初日》、《咏月》却历来为后人所瞩目。《咏初日》是一首绝句，有据陈岩肖《庚溪诗话》记载：“上微时，客有咏《初日》诗者，语工而意浅陋，上所不喜。其人请上咏之，即应声曰：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咏月》一诗仅存残句“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关于这首诗，还有一段佳话。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王师围金陵，唐使徐